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资本论》创作史的现实意义

内容提要：《资本论》创作史的研究是《资本论》基本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资本论》创作史，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发展的科学这一本质特点的认识，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可以了解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正确地对待西方经济学；有助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以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为研究对象的“《资本论》学”，是一门范围广阔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学科。随着研究的深入，“《资本论》学”这门科学形成了一系列分支学科。它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资本论》本身的研究，包括《资本论》原理、《资本论》创作史、《资本论》的方法等；二是《资本论》应用的研究，包括《资本论》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等。前一方面属于基本理论的研究，是《资本论》研究的基础；后一方面属于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即运用《资本论》提供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发展中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现象和新特点，研究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新经验和新规律，通过这种研究来丰富《资本论》的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以上两个方面研究的关系是很清楚的：没有前一方面的研究，就没有后一方面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也就谈不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进行后一方面的研究，《资本论》就失去了生命力，就谈不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把以上两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做到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

《资本论》的巨大生命力，在于它科学地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仍然是伟大真理，在于它提供的理论和方法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于研究它有助于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资本论》的重大现实意义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加以说明，本文只从《资本论》创作史这一方面谈谈研究它的现实意义。我认为研究《资本论》创作史的现实意义有以下五个方面：一、能够加深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发展的科学这一本质特点的认识，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二、可以了解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正确对待现代西方经济学；三、有助于完整、准确、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原理；四、可以发掘蕴藏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笔记和手稿中的珍贵思想，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五、将更加有力地回击当代资产阶级学者歪曲和反对《资本论》的思潮，捍卫马克思主义。下面仅就前两个方面谈谈个人的认识。

加深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发展的科学这一本质特点的认识，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除去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出于阶级本性，对《资本论》竭力加以反对和攻击以外，我们内部对待《资本论》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历来都有两种错误倾向：一种错误倾向是把《资本论》的原理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当作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顶峰。《资本论》中有的个别原理是马克思根据当时社会实践概括出来的并且是正确的，但已不完全符合今天发展了的实际情况了，而有的同志还把它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可移易的真理。另一种倾向是片面强调《资本论》是马克思对19世纪中叶以前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实践的理论概括，而现代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因此《资本论》的原理和结论已经“过时”了，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学习和研究《资本论》创作史，有助于克服上述错误看法，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过程，向人们清楚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或规律：它本质上是一种发展的科学。

从创作史的角度来考察，人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整个理论体系和方法，是在不断参加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在坚持不懈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呕心沥血四十载，经历了从萌芽到初步形成到基本完成到进一步完善的过程，逐步创作出来的。马克思从1843年退出《莱茵报》迁居巴黎开始，到1883年逝世的40年中，他的经济思想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40年代（1842—1849）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萌芽阶段。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写下了《巴黎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布鲁塞尔笔记》；与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并写了《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创建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写作了《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党宣言》，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初步思想，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中首次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

（2）50年代（1850—1859）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初步形成阶段。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在伦敦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写下了《伦敦笔记》；在此基础上撰写了《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写作并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制定了科学的价值论和狭义剩余价值理论，后者被称为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与此同时，他制定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写作计划，初步形成了他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3）60年代初期和中期（1861—1867）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本完成阶段。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写作了《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论证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地租理论、危机理论等，从而基本上完成了广义剩余价值理论的创建；接着就直接转入《资本论》的创作，写出了它的第1卷、第2卷（第1稿）和第3卷手稿，并出版了第1卷第1版；到这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也已经基本确定下来了。

（4）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1867—1883）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修订了《资本论》第1卷第2版，并准备了第3版，校订了第1卷的法文版；写下了第2卷的第2稿到第8稿；为修订第3卷继续深入研究了农业、土地所有制和地租问题，银行、信用、货币资本和财政问题，经济危机问题等，并写下了大量札记。

从创作史的角度来考察，人们还可以看到：马克思在创建自己的经济理论时，许多理论都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例如，拿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问题即剩余价值理论来说，在40年代前半期，马克思还借助于“异化劳动”这一用语来说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到40年代后半期，马克思用资本家按照生产费用购买工人的劳动会使资本增殖来说明资本主义剥削。总之，在40年代马克思还没有提出剩余价值范畴，还没有制定出科学意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只能说有了剩余价值理论的萌芽。到了50年代后期，马克思才第一次确立剩余价值这个范畴，科学地阐述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制定了狭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到了60年代，马克思又研究了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才完成广义剩余价值理论的创建。与此相联系，关于劳动力商品的范畴，在40年代后期写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还没有区别“劳动力”和“劳动”这两个概念，到处沿用古典学派的“劳动”这一术语，把工人称为“商品”；尽管他是在“劳动力”的意义上使用“劳动”这一术语的，但终归还没有提出“劳动力”商品这一科学范畴。到50年代后期写的《经济学稿（1857—1858年）》中，才正式提出“劳动能力”“劳动力”的概念，用来代替过去使用的“劳动”这一术语，但这时仍然同时使用“劳动能力”和“劳动力”这两个用语。直到60年代写的《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和《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才最终确立“劳动力商品”这一科学概念。

从创作史的角度来考察，人们还可以看到：马克思在创建自己的经济理论时，有时还经历着一个逐步克服、修正自身的错误而走向正确的过程。例如，在对待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态度上就经历了这样的转变过程。在40年代前期写的《巴黎笔记》关于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书的摘要中，他对李嘉图坚持的劳动决定价值的正确观点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在同一个笔记关于麦克库洛赫《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一书摘要和《神圣家族》第4章论蒲鲁东的一节中有关价值的论述，表现出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在后来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更明显地表现出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已经转向肯定了；到40年代后期写的《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已经完全接受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而到50年代后期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一方面继承了李嘉图关于劳动决定价值的正确观点，另一方面又批判地论证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论述了价值形式的发展，把古典学派开创的劳动价值论提高到完全科学的新水平。

还有在经济危机理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五十年代总是把危机和革命简单地直接地联系在一起，认为“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认为资本主义世界性危机的爆发，将会成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兆。关于这一论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50年代前期和中期写的文章以及他们之间的通信中讲的都很明确。他们分析了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发展的实际材料，预言在1857年必将爆发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那时欧洲工业完全衰落，资产阶级会完全破产，并会发生极端的混乱和战争，引起新的革命浪潮。马克思怀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特殊感情，对此感到十分惬意，并以巨大革命热情全力奋笔写作他的经济学著作，为的是在“洪水之前”把理论武器奉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果然不出所料，1857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但这次危机并没有导致另一次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后来，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论》中的许多地方，从不同角度阐述和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强调危机是“惊人巨大的生产力”同“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的矛盾的产物，“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也就是说，这时马克思讲得多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破坏作用和调节作用，而对原先讲的危机必然引起革命的论点则不太强调了。

从创作史的角度来看，人们还可以看到：即使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没有最后全部完成他的所有理论。例如，他在50年代后期制订的“六册计划”中关于资本理论中的竞争、信用、股份资本等理论，关于土地所有制理论，关于雇佣劳动理论，关于国家、财政理论，关于对外贸易理论，关于世界市场和世界危机理论等等，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系统阐述。按照原定计划，这些理论属于“资本一般”这个题目以外的课题，看来马克思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入研究。已经公开出版的《资本论》共四卷，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经过他精心加工润色的第1卷；它的第2卷，马克思从60年代中期到他逝世时，一共写了8个稿本，生前并未最终完成；它的第3卷，其主要手稿是1864—1865年间写的，后来又写了一些手稿，但也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加工。这后两卷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而恩格斯又把自己的编辑工作严格限制在“单纯选择各种文稿方面”和“最必要的范围内”。至于《资本论》第4卷《剩余价值理论》手稿，它是《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的一部分，马克思在生前再也没有回到这个手稿上来对它修订。后来考茨基对它进行了编辑处理，于1906—1910年间首次出版了这一手稿。

由上可见，《资本论》是马克思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经过40年坚持不懈的研究，不断扩展自己的思路，不断克服和修正自己的错误，不断深化、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而逐步创建起来的。《资本论》开创并奠定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石，但并没有穷极这一科学的真理；它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但并没有对这一科学的一切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它已经作出的一切结论也不是永恒不变的教条；它是马克思智慧的结晶和精心制作的艺术整体，但并非一字一句都不可移易的。关于这一点恩格斯说得好：“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了解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资本论》是反映无产阶级利益并为这个阶级的解放斗争服务的。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种种不正确的理解。例如，在强调《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同时，看不到它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联系；在强调它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忽视它和前人经济思想是既批判又继承的关系；即使承认它同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思想渊源关系，但坚决否认庸俗经济学有任何借鉴意义。这种种看法，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成是一种排斥前人思想成果的、宗派主义的、封闭保守的思想体系。研究《资本论》创作史，将有助于消除这些误解。

纵观《资本论》的创作过程就会发现，它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建出来的。思想文化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人们只能在历史既与的社会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创建自己的物质文明，同样也只能在历史既与的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创建自己的精神文明。任何一部有价值的科学著作都是继承和吸收以前和当时既有思想材料的基础上产生的，古往今来概莫能外。马克思在科学上的伟大发现，他的《资本论》也是这样。他立志要“为世界阐发新原理”，要为工人阶级锻造精神武器，但他的出发点仍然是他那个时代已经积累和提供出来的思想文化资料，为此他广泛地研究了自然科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等各个领域的代表性的著作。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前人思想的关系，他留下的大量读书笔记就是极好证明。马克思研读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经济学著作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世纪40年代前期和中期留居巴黎和布鲁塞尔时读了大量的书，留下了7本《巴黎笔记》和15本《布鲁塞尔笔记》；第二次是50年代前期寓居伦敦时又读了大量的书，写下了24本《伦敦笔记》；第三次是70年代为修订《资本论》第二、三册又读了很多书，留下了大量读书札记。马克思写作他的经济学著作的过程总是：先读前人著作，作读书笔记，记录下重要观点，并夹有自己的评述。这一读书过程，也是一个艰苦的研究过程。然后就是利用前一阶段收集的思想资料和研究成果，直接转入手稿的写作。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利用了《巴黎笔记》的材料，像《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则是利用《伦敦笔记》的材料写出来的。最后再对手稿进行加工润色，正式写成付印稿，并出版自己的著作。所以，掌握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思想资料，对它进行批判性的研究，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直接准备和基础。

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前人的思想成果总是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的态度，严格区别它包含的精华和糟粕，对其中正确的有价值的见解予以充分肯定，甚至高度评价，对其中的错误的或庸俗的成分则予以批判。但这种批判，并不是简单的骂倒，而是严肃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批判，即批判是科学的；同时这种批判，也不是否定、排斥、拒绝前人的一切思想，而是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前人的正确的科学的见解，马克思公开地加以引证，毫无偏见地继承了下来；前人的富有天才的但又不成熟的思想，或极有价值但又夹杂着不科学的成分的思想，马克思总是对它们进行提炼、剥离和改造，摒弃其不科学的成分，抽取出合理内核，并加以发展和提高；即使是前人思想中完全错误的东西，马克思也极为重视，作为反面的思想材料，展开批判性的研究，提出全新的见解。《资本论》中的许多小注，是马克思对前人思想成果的科学态度的有力证明。马克思在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时，凡是前人曾经提到过的，他总是从不同角度尽可能地加以说明，不管是古典学派的还是庸俗学派的都一样对待。

研究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人们就会具体地发现，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有德国资产阶级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它们共同是马克思的理论的直接来源。可以说，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整个体系和方法以及它的各个理论，无一不是在批判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首先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书中，批判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它的合理内核的辩证法，批判地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抛弃了它的机械论杂质和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并把它作为指导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正因为有了这个科学方法，马克思就能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书中，从社会生活中划分出物质生产领域来，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又从物质生产中划分出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来，并分析了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从而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确定了独立的研究对象。至于建立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一方面批判了黑格尔逻辑方法的唯心主义，把它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批判地考察了17世纪和18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建立范畴体系方法上所走过的道路，从而把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上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作为建立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的方法。再说《资本论》中阐述的各个理论，也都是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有关理论创建起来的。例如，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斯密特别是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的论点，批判地论证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创建了完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接着，他又批判地考察了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到斯密、李嘉图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关于利润即剩余价值的见解，终于获得一个伟大发现，即通过剩余价值揭破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第一次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至于他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则是在批判“斯密教条”及从魁奈的《经济表》到古典学派的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他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则主要是在批判李嘉图的费用价格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的地租理论，则是在批判地研究了安德森、马尔萨斯、罗雪尔、霍普金斯、洛贝尔图斯、斯密、李嘉图等人的地租理论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他的生产劳动理论，则是在评述斯密等众多经济学家的种种见解的过程中创立的；他的经济危机理论，则是在批判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危机观点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

就是对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著作，马克思也没有简单地、不加分析地一概予以否定。马克思在对庸俗经济学进行批判时，实际上把它分为一般的庸俗经济学和辩护论的经济学。马克思认为，与古典经济学研究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相反，“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的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这是一般庸俗经济学的特点。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矛盾的发展，“庸俗政治经济学也就有意识地越来越成为辩护论的经济学”。马克思把萨伊和巴师夏作了区别，认为巴师夏“是一个职业的调和论者和辩护论者”，而萨伊同“巴师夏比较起来还算是一个批评家，还算无所偏袒，因为他在斯密的著作里发现的矛盾相对说来还是未发展的”。辩护论的经济学除具有一般庸俗经济学的特点外，还有意识地抹杀资本主义矛盾，捏造各种理由为资本主义弊病作辩解，甘心充当统治阶级的辩护士和献媚者。所以，虽说辩护论经济学也属于庸俗经济学，但是庸俗经济学并不等于辩护论经济学，也不都属于辩护论经济学。例如，一般都认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庸俗经济学家，但马克思并没有把他列入资本主义辩护士一帮，只说他是“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代表。因为他同巴师夏这一类庸俗经济学家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还承认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并企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对分配关系进行某些改良。

马克思对辩护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的著作，也没有完全否定它的一切论点，认为他们在某些具体经济问题，诸如通货、信用等问题的研究上，有些见解还是值得一提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像既庸俗化了李嘉图又庸俗化了詹姆士·穆勒的“双料”庸俗化者麦克库洛赫，马克思说他是资本主义现状的辩护士，但他提出的“折旧基金本身也可以作积累之用”的见解，马克思认为“值得注意”，因为他“说出了折旧基金本身就是积累基金这个思想”。马尔萨斯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辩护士，马克思十分鄙视此人，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他的反动的“人口论”、庸俗的“让渡利润”观点和为“非生产消费者”即寄生阶级的消费作辩护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无情的批判，但对他的其他观点也予以注意，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到。《资本论》前三卷中有20多处引用了马尔萨斯的四本著作，其中有五六处是客观地或肯定地提到了他的某些观点。

以上事实表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和吸收当时科学文化成就，特别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有价值的见解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它是一个公正地对待一切科学思想、包容前人一切有价值观点的、完全开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态度，是我们今天正确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榜样。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划分为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两个发展阶段是完全正确的，时至今日并未过时。但是，对此不能作形而上学和绝对化的理解。应该看到，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在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不断进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它自身范围内也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中，相应地，资产阶级经济学也在不断演变中。自1830年以后，日益鲜明尖锐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一方面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但这不意味着自那时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完全堕落为辩护论的经济学，就毫无任何科学性可言。正像资本主义经济今天还有生命力一样，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没有走完它的路程。今天的西方经济学，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形成的古典经济学，也有别于1830年以后产生的、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庸俗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范畴，本质上仍然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像以往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一样，它从来不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行质的分析，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最合理的、永恒不变的社会，在不妨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寻找医治种种弊病的改良药方。但是，我们绝不能对现代西方经济学采取简单否定和不屑一顾的态度。在这里，有以下两方面的实际情况应该加以考虑：

首先，从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发展来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时，服从于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锻造理论武器这一任务，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一根本事实出发，揭示了这个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尽管他们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作了十分科学的分析，但对这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具体机制则不是研究的重点。他们的后继者们，虽然对这种研究有所进展，但同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发展比较起来是相对不够的。因此，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对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发展，不断地再认识再研究。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在资本主义国家被当作经济行为的准则和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在有关经济问题的文献中经常被引用。所以，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为了理解西方国家的经济文献，为了分析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了解和熟悉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必要条件，从而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国家进行经济交往的一个必要条件。其次，从现代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内容来说，它事实上是一个范围相当广泛的研究领域，至少包括：（1）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和经验的概括，如行情研究、存货管理、产品质量控制、车间生产流程布局等；（2）对某一经济领域或经济部门的集中研究，如资源经济学、商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石油经济学等；（3）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考察和阐述，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动态经济学、静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在以上这几个方面中，有的内容侧重于纯粹技术方面，有的内容则具有较强的理论的和意识形态的色彩。特别要看到，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中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社会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所有这些变化也必然会反映到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来，并试图从理论上加以阐明；而且，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各种矛盾的挑战，经济危机的袭击，各种社会弊病的暴露，西方经济学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纷纷提出各种对策和建议。从总体上说，这些理论和对策虽然不能正确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不能解决这个社会的根本矛盾，但某些理论和政策对暂时缓解矛盾、遏止弊病恶化还是收到了一定效果。

因此，我们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评价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加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它的纯粹技术方面的内容，体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体现了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有较大的实用性，而较少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从而对我们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就是它的理论方面的内容，虽然整个理论体系是错误的，但是某些概念、论点和个别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中某些实际情况，反映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某些过程和规律，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给以正确解释，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总之，我们对待现代西方经济学，既不能盲目地全盘照端，也不应该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要像马克思那样，在批判它的整个理论体系的不科学性的同时，对其中某些有价值的观点和方法予以肯定和作为借鉴，用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用来管理社会主义经济。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