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气质
与哲学启蒙思想的流派一样，启蒙倾向也与经济思想密切交织在一起。在对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争论的过程中，它被看成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条件。他们不再恐惧，并想要形成自己的判断。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在其所处的环境中，每个人都能够做出判断，而且要比任何政客或立法者为他们做的判断更好。这是很明显的”。
在更早一些时候，杜尔哥曾写过，整个自由贸易体系，或者是整个“让每个人自由地做他想做的事情”的体系，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基础之上，即“每个人都是确定自己的土地与劳动的最有利使用的唯一评判者。他本人拥有当地的知识，而没有了这种知识，即使是最渊博的人也只是在盲目地推理”。杜尔哥这样对科波特（Cobert）说“自由放任”让商人们自己判断要做什么。杜尔哥本人也说，教育基金的“自由放任”，则是让家庭来选择他们子女的教育。
在加利阿尼《关于小麦贸易的对话》中，骑士们说起了商业自由的代表者们，“马车夫、磨坊主和面包师这些人本身就是一个英雄阶层”；“在他们想象中的世界图画里，每件事都用微笑的色彩来绘制……恶与不公正已经从这里消失了”。狄德罗在其《对加利阿尼神父的致歉》中补充道，经济学家们忽略了“欺骗、冲动、所有贪婪的诡计和所有恐惧的骗术”；经济力量的“平静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恐惧、欲望与贪婪之间的混乱的冲突”。威廉·普莱费尔在他编辑的第11版《国富论》中写道，斯密“将（对商品）流通的热爱作为全民财富的基础”，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他相信人们的理智”。
在杜尔哥和狄德罗所在的法国，个人对启蒙思想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理解处在启蒙思想的新哲学的核心位置。从科学知识的意义上，在18世纪50年代的法国，对启蒙思想的热情还是备受嘲笑的对象。让-雅克·卢梭（Jean-Jaques Rousseau）在1750年的《论科学与艺术》中，嘲讽人类“通过其理性的启蒙，驱散了被自然所笼罩的黑暗”的场景，也嘲笑了那些“只谈论商业与货币”的政治人物；卢梭反对“共和国文学”的总结，且较早对启蒙运动流派进行了有影响的批判。他的论断遭到了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用（本质上）相同的启蒙运动的普世理想的反驳。相对卢梭笔下质朴和拥有美德、尚未被奢侈腐化的个体，他看到的是一幅卖花女、洗衣妇、学生、书商和卡车驾驶员的勤劳而繁忙劳作的场景。达朗贝尔认为，倘若这个时代仍然在堕落着，那是因为“在那里启蒙思想没有均等地传播；那是因为它太过集中在很少数的思想中”。狄德罗认为，“我们的生存是不幸的、争执不休而又永无宁日的”，而“我们有激情和需求”。但是，思考仍然是所有人的状态和本性。休谟在给卢梭的回信中写道，商业、工业、知识与高雅出现的可能性就是“人们的思维”得以唤醒并“开始酝酿”。“人们涌进城市，他们愿意去接受并交流知识”，他们抵制专制并同妇女交谈，“男性与女性以轻松友好的方式进行接触”。
个人评价与局部评价的发现——启蒙思想的普遍性——本身就是一个“对本性的发现”。狄德罗曾于1776年在他关于绘画的一篇文论中写道，将绘画分为历史题材、风景画、静物画或描绘鲜花、水果、动物，而“国内日常生活场景”的风俗画题材是不合理的。与历史事件中的英雄们一样，夏尔丹（Chardin）和格勒兹（Greuze）绘画作品的国内主题是“那些生活、感受并思考的人们”。就像狄德罗所描述的格勒兹那样，启蒙思想家“是在街道上、教堂里、市场中、剧院内、长廊中、公共集会上不停息的观察家”。有时候他们的（观察）对象是忙碌而精明的人。就像在格勒兹的一幅乡村婚嫁场景画中，你不能准确分辨出谁是姐妹，谁是仆人，谁狡猾，谁诚实，谁是农民，谁又是来自巴黎的花商一样。就像在狄德罗最欣赏的画家夏尔丹的画中那样，有时他们是思考着的、安静的、休憩着的。洗衣妇、正在剥萝卜皮的女人们、系着粉色围裙的护士、正在背诵的男孩，乐器、橄榄罐、瓷盘和几篮李子，从市场买回来一些面包的女人：这就是“下层社会普通人简朴生活”的一种写照。它是一种简朴的生活，其中的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在深思。
本着这种精神，在1776年，年轻的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宣布了杜尔哥的改革法令，该法令产生于作为18世纪欧洲政治一个伟大的组成部分——御前会议上，是一篇对人民思想自由的颂词。一些年后，亚当·斯密在他的学术报告会的一篇名为《纪要》的文稿中写道，这是一座“最有价值的丰碑”，“我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来纪念他”，“永远令人惋惜的杜尔哥先生”；歌德介绍了在法兰克福报纸上刊出的“新的友善的最高统治者”的宣告，他（路易十六）的卓越目标包括“引进一个合规的、有效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免除所有武断的权利，以及仅依照法律与公正来统治”。杜尔哥和路易十六呼吁听众独立思考或理解这些人的观点。这些人包括受管理道路的底层官员压迫的耕作者，被排除在公司之外的缝纫女工，独立的花商，被禁止在大街上解开装有谷物的袋子的车夫，房子被地方官搜查的商人等。
路易十六（在查禁行会的法令中）宣布，改革的目的是保护所有臣民的“权利”，尤其是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和勤奋之外一无所有的那些人的权利。他希望能够将他的臣民从对“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一切践踏行为”中“解放”出来，让人们自己选择工作地点，废除“任意成立”的行会及其“在愚昧时代由贪婪起草的、没有仔细而彻底地检查就被采用的、晦涩的规章”。强迫劳动者去为建设道路而工作的强制劳役是一种“压制性奴役的形式”。国王（在关于谷物贸易管理的法令中）颁布“对于那些会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商人而言不方便且令其失望的”限制性规定。他（在关于动物油脂的管理的法令中）坚持声称屠夫拥有自由买卖的权利，以及蜡烛制造商有对自己的需求做出判断的权利。国王说，行会的作用一直都是“强迫最贫困的成员屈从于富人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