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先行研究及其趋向
清末章太炎尝有言：“学术本以救偏，而迹之所寄，偏亦由生。”[1]任何专题研究都难免被放置到一定的学术积累和问题场域之内，从论题形成到结撰成书，必须时刻与前辈及时贤的既有成果对话，从中确定或调整自身的发言位置。最重要的还不在于列举的完备性，而是能从各种研究课题、思路、问题意识当中梳理出大势所趋，考镜其源流，洞察其偏至。百年以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以张之洞为主题的学术研究形成了一定规模，在惠赐种种启迪与发现的同时，亦不无重复因袭的情形；或者与本论题相距甚远，以其数量之巨，自然难以逐一列举。[2]此处仅评述与本书主题关系较为密切，并且在张之洞与晚清学术、文教关系的研究史上，可能构成重要节点的成果。涉及具体问题的论著，则将在行文时征引。
1．张之洞与近代学术文教
宣统元年（1909）八月，张之洞在京辞世，有关张氏与近代学术变迁及文教升降关系的讨论，亦肇端于斯时。张之洞逝后未及半月，就有署名为“四明听雨楼主人”的编者，将当时报章上“盖棺论定”的文字汇集为《张文襄公事略》一书。[3]其中第六节《张文襄之兴贤育才》（原题《对于张文襄薨逝之观感（续）》，载宣统元年八月廿五日《申报》）、第十三节《张文襄之学问》（原题《论张文襄之学术》，载宣统元年八月廿五日《新闻报》）列举了张之洞在教育、学术等方面的建树。同年九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刊出评论《张文襄公与教育之关系》，以“十年以前”即光绪二十五、六年间为界，将张之洞从事教育分为“提倡发达”和“主保守、主缓进”两个阶段。按照新、旧立场一分而二的思路，不仅体现出当时趋新舆论对于张之洞所抱的遗憾，更为此后数十年的相关讨论定下基调。[4]
民国以后，张之洞著作遗稿得到搜集整理。《张文襄公全集》及两种《张文襄公年谱》先后编纂、刊刻，促进了有关张之洞教育思想及施政实绩研究的展开。1935年，郑鹤声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张之洞氏之教育思想及其事业》，利用《全集》所载材料，分传略、行政事项、训育事项、兴学事项四方面论述张之洞的教育功绩。[5]1947年，张继煦著《张文襄公治鄂记》由湖北通志馆出版。其书第二部分“教育之设施”，分（甲）书院时期、（乙）书院改章时期、（丙）新学制时期三个章节论述张之洞在鄂督任上的兴学成绩，指出张之洞“书院时期”的教育宗旨是“涵养分门研究之精神，尚实尚精”；第三部分论“各种文化事业”，亦涉及张之洞编译西书、创立舆图局、刊印《湖北丛书》《湖北官报》《湖北通志》等成就。由于张继煦出自张之洞武昌督幕，其论述较为贴切，所举材料亦较可凭信。
1949年以后，随着张之洞形象在中国大陆更趋负面化，相关研究、整理工作多由大陆以外的学者开启。王尔敏于1964年发表题为《张之洞与晚清中西调和之思想》[6]的论文，较早探讨张之洞在晚清“中体西用”观念史上的位置；邵百昌于1970年发表《张文襄公在鄂作育人才及其影响》[7]，专论张之洞在湖北的教育成就。1971年，William Ayers的《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一书问世，围绕张之洞的教育成就叙述其生平经历，是较早从教育史角度研究张之洞的专著。
1976年，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初版，1983年修订版）一书出版。作为当时近代史研究所主导的“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课题中有关湖北之一部分，该书带有明显的“现代化”思路。[8]著者提出各国教育近代化都包含世俗化、普及化、工技化三方面，循此将张之洞改革教育的影响划分为：传统教育整顿时期（1867—1877）、西方认识时期（1877—1884）、西学试办时期（1885—1889）、西学推广时期（1890—1907）四个阶段。与此同时，受益于“区域研究”方法的启迪，著者利用地方志、报刊、档案乃至口述材料，试图突破以往研究张之洞教育建树“多偏重思想，而少涉实际”的偏至。通过对湖北书院以至早期学堂“中西双轨体制”的考察，苏云峰指出张之洞“中体西用”观念在理论和实际之间存在偏差，“所以当我们研究张之洞的思想时，不要单看他的理论，还应该看他的实际，这中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第138页）。将教育史研究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的取向，奠定了该书在张之洞研究史上的地位。
同一时期，另一台湾学者周汉光撰写了《张之洞与广雅书院》（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年）。但正如后来苏云峰指出的：周著“涵盖时间甚长，范围甚广，几乎包括张氏（之洞）生平、世家、思想及全部教育活动。而真正的广雅书局，仅占一小部分，且仅限于资料的汇集与静态的制度描述，缺乏较深入的分析与批评，也看不到院生的流行、院长的工作与生活、师生间的论学问难等动态的一面。惟此书附录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前所编《广雅书院同舍录》，共收462位院生资料，至为珍贵。”[9]苏云峰针对周著之不足，并利用其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复撰成《广雅书院（一八八八～一九〇二）》（载《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3期，1984年6月）一文，涉及广雅书院规模、制度、院长及分校人事、院生资料、书院生活等诸多方面。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张之洞研究重新起步，张之洞作为教育改革家和现代化先驱的形象日益得到凸显。八九十年代涌现的多种张之洞传记，无不述及张之洞对近代教育的贡献，评价趋于正面。[10]专论其教育成就的著作，有黄新宪的《张之洞与中国近代教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蔡振生的《张之洞教育思想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等。同时期港台及海外的相关研究，以苏云峰的《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为代表，延续了此前关注教育近代化的思路，并涉及张之洞兴办新学的日本资源。陶德民《西村天囚与张之洞的〈劝学篇〉》《西村天囚与刘坤一：围绕清末的教育改革》《戊戌变法前夜日本参谋本部的张之洞工作》等论文，揭示了日本教育资源流入张之洞系统的具体路径。[11]汪婉的《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视察之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一书，更列专章讨论张之洞方面派出的数次赴日教育视察，由此推论“日本模范”对于晚清学制推进的意义。
学术思想史方面，早在1950年代，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就在其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一卷（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8）的论述中，尝试对归于张之洞名下的“中体西用”观念进行评介，指出“体用”之说“将传统主义者为挽救衰落传统所作的努力引入了歧途。事实上，正统是不能通过‘体用’模式掩饰下的非正统行为来保存的”。[12]1983年，沟口雄三的《歪曲的近代中国像——洋务与民权，中体西用与儒教》一文更提出了张之洞式的“中体西用”观念在明清思想史上的位置问题。[13]至1990年代，随着学术风气的再度顿挫，“现代化”的理论预设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学术史、思想史、经学史研究兴起。中外论者开始关注张之洞与近代儒学的关系，重视对《书目答问》《
轩语》《劝学篇》等学术著作的解读。如村田雄二郎《辛亥革命时期的“尊孔”问题——清末教育改革与张之洞》[14]、龚书铎《略谈张之洞的儒学》[15]、龚书铎与黄兴涛《“儒臣”的应变与儒学的困境——张之洞与晚清儒学》[16]、黄兴涛《张之洞〈劝学篇〉的西文译本》[17]等论文，均可视作这一趋向的表征。村田雄二郎指出：“张之洞强调‘尊孔读经’，其根本目的旨在培养出一批能够适应新时代的‘国民’，从而改铸‘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的旧式‘生民’。在这个意义上，张之洞的主张并不一定是封建思想的简单翻版，而是一种含有近代意识的、意在‘开新’以救亡的理论探索。”[18]龚书铎、黄兴涛则通过对《书目答问》《轩语》等文本的细读，指出张之洞与晚清公羊经学的关系，二者既相对立又互有渊源。[19]
近年来，制度史、影响关系研究与“现代化”研究，亦借助报刊、档案等新材料的发掘而别开生面。关晓红的《晚清学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运用报刊记载及档案卷宗，通过对晚清学部建制的渊源、设置、职能、人事、权限等诸方面内容进行梳理，发掘清末教育改制与官制变革的错综关系。该书第三章第二节“张之洞管部”部分，论述张之洞进出学部带来的人事纠纷与政策影响，提出清末学部政策来源有“直隶模式”与“湖北模式”的区分：“湖北着重经世致用，在注重发展实业教育的同时，十分强调经学对统治基础的维护作用，故有存古学堂的设置及增加读经课时之举；而直隶的兴学观念与具体做法和西方日本的经验更为接近，以开民智为主要目标，大力推广国民教育。”（第176页）李细珠的《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一书，则主要凭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张之洞档案，更强调通过排比档案资料，展现决策形成的“过程”。书中关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成稿的始末、张之洞癸卯入京真实意图等问题的考证，颇能在叙述中带出观点，用材料比对而非理论分析的方式，与前人研究进行对话。第三章“学制变革与文化关怀”、第六章“法制变革与狱政改良”则详尽考论了张之洞在清末教育及法律改革进程中的作用，对以往研究界流行的“洋务派”之说提出质疑。
作为士人交往的重要手段，张之洞幕府诗歌唱和特盛，在晚清诗学史上同样留下了痕迹。杨萌芽在其博士论文《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研究——以1895—1921年为中心》（复旦大学中文系，2007年）中，辟专章讨论了“张之洞幕府与宋诗派文人群体的遇合”。作为首部专门研讨张之洞诗学成就的博士学位论文，祝伊湄的《张之洞诗学及诗歌创作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2010年）分“清切说”“神味说”“创作论”三方面整理张之洞的诗学传承，并详细考辨了张之洞诗集的版本、佚作及流传情况。论文篇末附录严修《广雅堂诗注》的校点整理本，指出严注有“详于典故，略于本事”“多引后出之书”“古典漏注尚多”“所注偶有谬误”“引文时有讹脱”等五点不足。
2．张之洞与“清流”
民国以后，笔记材料中较多提到“清流”，散见于辜鸿铭《张文襄公幕府见闻》、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胡思敬《国闻备乘》、陈衍《石遗室诗话》、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刘体智《异辞录》、何刚德《春明梦录》、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等书的片断记述。极盛于光绪初年的“清流”，到光、宣之交已成为一个难以界定的模糊概念。各种笔记划分“清流”范围及其“南北”“先后”等分野，亦不无出入。其中，《花随人圣盦摭忆》的作者黄濬勤于排比史料，曾亲闻陈宝琛等局中人议论，所述后出转精，较有参考价值。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写于1960年代，叙述内容出自“家世之故”，亦可凭信。其书中“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孝钦后最恶清流”“吾家与丰润之关系”三节均与“清流”有关。就目前可见部分而言，陈氏认为清季政坛清、浊之分从同光之交一直延续到清亡，且在京、外官中均有代表；同时也指出：“其间错综复杂先后互易，亦难分划整齐，此仅言其大概，读者不必过分拘泥也。”[20]
陈寅恪关于“清流”的追记堪称吉光片羽，幸而他指导刘适（石泉）在燕京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完成答辩的学位论文《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后改题《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由三联书店在1997年出版）对晚清时代清、浊纷争的政治影响，有较为完整的描述。论文指出：“清流士大夫之中，其认识固亦各有程度之别，其中颇有留心外事，见解较新者，……特其所讲之洋务，大都着眼于国际情势之纵横捭阖，而不甚注意于人我国力之实况，与夫增进中国国力之实际办法。”实可对照陈寅恪“同光时代士大夫之清流，大抵为少年科第，不谙地方实情及国际形势，务为高论”[21]等判断；而认为“清流”在甲午战败后“认识较前有进，遂成为晚清时期推行新政之主流”，亦与陈寅恪将清、浊之争下延至清亡的思路相近。论文将京官的南派、北派均包含在“清流”之内，指出甲申“清流”涣散以后，其“潜势力”不容忽视，实为后来维新运动的源头。
1950年代以降，港台及海外学界开始出现关于“清流”的专题研究，如郝延平的《同光新政中所谓“清议”》（1958）、祁龙威的《从奕
出入军机看前后“清流”的悲剧》（1963）、易劳逸（Lloyd E．Eastman）的《君权与朝议：中法冲突时期中方的政策摸索》（1967）等。[22]其中，香港学者张德昌所著《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1972年）一书，采用统计学方法考论京师“清流”的生活状态，令人耳目一新。该书以李慈铭日记为主要材料，对同治、光绪时期京官的收支状况进行数量分析，揭示京官与外官、清流与浊流紧密联系的利益链条。这种定量分析，有助于纠正此前从历代清议印象出发拔高晚清“清流”的视差，更以经济关系的考察，颠覆了有关“清流”与“洋务”、京官与外官对立的成见。
专论张之洞与“清流”的关系，早在1964年就有陈辉的《从清流派到洋务派——略谈张之洞对帝国主义态度的变化过程》[23]一文。1980年代以后，相关论述的重点已从强调“清流时期”的“抵抗帝国主义”，转移到“洋务时期”的从事富国强兵。但二三十年间关于张之洞与“清流”关系的研究，大体仍不出此种线性叙述的思路。冯天瑜等研究者曾提出张之洞身份转变的复杂性：“某些清流故习伴随张之洞终身”；关于“清流”转变为“洋务”的具体契机，亦有颇多争论。[24]但总体观之，史学界仍较少对于“清流”与“洋务”本身内涵进行检讨的自觉，而多是不加别择地接受了既有的标签。在此无意苛求前贤，因为转型时期的人物研究，本来就容易陷入目的论模式。这就更要求后继研究者在对历史大势的体认中辨明复杂多元的面向与回流，警惕“社会进步”或“个人成长”等线性叙述的诱惑。
倒是一些并不以“清流”为主题的政治史专题研究，往往能触及“清流”概念的核心问题。台湾学者林文仁的《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就刻意淡化了晚清政坛清、浊相争的事实，转而从南、北地缘的角度，在晚清政局的纷繁史实中梳理出另一条派系相争的理路。该书解读常见史料较为细腻，分析人物派别归属及历史事件的地缘因素亦清晰有条理。著者承袭清末民初胡思敬、陈衍、黄濬等人诗话、笔记关于“南党北党”的论述，即便多次意识到“‘清流’主要成员中，南北比例的不显”，仍坚持“就其领导人而言，地域因素仍十分明显”（第8—9页）。著者对于晚清政治派系有着持续关注，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亦处在不断深化之中。[25]
杨国强的长文《晚清的清流与名士》基于笔记材料中与“南党北党”类似的“从清流到名士”之说。此种叙述，以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等甲申（1884）前后的言事者为狭义上的“清流”，而以沈曾植、张謇、文廷式等活跃于甲午（1894）前后，且与康、梁等趋新人物关系密切者为“名士”。[26]杨文指出“清流”与“名士”共同的政治位置、生活方式与言说策略，提示甲午之“名士”出于甲申之“清流”，而康、梁维新一派发迹于京师，实与“清流”“名士”臭味相投。从而有效消解了前此“清流”与“洋务”相对立的二元模式，并将清季的革新事业追溯到同光“清流”与咸同“军功”的升降。著者也不忘指出：同样关注时务，“清流”与“洋务”有“攘夷”与“强国”的重点之别；“清流”与“名士”则有庙堂内、外的位置之分，前者借重庙堂清议，后者则兼取报刊舆论。该文似乎是在试探近代历史延续与断裂的尺度，而其内在关怀，则是清流／浊流、军功／正途区分背后潜伏的“义理”与“事功”、“民生”与“富强”的内在冲突。
王维江的《“清流”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堪称是专门探讨“清流”问题的第一部专著。该书试图清理“清流”“清流党”等概念生成的过程，提出：“‘清流’不是政治小团体，‘清流’更是一种政治现象，参与者的背景、人品、政治见解、影响力以及仕途命运各有不同，很难将其归纳到某一个派别，也很难给它贴上标签。”（第10—11页）其书援引“公共场域”理论，对书肆、报章、书院等“清流”活动的场合进行了初步研究；关于张之洞在晚清“清流”中的作用与位置，亦有专章讨论。
3．关于张之洞幕府
有关晚清督抚幕府的专题研究，始于对曾国藩、李鸿章等军功督抚幕府的探讨。1960年代，王尔敏在其《淮军志》（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7年）第七章中讨论了淮军幕府及相关人才，强调咸同以后的“军幕”与此前的“官衙幕府”有本质上的区别：不仅刑名、钱谷、书启、文案等幕府部门的地位有所升降，“淮军幕府的招致方式，与官衙幕府亦不尽相同，而大致因袭湘军成法，重要人物多由奏调或属吏中特委兼办；次要者或函招，或札委，或自来投效，或辗转推荐，均以统帅为礼聘的主人，其工作俱受统帅分配督导。其地位不尽为私人宾席，亦可随时因功奏保升陟，授以实缺；其薪给亦不尽为修金，大半由所属局所或军营供给，虽非官俸，亦非出自统帅的私囊”[27]。这些特点，不仅流行于咸同军功时期，同样适用于张之洞、袁世凯等后起的督抚幕府。美国学者福尔索姆（K．E．Folsom）亦在其重点探讨李鸿章幕府的专著《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Friends，Guests，and Colleagues：the Mu-fu System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中指出传统幕府、明清时代幕府、晚清幕府三者各有其阶段性特征，认为李鸿章幕府存在着政府机构化、专业化的倾向。作为太平天国及同治中兴研究的延伸，这一时期晚清幕府研究的起步，对其有别于传统幕府及明清州县幕府的特点，已有了较为准确的把握。
福尔索姆曾指出曾国藩幕府作为清代幕制转折点的特殊意义：不同于李鸿章等人的单纯军幕，曾幕“更像汉代的幕府，幕中聚集着各种各样的饱学之士。……所从事的活动范围宽广而且纷繁多样，既有功利性的，又有学术性的”[28]，幕府职能向学术文化领域扩充，既延续了清代前中期徐乾学、阮元、朱筠等学者型官僚幕府的特点，又因咸同以后督抚势力的坐大而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与“军幕”的其他部门联系紧密，这就势必要求对晚清幕府的层次构成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波特（Jonathan Porter）的《曾国藩的私人僚属》（Tseng Kuo-fan’s Private Bureaucracy，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1972）一书回应了此种诉求。该书质疑福尔索姆对“幕府”的定义失之于笼统，而更愿意将幕府描述为一种“踌躇两难的传统”（ambivalent tradition）：既要顾及“私”的一面的人际关系、官场习气、人才教化等问题，又必须承担“公”的行政实务，向职业化和专门化的发展。准此将曾国藩幕府分为“内幕”与“外幕”：“内幕”指曾国藩周边的心腹门生，亦即曾氏平日习称的“幕府”；“外幕”则近似曾氏所谓“委员”，在局、所等新兴机构中负责军政、钱谷等具体事务。“外幕”延续了明清州县幕府固有的“公”的职能，却以近代化为契机大为延伸，最终发展为超越幕府职能的“私人僚属”。这种划分看似机械（比如常有同一人而兼内、外幕的状况），却兼顾了晚清幕府承旧与开新两面。波特的论述重点固然在于“外幕”，但提出幕府的内、外区分，却为后来研究者探讨督抚幕府的多层次活动划定了场域。
正式提出张之洞幕府在晚清幕制沿革史上地位的，首推郑天挺先生于1980年发表的两篇论文：《清代的幕府》《清代幕府制度的变迁》[29]。二文将清代幕府分为太平天国以前、太平天国到光绪中叶、辛亥革命前二十年三个阶段。换言之，即以1853年曾国藩初建幕府为晚清幕府与传统幕府的分割点，而以1889年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为界，进一步区别晚清幕府为前后两个阶段。郑先生视曾国藩幕府为传统幕府向近代幕府的过渡，而将张之洞督鄂以后的幕府，认定为此种转型的完成：首先是客卿变成僚属、聘请改为委任；其次是在幕府中出现地方自治机构，“这和以前只是地方督抚力量加强的外重内轻局面是大不相同的”；三是形成了一种“离开清廷，以督抚个人为中心而权势超越于一省的特殊势力”，被认为是民国以降军阀割据的源头。当然，郑先生指认张之洞幕府的若干新特点，在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中已有所体现；而在清末张之洞、袁世凯入枢以后，其意义又不无减弱。但考虑到张之洞幕府在晚清政治、学术史上的特殊位置，以及清末官制变革中“改幕为职”潮流的兴起，将晚清幕府以张之洞督鄂为界分为前后两部分，实有合理之处。
1990年代后的晚清幕府研究，出现了如朱东安《曾国藩幕府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等史料性较强的著作。杨国强的论文《军功官僚的崛起和轻重之势的消长》[30]注目于道咸以降地方与京师、军功官僚与正途官僚角力的社会资源冲突，认为晚清新型幕府兴起的内在焦虑，正是道咸经世思潮反复称说的“人才消长”命题；而横跨体制内外、富于弹性的幕府制度，恰好为消解这一焦虑提供了现实途径。[31]李志茗的《晚清四大幕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采取了类似角度，并将晚清的幕府新制上溯到嘉道时期的陶澍幕府。关晓红的《清代督抚衙门的改幕为职》[32]则在清末官制改革的语境中，试探20世纪初“幕友制”向“科层制”转型的路径。李、关二人的研究，均涉及晚清幕府制度与民国以降的近代官僚制度接轨的问题。
当“游幕”被视为一种富于弹性的上升途径与调适机制，对幕府中人活动的追踪，势必会触及其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乃至学术思想的变迁。尚小明的《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即视清代幕府为一种学术场合，根据清代学术升降的阶段性，将学人游幕分为“顺治初迄康熙初”“康熙中迄嘉庆末”“道光初迄宣统末”三个段落，涉及幕府中人的学术交流、撰著活动、学术工程，依次胪举自徐乾学至端方十二个“学人幕府”，列表统计其人物状况。该书的论述重点在于考据学最盛的第二阶段，关于第三阶段，则指出有“幕宾”与“幕僚”之分：“幕宾大多为有名的学者或文人，由幕主礼聘，一般无职无衔，因而同幕主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宾主关系，这一点与道光以前无大的不同。”（第52页）限于全书体例，其分述各个“学人幕府”的部分较为概略，“学人幕府”这一概念本身也值得商榷。在数年后出版的《清代士人游幕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中，著者将考察范围由“学人”扩充为“士人”。书前冠有《清代士人游幕量化分析》一文，运用统计学方法探讨清代士人游幕在数量、出身、功名背景、在幕活动、地理流动、社会流动等方面的总体趋势。相关统计所取样本主要来源于诗文集、年谱、笔记、诗话及府州县志，更适合针对清代前中期人物的研究。
综计百年来围绕张之洞与近代学术、文教关系的研讨，至少有四种趋向值得注意：
第一，相关研究每随材料的发掘、整理而取得进展。民国初年《张文襄公全集》《张文襄公年谱》相继编刻，为此后张之洞研究的展开奠立了文献基础。近年来档案材料、未刊书札、报刊记载、域外文献不断引起关注，更使相关研讨深入到细节呈现的层面。
第二，“现代化”或“反现代化”，仍是探讨张之洞与近代文教关系的主流思路。相对而言，国内学界更强调“现代化”框架，欧美及日本研究者则多求证其保守一面。类似论述最后往往会归结到“中体西用”的命题。然而，在中外学者的反复援用之下，“体用”话语的阐释力正日趋贫弱。如何寻求新的阐释框架，或者在更长时段、更复杂的问题域内返照近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张之洞现象，当是后继研究拓展论域的空间所在。
第三，相关研究多围绕张之洞本人进行。虽然档案、报刊等材料已揭示张之洞主导学术文教活动的群体特征，史学界仍习惯于以研究张之洞个人结集、传记的方式，来处理关系网当中的问题。在晚清学术、教育史上起过作用的士大夫派系、督抚地域统系，及其所派生的学派、师承集团，尚未得到全面清理，亦是造成读解角度受限、阐释力不足的重要因素。
第四，研讨范围逐渐从政治史向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扩散。但这一趋势却隐含着新的陷阱。晚清学人基本上仍不出传统上士大夫的身份认同与政治责任感，过分强调学术、制度层面的“内在理路”，不仅不利于还原历史中人的真实感受，更有使学术思想史抽象化、空洞化的危险。
[1] 《致国粹学报书》，附载《国学保存会报告》第三十九号，《国粹学报》第5年第10号，宣统元年（1909）九月二十日。
[2] 20世纪百年中张之洞研究较为完整的目录，参见李细珠：《张之洞研究论著索引（1900—2000）》，附载其所著《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81—391页。
[3] 关于此书的编纂情况，详见桑兵：《盖棺论定“论”难定：关于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学术月刊》2007年8月号。
[4] 《张文襄公与教育之关系》，商务印书馆编：《教育杂志》，第1年第10期，宣统元年九月廿五日。
[5] 郑鹤声：《张之洞氏之教育思想及其事业》，《教育杂志》（商务）第25卷第2—3号，1935年2—3月。
[6] 王尔敏：《张之洞与晚清中西调和之思想》，《大陆杂志》第29卷第1期，1964年7月。
[7] 邵百昌：《张文襄公在鄂作育人才及其影响》，《湖北文献》第15期，1970年3月。
[8] 苏云峰另有《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80年）一书。
[9] 苏云峰：《广雅书院（一八八八～一九〇二）》，《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3期（1984年6月），第242页。
[10] 如冯天瑜《张之洞评传》（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马东玉《张之洞大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冯天瑜与何晓明《张之洞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谢放《中体西用之梦——张之洞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均用较大篇幅论述了张之洞在学术文教方面的业绩。
[11] 《西村天囚と张之洞の〈劝学篇〉》，《怀德》（大阪）第60号，1991年；《西村天囚と刘坤一—清末の教育改革をめぐって》，《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第18期，1997年3月；《戊戌变法前夜日本参谋本部的张之洞工作》，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03—420页。
[12] 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13] 沟口雄三：《近代中国像は歪んでいないか——洋务と民权および中体西用と儒教》，原载《历史と社会》第2号“日本思想の课题”，东京：リブロポート，1983年5月。
[14]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外国语科编：《外国语科研究纪要》第41卷第5号（1993年），第53—61页。
[15] 《河北师院学报》1997年第3期。
[16] 《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7] 《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8] 《外国语科研究纪要》第41卷第5号（1993年），第54页。
[19] 此外，近年还有一些研究涉及张之洞在清末教育、法律改革进程中的“保守”倾向。笔者并不认同用过分简化的“文化保守主义”概念来涵盖张之洞晚年守成趋向的复杂性。
[20] 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陈寅恪集·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91—192页。
[21] 同上书，第219页。
[22] 关于“清流”的研究史，可参考林文仁、王维江二人的综述，见林文仁：《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5—20页；王维江：《“清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11页。
[23] 《江汉学报》1964年第3期。
[24] 可参看冯天瑜、何晓明合撰的《张之洞从清流派到洋务派的思想转变》，《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
[25] 参见林文仁《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等论著的考辨。
[26] 《史林》2006年第4期，第1—28页。
[27] 王尔敏：《淮军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7—268页。
[28] 参见K．E．福尔索姆著，刘悦斌、刘兰芝译：《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第70—71页。
[29] 分别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学术研究》1980年第6期。
[30] 载杨国强：《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50—124页。
[31] 关于近代思想史上的“人才风俗”，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34—647页。
[32] 载《晚清国家与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33—4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