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内部的震颤
对于经济改革的反对者而言，个人独立思考是最可怕的场景。对于杜尔哥在御前会议上的最主要的对手——法律总顾问安东尼-路易斯·塞吉尔（Antoine-Louis Séguier）而言，废除行会制将意味着“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而放弃现在的确定性”。这将威胁到商业与人们认识自己的方式：“每个制造商、工匠和劳动者都会将自己看成孤立的存在，仅仅依赖自己，并将自由地徜徉在不合规矩的扭曲想象中，所有的从属关系都将被破坏。”塞吉尔说过，“这种自由只不过是一种真正的独立”，而“独立性在政治体制中是一个弊病”；“这种自由会很快转变为放任……这样的财富原则将会成为破坏的原则，而破坏是动乱之源”。
正如拿破仑的宗教部长J.-E.-M.波塔利斯（J.-E.-M.Portalis）在一篇给塞吉尔的颂词中所写的那样，杜尔哥改革的那个时期是这样一个时代：商人们“非常了解自己的独立性与实力”，“虽然工业很发达，但是人们依然忧虑不安”。“讨论与批判的精神”具有“不可思议的作用”，而且“只有万物是永恒变化着的这一事实是恒久不变的”。在御前会议中，最后一句沉痛的话是国王说的：“我绝非想要打破人们的阶层。我只希望通过公正与法律来实行统治。”
为了反对杜尔哥的经济政策和普遍启蒙的期望，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在御前会议前几个月就曾写过，人们只有“一种单一的情操”。他写道，“养活人们的面包、抚慰人们的宗教，这些是人们的唯一信念”；“只有通过辛苦劳作，他们才与社会发生联系，而且在被称为未来的广大空间里，他们也只看到了明天”。在这样的情况下，内克尔怀疑“启蒙思想增加”的益处；在地主们对财产权感兴趣，商人们对自由权感兴趣时，人们的兴趣只会集中于人性。相比之下，孔多塞认为，穷人也对自由与财产安全极为关心。他在1775年给内克尔的信中假想了一个来自皮卡迪（Picardy）的劳工。他写道，“你夸大了人们的愚昧”。普通大众也想拥有财产权、公正以及个人安全保障。他们想要的不是“救济金”，而是好的法律。孔多塞认为，在杜尔哥的经济改革之前，“还尚未有人屑于将大众视为一个理性的群体”。
托克维尔认为，18世纪中期法国的“社会经济”的特征是“一种内部的震颤”，其中，“每个人在他的境况下都是焦虑而激动的，并且要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的旅行随着“已不存在的法兰西”进了坟墓。他关注“这一古老政权的行政史与财政史”的“细节”。他的目的是从法国大革命所摧毁了的古老社会的“情操、习俗、信念”中了解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根源。他尤其想要弄清楚，为什么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场“几乎横跨了整个欧洲大陆”进行准备的革命会在法国爆发，而不是在别处。与孔多塞一样，他对数百万民众的情操的政治史感兴趣：“商业经营、真正运行的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准确的阶级定位仍未能让世人了解他们的境况与情操。”
在托克维尔关于18世纪情操的历史描述中，有两个伟大的景象，而且它们都展示出了政治与经济生活的细节。托克维尔认为，个人意向的改革，或者法国经济的“新精神”，都与18世纪后半期新的“公共繁荣”联系在一起。“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精神”发生了转变。人们变得“更加勤奋、更加进取、更富有创造性”。与此同时，公众的不满更加严重，人们似乎更加不安与焦虑，而且“针对所有旧风俗的憎恨”越来越强烈。但是，这种新精神最终也成为欧洲其余大多数国家的特征。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注释中写道，“在德国，尤其是在德国最为商业化的城市，如汉堡、吕贝克（Lübeck）、但泽（Dantzig）”，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大繁荣时期同样也是一个“奇怪的社会动荡”时期。那时出现了一次不明确的“人类思维的公开辩论”；一个“无须搜寻就在所有人心里出现的变革的共同信念产生了，尽管还尚未有人知道如何变革”。
另一个伟大景象——或可被称作托克维尔的关于18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它是带有法国特质的。它是政治生活中的规则和管理的一次转变，也是一次在经济关系上的转变。它受托克维尔所说的“政治语言”的影响。这种语言即指由孔多塞提倡的、与人权有关的路易十六改革法令中的“危险的语言”，以及查禁行会的相关法令中的“危险的”语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也受到那一时代的思想家与经济学家的理论的影响，还受到启蒙思想一派的理论的影响。
托克维尔认为，伴随“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强烈的改变自己境况的欲望”，个人意向的缓慢革命为这些危险而又专横的学说做了思想准备。在托克维尔看来，18世纪晚期的剧变的确是一场关于意义的论战，还是新的普遍启蒙意向的结果。“改善全体境况的欲望”同时也是改变个人境况的欲望，而亚当·斯密认为这种欲望是“统一的、不变的、不间断的”，或者说是“共同的、持续的、不间断的”。它是人类思维的共同原则，也是激励节约与进取的原则。但是在某种环境下，它也是一个政治剧变的原则。在杜邦·德·内穆尔（Dupont de Nemours）关于杜尔哥的著作的一条注释中，托克维尔写道，革命不是由18世纪中期的繁荣引起的。但是，“将会产生大革命的精神”也是商业繁荣的激励因素：“这种活跃的、不安分的、充满才智而又有雄心的精神，这种新社会的民主精神，开始赋予万物以活力，而且在推翻这个社会的某一时刻到来之前，它就已经足以动摇并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