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转变

恩格斯的家乡德国巴门（现为乌培塔尔市的一部分），是当时莱茵省的纺织工业中心之一。由于毗邻法国，而且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前曾经一度归属于法国，所以受资本主义影响比较多，封建关系受到了较大的破坏。当时德国仍然盛行的赋税和徭役等封建义务，在这里已经废除；教会和容克地主的封建特权被宣布为非法。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在这里远比落后的各省突出。然而，在精神生活方面，基督教的虔诚主义教派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对先进思想的传播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恩格斯的家在巴门颇有名气。他的父亲经营工厂，并且进行政治活动，担任过公职，但是思想比较保守，在家里实行严格的宗教教育，要求子女在家里和在学校里都必须遵从宗教教义，要求无条件地信奉《圣经》。恩格斯就读的爱北斐特理科中学是当时普鲁士有名的中学，其中任课的老师，有不少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反对宗教神秘主义，传播民主和人道主义思想。恩格斯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就是在这种进步和落后并存的充满矛盾的环境中度过的。

恩格斯从小受到纯粹基督教的和传统普鲁士的教育，而通过文学和外语（恩格斯十四五岁时就已经能用几种外语阅读文学作品）汲取充满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的营养，培养出了崇尚真理、热爱自由、追求人类尊严和人类平等的理想。但是他在自己周围生活中看到的，却是劳动者为生存而遭受屈辱、贫困、饥饿的情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他对家乡的现状感到不满和厌恶，把文学中和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树为自己的榜样。

1837年，16岁的恩格斯被迫辍学经商。他上大学的希望破灭了，被父亲送进了商行事务所做练习生。这时，他心中炽烈的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美好世界的朦胧理想，开始动摇对宗教和上帝的信念。他在彷徨困惑中前进，一年后，转往德国四大自由市之一的不莱梅，在那里继续做商行的练习生。

不来梅的政治氛围比较松动，思想比较活跃，对进步思想的压制不太强烈，各种自由主义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可以在报刊上多少比较自由地发表和传播。一些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人物和派别，也逐渐开展了自己的宣传。在这里，恩格斯为政治性辩论所吸引，经常参加同大学生协会有联系的活动，对各种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到不来梅才半年多，思想上的斗争已经达到夜不能寐的程度。一方面，他从家乡和其他地方看到，普鲁士政教合一的反动封建统治剥削压榨人民群众，使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压制一切进步活动，连稍有抗命的教士、官吏都不能幸免；另一方面，基督教的教义又不容否定。恩格斯虽然对基督教早已产生了怀疑，但是对整个宗教还没有全盘否定。在现实面前，他决定不再沉默。18岁的恩格斯在汉堡的《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乌培河谷来信》（第1卷，第493—518页），对家乡的宗教虔诚主义开始了尖锐的批判，对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进行大胆的、淋漓尽致的揭露。这种从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立场出发的批判和揭露，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旧制度，但是乌培河谷的掌权者们已经按捺不住而在《爱北斐特日报》上进行辩驳。恩格斯理所当然地进行了回击。

使恩格斯真正摆脱上帝和宗教的，还是德国的哲学。青年恩格斯在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影响下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在科学、理性和宗教的矛盾中舍弃了宗教。他如饥似渴地研究黑格尔、康德、费希特，同时还研究了苏格拉底、柏拉图、斯宾诺莎，其中最崇尚的则是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对天国上帝的批判，最后必然引向对封建统治者，特别是对普鲁士国王的批判。

1841年9月底，恩格斯从故乡到柏林服兵役。柏林的思想界很活跃，但同时反动势力也很强大。恩格斯照规定可以住在军营外面，这就使他有很多自由时间来结交青年黑格尔派的朋友，并同他们交流进步的民主思想。在这一时期，他进行的反对官方哲学家谢林的斗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到青年黑格尔派的欢迎，也受到了反动的、教会的报刊的攻击。尖锐的斗争促使他更深入地研究哲学，而且致力于研究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到1842年夏季，他在费尔巴哈《论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推动下，转向了唯物主义，并脱离了青年黑格尔派。同年4月，他开始给民主派报纸《莱茵报》（当时马克思也为该报撰稿，后来任主编）撰稿，展开反封建主义的斗争。

1842年8月底，22岁的恩格斯到英国曼彻斯特经商。在那里，他同普通工人及宪章派的著名领袖们都有密切接触，目睹了工人的困苦生活和他们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他深切同情工人的际遇，认识到拯救社会只能依靠工人阶级，而且应该采取暴力（见第1卷，第549—556页）。在英国，恩格斯还同德国共产主义者在1836年创建的“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有了直接联系。

22岁的恩格斯，虽然已经摆脱了宗教和唯心主义的束缚而接受了唯物主义，但仍然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在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他在自己同工人和工人运动的联系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难以答复的问题。他同情工人阶级的状况，深信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而且可能改变，但是并不知道如何去改变；他同意工人组织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而进行有组织的斗争，但是觉得不论是和平的合法斗争还是少数人的密谋，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一切都促使他去探索新的道路，寻求新的答案，为此，他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工作。

恩格斯阅读了欧文、傅立叶、圣西门这些英国和法国的伟大空想主义者的著作，赞同他们对资本主义丑恶的社会问题的揭露。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美好的未来社会作了生动的描述，提出消灭私有制和雇佣劳动，说明只有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才能建立起新的社会。对于这些，恩格斯是同意的，但是再向前走，意见分歧就越来越大。空想主义者认识不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只把他们看成是一个受苦受难而又无力自救的阶级。他们把改造社会的美好方案只寄希望于资产阶级，而方法也只好是劝善。恩格斯则认为，无产阶级作为新生产力的承担者，不仅仅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更主要的是一个革命的、推动历史前进的阶级。埋葬资本主义的使命必然地应由工人阶级来承担。

恩格斯同时研究了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他们从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中揭示出劳动在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并进而建立了劳动价值理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伟大成果为恩格斯进一步探索真理，发展自己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恩格斯在晚年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写道：“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第21卷，第246页）标明恩格斯这种认识的，就是发表在马克思和卢格主编的杂志《德法年鉴》第1、2期合刊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英国状况》这两篇文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恩格斯写于1843年底至1844年初的经济学论文，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部开拓性的研究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了全面尖锐批判。马克思称赞这部著作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第13卷，第9页）。列宁认为该文“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列宁全集》第2卷，第8页）。

《大纲》确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阶级本质。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结果。随着它的出现，就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官许的欺诈办法、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资产阶级学者极力榜标自己的理论是关于“国民财富”增长的学说，恩格斯则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在它的额角上就打有最丑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它是为维护资本家私有制服务的，而且距离我们时代越近的经济学家就越不老实，辩护性就越明显。

《大纲》评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系列经济范畴，如商业、价值和价格、生产费用、资本和劳动、土地和地租、竞争和垄断、危机等，并提出了与之不同的观点。恩格斯认为私有制产生的最初结果是商业即交换。斯密认为商业的本质中就有人道的基础，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团结和友谊的纽带”；恩格斯认为商业产生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使人互不信任、互相敌对，使私有制文明达到世界各个角落，使敌对关系普遍化。恩格斯认为因商业而形成的第一个范畴是价值。萨伊认为价值是由物品效用决定的，李嘉图认为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恩格斯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认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第1卷，第605页）。这表明当时恩格斯并不赞成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了资本（实际上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区别，但又认为它们是统一的。恩格斯认为，是私有制导致了生产条件和劳动的分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分裂。这种分裂不外就是劳动本身的分裂，即劳动产品或工资与劳动的对立中产生的。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分裂，就使利润得以产生。而土地与资本和劳动的分裂，又使地租得以产生。这一切都是私有制造成的，如果消灭了私有制，“那么所有这些反常的分裂状态就不会存在”（第1卷，第611页）。恩格斯认为，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都会归结为竞争，而竞争的对立面就是垄断。重商主义者鼓吹垄断，排斥竞争；自由贸易论者鼓吹竞争，排斥垄断。恩格斯坚持竞争和垄断的辩证关系，反对把它们绝对地对立起来。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害关系，所以人与人相互敌视，竞争达到了顶点。竞争是建立在利害关系上面的，而利害关系引起垄断，即竞争转为垄断；垄断也不能阻止竞争，而且它本身还会引起竞争。恩格斯切中要害地指出，“垄断就是财产所有权”（第1卷，第613页）。

《大纲》研究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并得出社会革命的结论。竞争是资本主义的重要规律。在这个规律作用下供和求始终力图但从来不会互相适应，双方脱节并进而转为尖锐对立，并爆发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绝妙的供求理论证明“生产绝不会过多”，但实践却表明危机就像彗星一样有规律地反复出现，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经济危机一次比一次更普遍更严重，这必然会使更多的资本家破产，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剧增，使急待就业的人数显著增加，“所有这一切势必引起一次社会革命”（第1卷，第614页）。资本主义制度造成财富生产过剩和工人贫困失业这一矛盾现象，给工人阶级带来深重灾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却编造出一套反动的人口论为资本主义罪恶辩护。恩格斯严厉地批判了这种反动人口论，指出这种理论从反面指明了私有制为何最终使人变成了商品，使人的生产和消费也仅仅取决于需求，竞争制度屠杀了并且每日屠杀着千百万人，“这一切都促使我们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现象”（第1卷，第621页）。

《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是恩格斯写于1844年1月的论战文章。卡莱尔是19世纪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过去和现在》一书站在反动浪漫的贵族阶级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幻想把英国拉向后退回到中世纪封建社会去。卡莱尔谴责资本主义的金钱统治给人民带来的贫困、野蛮和道德败坏。但他不是把这些罪恶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认为是由无神论、宗教的破坏造成的。他主张在泛神论和崇拜劳动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宗教，依靠与寄生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同的“真正的贵族”，并确立英雄崇拜。

恩格斯肯定了卡莱尔对资本主义罪恶的谴责，但认为他对英国社会问题原因的分析、对社会前景的描绘和对于进行社会改革力量的确定上都是错误的。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并不是由于人们信仰无神论造成的，要求返回宗教对于当前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根本无济于事。要达到消灭当前社会罪恶的目的，就要彻底消灭一切超人和超自然的事物，使人们真正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人类本质的伟大，真正具备自由人的自觉，人类“自由地独立地创造建立在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基础上的新世界”（第1卷，第650页）。这个“新世界”绝不是卡莱尔的“新的改良的贵族制”，而是“真正的人类自由”（第1卷，第653页）。这个“真正的人类自由”，就是消灭竞争、供求、私有制，宣布利益的一致是人类的唯一境界。恩格斯反对卡莱尔依靠“真正的贵族”来创立新社会的观点，反对他把人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贵族和平民、老爷和老百姓的观念，反对由所谓的“天才”“英雄”用暴力去统治别人的主张。恩格斯认为在现代，贵族和资产阶级已日暮途穷，应该把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广大人民群众身上；认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第1卷，第628页）。

恩格斯的这些观点表明，他已经大大超越了同时代社会主义者从道德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的水平。第一，他把这种批判推向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分析，深刻论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不可能解决这个社会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必然引起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第二，他对实现英国社会改造力量的分析中，已经包含了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思想。上述两篇文章中的这些卓越见解标志着恩格斯已经彻底实现了两个转变，即在世界观上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在政治上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表明他已经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原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全书》

历史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613—616页

署名张奇云、成保良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