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权力的来源与结构的理论(1)
——兼论深层破解新时代主要矛盾之道
杨俊(2)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一、经济权力生成的来源
第一，生成经济权力的劳动实践必须是社会劳动。社会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就在于必须有一种实践活动把每个人内在地联系起来并形成统一的有机整体，这种实践活动只能是劳动。而每个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因此，人作为社会人，只有通过将他的私人劳动作为社会劳动才能使自己与社会发生联系。“什么是‘社会劳动’？即为全社会的他人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劳动，它区别于那种每个人自给自足的‘自我劳动’”(4)。自给自足的自我劳动者所生产的物品只是为自己直接使用和消费，那么他与社会没有关系。在社会分工条件下，单个人的劳动必然具有社会性，这是因为人首先必须解决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但是单个人不能依靠自己的全部力量来完成这一系列活动，他必须用自己的劳动拿到社会上去交换，即通过为他人而劳动的过程来获得自己的各种需要，这种支配自己的劳动为他人而服务的社会劳动为经济权力生成创造了第一个条件。
第二，生成经济权力的劳动实践必须是剩余劳动。任何社会劳动作为一个统一体总是能够分解为两种不同的层次：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所谓必要劳动就是人类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而必须进行的最为基本、最为根本的社会劳动，其目的是维系人类作为生物物种的存在，没有体现人类自然属性的必要劳动作为前提，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而所谓剩余劳动就是人类为了能够进一步发展而在必要劳动基础上所进行的社会劳动，没有反映人类社会属性的剩余劳动作为前提，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发展。其中，只有在剩余劳动出现的情况下，经济权力才成为可能，因为人只有在“超越这种‘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5)下才有条件去支配他人的劳动。当一个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另一个人所依赖的生存条件时，就意味着经济关系中存在着支配与被支配的可能性。
第三，生成经济权力的劳动实践必须是物化劳动。马克思认为一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都必须通过以人与物、物与物的自然关系为载体并表现出来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支配性力量。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社会力量，就是社会剩余劳动的物质化——物化劳动。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也就是说，物化劳动是人们自己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但是从事任何物化劳动都必须以一定的条件作为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先前世世代代物化劳动过程的时间积累而形成的空间性物化世界。以此物化世界为媒介，在人们之间结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它支配着人们的物化劳动过程，而这个物化世界支配下的物化劳动过程的最终结果又会形成新的物化世界，从而作为新的客观前提支配下一轮的新的物化劳动过程。总之，“人在一定物质条件下的劳动的物化，以及物化劳动反过来为人类劳动创造物质条件并决定人的行为方式”(7)。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路径形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力量。
二、由劳动价值生成的经济权力结构
（一）权力结构的生成元：“劳动—劳动”的关系
如果说劳动实践过程是经济权力生成的最基本单元，那么劳动与劳动之间的支配性关系就是最基础的经济权力结构。这是在社会分工条件下，劳动者之间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支配，因为每个人都必须依赖他人的劳动成果才能生存，同时每个人又通过自己的劳动成果要求他人进行服务于自己的劳动，由此形成了人们之间用劳动价值构成的相互依赖与相互支配的关系。由于这种支配关系是相互的，所以彼此支配对方的权力相互抵消了，因而无法显现为支配性权力。但是，一旦劳动价值转化为货币与资本，便会形成不对称的货币权力、资本权力，进而转化为金融权力等经济权力，并且构成一切上层建筑权力（如政治权力、精神权力、军事权力等）的基础。一切权力都是这个底层的隐性权力的显在形式，由它构筑和转化而来。例如，资本对社会的支配权，来自资本所占有的劳动产品对社会的权力，而这种产品对全社会的权力，正是其他劳动者对该产品的依赖性，也即源于“劳动—劳动”之间的相互支配的权力，也即劳动价值。资本通过出售产品，使劳动价值中含有的这种权力以货币形式存在。
因此，“劳动—劳动”的相互依赖的价值联系的生成过程，是经济权力最基本的生成元。无论是纵向的垂直型劳动关系还是横向的平行型劳动关系，二者都存在着“劳动—劳动”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前者中，由于“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8)，所以构成领导、管理等复杂劳动对简单劳动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后者也存着经济权力关系，在社会分工条件下，只要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存在依赖关系，就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力量结构，每个人的劳动都要被对方乃至社会的总劳动所支配。因此，如果说纵向的垂直型劳动关系是一种“显性经济权力”，那么，横向的平行型劳动关系则是一种“隐性经济权力”，二者不仅可以相互转化，并且在私有制为主导的前提下，还会发生异化，从而生成经济权力的基本权力单元——“资本—劳动”的关系。
（二）基本权力单元：“资本—劳动”关系
马克思指出，形成“资本—劳动”的权力结构，就必须使“作为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同只是作为劳动力的占有者的工人相对立”(9)，即劳动过程的客体条件与主体条件相分离是形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根本原因。在生产力越来越社会化的情况下，一方面劳动过程越来越需要集体共用的生产资料系统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不具备这个客观条件，而资本家则掌握着这些生产资料。于是，劳动者的活劳动要进行下去，就必须依赖于物化死劳动所形成的集体共用的生产资料系统。一旦劳动者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商品交换意义上的平等局面就被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性关系打破了：“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10)而“资本—劳动”的关系就表现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11)，资本权力通过对劳动过程的支配进而最大限度地占有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又最大程度转化为新的资本权力，以此作为基本权力单位实现资本权力正反馈的不断积累，从而实现资本权力的层层放大。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12)，这一论断揭示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性关系是现代社会中最核心的社会关系。那么，这种支配不仅支配劳动者，还支配着资本家本身。
在《资本论》中，我们先看到“资本家怎么利用资本来行使他对劳动的支配权力，然后将看到资本的支配权力怎样支配着资本家本身”(13)，这就是在“资本—劳动”结构基础上所发展而生成的横向经济权力结构——“资本—资本”的关系。
（三）横向经济权力结构：“资本—资本”关系
马克思指出：“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14)为了能够在竞争中生存与发展，每个资本权力除了不断地正反馈积累，还不断进行积聚以实现集中化，产业垄断程度不断提高，由此造成产业资本中大资本对小资本的支配权力。那么，资本集中不仅利用企业的自有资本，更主要将社会闲置的资本集中起来进行扩大再生产，这就是借贷资本。借贷资本又开拓了产业资本的融资渠道，于是“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15)，这种金融资本“是有权取得未来剩余价值的所有权证书”(16)，它是在实体资本基础上相对独立出来却反过来支配实体资本：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从而使其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实体资本所获得的收益。这种金融资本权力作为市场权力的最高级形态，是支配一切产业资本的经济权力。因为，“金融资本权力就是‘资本权力’的放大器，因为它通过各种杠杆效应将产业资本中的权力进一步放大”(17)。如果说“资本—资本”的关系是一种横向经济权力结构，那么资本的市场权力作为经济基础与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权力、精神权力构成纵向经济权力结构。
（四）纵向经济权力结构：“市场—政府—社会”的关系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主要发明了三种权力力量来支配劳动，这就是以行政命令为强迫手段的政府权力、以精神激励为感召手段的精神权力与以利益机制为利诱手段的市场权力。在等级制社会里，三种权力形态都水乳交融于国家权力这一共同体中。比如，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最高统治者皇帝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精神权力等各种社会权力于一身，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掌握着全国的经济权力。在这一混沌的国家共同体中，由于商品经济还不发达，作为经济权力的市场相对于社会等级制度而言，只具有潜在的优势，它必须和等级地位相结合才能叩开政治权力的大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传统等级制社会的夹缝地带，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推动着市场权力的主体性发育和成长，这才导致了市场权力在政治权力的博弈中凸显其过于“脱域”，从而单独从“权力共同体”中分离出来作为经济基础真正支配整个国家权力，包括支配政府的行政权力以及社会的精神权力，这种“市场—政府—社会”的关系就是纵向经济权力结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第一次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这二者相区别，他说“对于资产者来说，他们占绝对统治，或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为其他阶级所限制，都‘没有’区别”(18)。那么，在一国范围内，“市场—政府—社会”所构成的经济权力结构作为整体的国家权力又不断突破地理的空间界限从而生成出经济权力的国际经济权力结构——“一国—全球”的关系。
（五）国际经济权力结构：“一国—全球”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没有祖国”(19)，这是因为资本也没有祖国，“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20)。作为经济权力的资本权力，其精神特质是“世界主义”，它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动力推动着它力图突破一切空间界限以缓解本国经济权力的内部矛盾。于是，作为最主要的市场权力形式借助国家这个“外壳”，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将“劳动—劳动”“资本—劳动”“资本—资本”“市场—政府—社会”的经济权力结构从封闭的、单独的、片面的“地域历史”走向开放的、共同的、全面的“全球历史”。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各国经济权力之间一方面相互依赖，为和平与发展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共同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又相互支配，在资本生产方式占主导的情况下，谁具有分割全球剩余价值的能力，谁就能获得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由此造成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与冲突乃至战争威胁。
三、经济权力生成的治理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之前，生产力落后的原因是发展的空间充盈而动力不足。
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之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原因是发展的动力过剩而空间受阻。如何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虽然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所以一方面要靠发展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即仍然需要充分发挥资本动力的积极作用以发展经济权力，另一方面要治理经济权力，怎么治理经济权力，就需要在推进中国经济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构建科学而合理的经济制度来优化经济权力结构进行空间再生产。
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21)因此，当代中国在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的经济权力，以及国有资本与各种民营资本之间、境内外资本之间的市场权力关系时，必须建立公有制为主体的资本网络型结构对多种多样的经济权力进行引导、驾驭与监管，由此作为经济基础就能保证资本的市场权力能够代表全社会总体利益进行空间再生产：一方面在经济系统内部，通过国内与国际消费空间的再生产来消除资本与劳动的两极分化，进而消除地区差距、群体差距、行业差距，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另一方面以经济系统的生产作为物质基础进行政治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空间与生态空间的再生产，从而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的基础上满足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总之，经济权力结构的优劣是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成败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协调推进五大空间的再生产，就能实现当代中国发展得更平衡、更充分。
(1)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济权力生成思想的唯物史观解读及其当代意义”（16CKS054）、浙江省委党校系统青年教师学术促进会课题“唯物史观视域下资本空间扩张的内在逻辑：动力、悖论与再生产”（QCH201606）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浙江省一流学科A类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项目）”专项经费的资助。
(2) 杨俊，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哲学博士，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化发展创新与文化浙江建设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经济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5．
(4) 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第二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56．
(5) 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第二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91．
(6) 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第二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470-471．
(7) 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第二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84．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84．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5．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0．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9．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0．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3．
(15)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M］．福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9．
(17)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M］．福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224．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8．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8．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