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转变

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和划时代的思想家。但是，他并不天生就是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在思想政治方面，曾经受到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后来，由于参加现实政治斗争的实践，艰苦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勇于探求真理的精神，使马克思很快实现了两个转变，即在世界观上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在政治立场上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一、参加青年黑格尔派

1835年10月，马克思入波恩大学学习法律，翌年10月，转读于柏林大学法律系。柏林大学是黑格尔长期执教并当过校长的学校。马克思到柏林大学学习时，黑格尔虽已去世5年，但柏林大学仍然是黑格尔思想的中心。1835年，大卫·施特劳斯发表《耶稣传》，反对黑格尔用哲学论证宗教，掀起了对宗教的批判，成为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开端。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参加了青年黑格尔运动，逐步转向黑格尔哲学。他从头至尾阅读了黑格尔的全部著作和他的大多数学生的著作。他结识了所谓“博士俱乐部”的成员（主要是布鲁诺·鲍威尔、埃德加·鲍威尔、阿道夫·鲁滕堡、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等），并参加了“博士俱乐部”的活动，成为它的精神领袖之一。马克思转向黑格尔哲学，使他能够站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高峰，从中吸取智慧和营养，为自己的思想发展找到了一个发源地，作为探索新世界观的一个起点。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全盘接受黑格尔学说，一开始就对黑格尔哲学采取了分析的态度。同时，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其他成员也存在着分歧。在政治立场上，马克思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而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哲学观点上，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关于应有和现有辩证统一思想，而青年黑格尔派中许多人在自我意识和现实关系的问题上，从黑格尔退回到费希特。后来，这些分歧终于导致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彻底决裂。

马克思写于1841年3月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尽管基本倾向是唯心主义的，但已明显地表现出同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不同。在宗教和哲学的关系上，黑格尔主张哲学和宗教同一论，用自己的哲学来保护宗教；马克思认为哲学和神学、科学和迷信是不相容的，哲学以理性给人以真知，宗教则以迷信给人以愚昧，公开提出要“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第40卷，第190页），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上，黑格尔认为存在不过是观念的“他在”，只有绝对观念本身才是最重要的，而“他在”即现实社会是无足轻重的；马克思主张哲学必须积极地作用于现实，阐明了哲学和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如何看待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问题上，黑格尔认为19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制度是道德的和完美的体现，绝对观念发展到了顶峰；马克思倾向于费尔巴哈的观点，认为黑格尔哲学体系不是哲学的终结，而仅仅是暂时的历史的存在，在它以后还有一个发展前进时期。

二、实现两个转变的开始

1841年3月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毕业，同年4月获得耶拿大学博士学位证书。他本想到波恩大学任教，但鉴于当时政府实行反动政策，终于放弃了这个打算。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担任该报主编。在这期间马克思接触到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重大问题，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发现了自己头脑中的黑格尔思想因素同客观现实的矛盾，促使他以满腔热忱投入了直接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捍卫劳动人民利益、争取民主自由的现实斗争。列宁指出，从1842年发表在《莱茵报》上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列宁全集》第26卷，第83页）1842年1月，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已经对德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势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1842年5月，在发表于《莱茵报》上的第一篇文章《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中，马克思不是抽象地谈论思想自由，而是具体地把它同各个社会阶层的态度联系起来。在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诸侯、贵族等级的代表反对出版自由，而农民等级的代表则拥护出版自由。马克思指出，“在这里论战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等级。”（第1卷，第42页）他抨击了贵族对等级特权的顽固坚守态度，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犹豫动摇，赞扬了农民劳动阶级捍卫出版自由的英勇精神。马克思尖锐地指出，用哀诉乞求是得不到自由的，必须不仅用矛头而且要用斧头去为自由而战斗。这表明，马克思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抽象的自由论者，而开始成为劳动阶级的自由论者，他已经开始从现实社会阶层的分析中探索问题，抽象的“普遍理性”的概念已经被具体的社会阶层概念所代替；他已经意识到不同政治观点、思想认识上的分歧，是与等级地位的对立分不开的。这时，马克思思想上已经出现了某些唯物主义观点的萌芽，开始从青年黑格尔派的普遍自由主义转向劳动阶层的战斗民主主义。

在发表于《莱茵报》上的另一篇文章《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对莱茵省议会和《林木盗窃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当时德国贫苦农民为维生到森林中去捡拾枯枝。莱茵省议会于1841年通过的法案规定，未经林木占有者同意，捡拾枯枝以盗窃林木论，要严加惩罚。马克思以黑格尔关于“法的本质”的论述为依据，指出捡拾枯枝和盗窃林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林木占有者的所有权对象是林木，枯枝是已死林木，是“不定形财产”，这种财产属于先占权范围，农民捡拾枯枝是一种合法占有，并不是盗窃。这时马克思已经看到，普鲁士专制国家和它的各级机构，绝不是什么“普遍理性”和社会普遍利益的代表，而是私人利益和私人特权的保护者；并且敏锐地觉察到，在法和利益的关系中，结果利益占了法的上风。马克思坚决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公开宣布：“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权利，但并不是限于某个地方的习惯权利，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所固有的习惯权利。”（第1卷，第142页）在这里，马克思为贫苦农民物质利益辩护时，并不是立足于经济分析，而是局限于法律、习惯权利等等，论证带有唯心主义的思辨色彩。

在发表于《莱茵报》上的另一篇文章《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又一次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了意见，尖锐地谴责了普鲁士专制主义当局。当时摩塞尔地区酿酒农民生活极端贫困，《莱茵报》为此发表过一篇报道。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指责报道歪曲事实，诽谤政府。马克思经过调查研究写出批驳文章指出，造成当地酒农生活贫困的原因，不是自然条件恶劣或个别官员失职，而是普鲁士封建官僚制度反动统治的结果。在这里，马克思碰到了国家制度是由什么决定的重要问题。马克思的看法是：“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第1卷，第216页）这里说的“客观关系”决定“国家生活现象”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唯物观的一个根本问题，即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问题。尽管这时马克思还不能明确解释这种“客观关系”是什么，但正是对这个“客观关系”的研究，成为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恩格斯说，马克思自己讲，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经济关系的研究，并走向社会主义。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也开始迈出了转向共产主义的步伐。1842年9月，《莱茵报》转载了德国工人运动领袖魏特林在《年轻一代》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柏林家庭住宅问题的通讯，反映了汉堡工人的悲惨生活。接着，《莱茵报》又报道了第十次法国学者会即斯特拉斯堡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的经济小组讨论了法国社会主义的问题和傅立叶派关于改善无产阶级社会地位的建议。奥格斯堡《总汇报》借机攻击《莱茵报》是“普鲁士的共产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虚幻地卖弄风情和频送秋波的妇人”。当时，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文献并不熟悉，但从他撰写的反驳文章《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中可以看出，他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严肃的。马克思看到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客观性，肯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合理性和重要意义。他写道：“现在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事实，即使没有斯特拉斯堡的演说，也不论奥格斯堡如何保持沉默，它仍旧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实。”（第1卷，第131页）正因为英、法的无产阶级已经提出了占有资产阶级财产的要求，所以共产主义已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而且具有全欧洲的意义。但是马克思和《莱茵报》的态度是：在理论上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更不会在实际上去实现它。当然，对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不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第1卷，第134页）。马克思反对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搞的各种试验，认为“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第1卷，第134页）。

三、两个转变的彻底完成

由于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的激进革命民主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政府决定查封该报。马克思于1843年3月辞去主编职务，暂时“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马克思阅读了许多历史的、哲学的著作，批判地分析了黑格尔的法哲学，思考了使他感到困惑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写下了5个笔记本的《克罗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黑格尔法哲学认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是伦理观发展的三个阶段，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并没有独立性，它们只不过是国家概念的领域，是国家的有限领域，因此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指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第1卷，第252页）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这个结论本身就为全面创立唯物史观揭开了新的一页。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的认识是在《莱茵报》工作时期的思想总结，是彻底完成两个转变的起点。

在这期间，马克思继续与阿尔诺德·卢格通信，筹划在国外出版革命刊物事宜。1843年10月底，马克思来到巴黎，和卢格一起创办了《德法年鉴》杂志。它的第1、2期合刊号于1844年2月出版，刊载了马克思致卢格的信和《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文。

《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就德国犹太人的解放问题与布鲁诺·鲍威尔进行论战而作。在当时的德国，犹太人备受种族歧视，他们要求享有平等的权利，遭到政府的拒绝。鲍威尔为此而写的两篇文章认为，基督教是清除了民族利己主义精神的崭新宗教，犹太教是人类精神普遍发展较低阶段上的宗教，是与整个社会进步相对立的。阻碍犹太人获得解放的正是犹太教。他进一步提出，犹太人摆脱犹太教，基督教徒放弃基督教，一切人都放弃宗教信仰是政治解放的前提。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企图从宗教解放入手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阐明了宗教产生的基础。他指出，“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第1卷，第425页）在这里，马克思正确地说明了宗教和世俗基础的关系，指出宗教只不过是世俗关系的表现或反映。马克思从共产主义观点阐述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政治解放”是指国家摆脱宗教束缚，把封建神权国家变为资产阶级政治国家。“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第1卷，第441页），即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虽然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仍然是一大进步，但是“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第1卷，第435页），具有很大局限性，例如，它远远没有废除私有财产的差别，等等。政治解放的实质就是“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第1卷，第443页），实行资产阶级统治。所以，政治解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社会的矛盾，反而在普遍利己主义的支配下使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马克思探讨了“人类解放”问题。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使人对宗教的崇拜日益转为对金钱的崇拜，宗教异化被金钱异化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个沉浸于异化之中的社会。只有消除这种现实的社会异化，人类才能得到真正解放。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提出了只有进行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类真正解放的见解。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结合对德国革命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人类解放问题。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了对旧世界进行彻底批判的思想。他主张把以往青年黑格尔派开始的对宗教的批判继续下去，把对宗教的批判同对政治的批判和德国封建制度的批判结合起来。他提出：对天国的批判应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应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应变成对政治的批判。这一批判的目的就是“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第1卷，第461页）。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人类才能真正得到解放。马克思指明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实现人类解放的社会力量。在德国，社会正在急剧解体，破产的贫民和农奴不断充实着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制，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第1卷，第466页）。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使自己获得解放的光辉思想。他指出，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第1卷，第466页）。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精辟地论述了物质和精神、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他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第1卷，第460页）马克思还指出了作为革命理论的哲学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第1卷，第467页）

列宁对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的这两篇论文给予了很高评价：“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表明他已经是一个革命家。他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列宁全集》第26卷，第49页）并认为这两篇文章是马克思“特别出色的文章”，是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彻底完成”（《列宁全集》第26卷，第83页）的标志。

原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全书》

历史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464—466页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