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创新

本书的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鉴于我国前瞻性非财务信息理论研究远远滞后于实践，本书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前瞻性非财务信息的披露质量，既丰富了信息披露方面的学术文献，同时也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非财务信息披露准则或指引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价值。

二是在披露的动机部分，与以往研究文献多从资本市场交易动机探讨优质公司是否披露更多信息的国内文献不同，本书认为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尚不成熟、市场交易更加依赖于关系，所以资本市场动机假说在解释非财务信息披露方面存在一些局限，应该考虑选择其他的理论如专有成本动机假说作为相应的理论基础，并提供相应的大样本的经验证据。更重要的是，本书还以上海社保基金腐败案作为外生实验，构建了DID模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内生性问题。

三是在披露的经济后果部分，与以往文献不同的是，本书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前瞻性非财务信息视角研究了其是否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将财务信息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研究拓展到非财务信息层面，进一步验证了非财务信息影响公司投资效率可能的内在机制和发展趋势，并结合中国资本市场环境进一步探讨了非财务信息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是否随着内部公司治理、外部市场监管（从深交所信息披露考评的视角）等因素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即是否具有“状态依存性”，并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从而为这方面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本书也详细考察了风险性信息是否提高了股票定价准确性。与郝项超和苏之翔（2014）、姚颐和赵梅（2016）关注IPO阶段公司不同的是，本书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一般上市公司，鉴于两者的市场表现及披露准则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我们的研究可以拓展并丰富信息披露方面的文献；与王雄元等（2017，2018）从财务分析师、权益融资成本角度研究风险信息的经济后果不同，本书主要借鉴Collins等（1994）、Lundholm和Myers（2002）的模型研究风险信息能否增强股价反映未来盈余的能力。这一新的视角可以更加直接地阐述风险信息与股票定价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