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论述方法及架构
有鉴于先行研究的经验，本书界定“张之洞学人圈”为论述单位，亦是期待能将目前日益倚重社会科学方法的学术文化史研究还原到人物本身，提倡一种带有人物面目、人文感觉、人情况味的学术史。具体论述将从骨干人物及其周边“史迹集团”的形成切入，借助报刊、日记、书札等现场记录，铺排人际关系由中心向周边构建的过程，区分政治统系、学术师承之间的结构性张力。进而在此种结构性张力当中提取问题意识，呈现晚近实力派督抚主导学术文教转型的多样思路。此外，更将借助对诗文集等常见材料的细读与勾连，试探文本背后的政治隐寓，适度彰显研究对象面对时代困境所共享的情感结构。
中国史家本有纪传体传统，文章家亦致力于碑传书写，二者的文体规范不尽相同，有必要加以区别。由《史记》开辟的“列传”一体，颇能表现人物集团的特点。[1]此后“儒林传”“文苑传”“道学传”乃至“学案”“师承记”“传灯录”“点将录”等学术传记体裁相继涌现，均以人物集团为线索，使之成为厘定人际畛域、思想宗派、学术师承的重要手段。清末“新史学”风潮蔚起，非议旧史为王家谱牒，具体到操作层面，却并不废纪传。其时章太炎致信梁启超，就曾指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必于纪传见之。”[2]降至1920年代，梁启超先后撰成《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史学观点不无游移。但强调“史迹集团”或“人的专史”的方法，则仍是早年提倡“新史学”以来的一贯思路：“每一集团必有其‘人格者’以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为一人，或为数人，或为大多数人”；“所以伟大人物是作专史的主要对相[象]，但所谓伟大者，不单指人格的伟大，连关系的伟大，也包在里头”。[3]
梁启超所说的“关系的伟大”值得重视。张之洞系统在晚清学术、文教转型过程中的特殊作用，正取决于张之洞本人先后出入于金石考据、“翰林清流”、地方督抚、朝廷中枢等不同圈子，集聚了文教改革事业所需的各种人际“关系”和人脉资源。需要指出的是，人物群体研究固然有别于机构史或制度史的外部探讨，却又不同于传记文学。“关系”背后的“问题”有待显豁，必须体现出完整的理路与富于张力的结构。本书呈现以张之洞为中心的学人群像，既不拟采用传统的人物合传形式进行平铺直叙，亦与晚近趋向于定量分析与社会调查的“群体传记学”（Prosopography）研究模式有所区别。[4]具体论述将围绕张之洞这一“骨干人物”的学术经验展开，根据几个特定的问题域，考察其周边学人的聚合因缘与学术共识，进而辐射整个学人圈的学术认同与文教施设。在确定中心人物的大致范围后，中心与周边的关系仍须审视，除了强调学术、政治共识的结成，亦将注重发掘共识背后折冲妥协的过程，以期能在同中见异，防止群体认同抽象化为空洞概念。
以人物集团为论述单位，有利于提示一种结构性的视角。晚清督抚势力一度上扬，除了主要活动于湖北的张之洞系统，刘坤一、袁世凯等实力派督抚，都曾致力于文教变革，积极吸收来自西洋、日本的教育经验。清末最后数年间，兴办新学几乎成为南北督抚的共识，各省实施文教变革的资源和思路大同小异。然而，清季官场在清浊、南北、湘淮、京外等畛域之间仍有着持续对立，督抚集团依据这些固有统系，在文教改革的具体方向上，亦存在刻意求同或立异的情形。换言之，决定文教变革思路多样化的因素，不仅仅是纸面上的教育观念或现实中的各种诉求，还与根深蒂固的派系意识和群体认同有关。出自上层的学术主张，更受制于既有政治格局下的发言位置。看待人物集团的结构性张力，自然不能过度执著于意气之争的表象，更应关注不同统系引导政教损益、学风升降大方向上的分歧，亦须谨慎处理各种结构因素在史实细节上相互交错、影响的情形。
回到人物中心，意味着返回历史当事人的时空坐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未刊资料为基础，本研究将尽量利用档案、报刊、日记、书信等原始材料，追求以编年、考证、铺叙而非逻辑演进的方式来呈现问题。笔者深信，历史现场是思想推进的前提，回溯过程才能导出判断。正如章太炎所说：“执其两端，忘其旁起，以断成事，因以起其类例，成事或与类例异，则颠倒而绽、裂之，是乃殆以终身。”[5]以业已成型的定例视事实，无论如何缝补（绽）、割裂（裂），都有可能弄巧成拙，愈抹愈黑。所谓“定型”“类例”，不仅有先行研究形成的固定范式，亦包括为了反拨既有范式而造成的“意见”。无论是顺从还是逆反，过分我执都有可能带来事实的扭曲。近代史料的丰富性，加上诠释的多歧，决定了进取往往不如守拙，退据材料与人物本身，将事实过程讲清楚已属不易；若能在讲述过程之余，有些许“理趣”的闪现，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境界。
本书运用史料的另一追求，是要将对常见诗文材料的释读纳入学术史观察。诗文集是近代史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材料，在近代文学领域却被过分倚重，二者均有偏至。集部书多是经过编者加工的间接史料，但其体现的选家意识，亦为历史真实的一部分，并往往提示当时人心目中的大关节、大题目所在。更重要的是，晚近诗文结集具有社会交际的功能，连篇累牍的诗文唱和隐含着士人交游的脉络，呼应士林风气的变迁，对于群体研究的意义实不容小觑。所谓“诗史互证”，重要的还不在求索本事、追踪关系等事实层面的考据（在这一方向上“诗”往往不是理想的“证史”材料），更在于诗文典故系统、风格类型、口气声调的辨别、系联、追认，并凭此确定作者之间共通的时代精神与情感结构。张之洞的诗作在近代文学史上有其地位。其周边学人如陈三立、郑孝胥、陈衍、沈曾植、梁鼎芬、袁昶等更以诗歌或诗学著称，使张之洞幕府成为晚清诗学创新的一大渊薮。当然，凭借社交性的诗学酬唱、诗歌声音来追索时代、人群共通的情感模式，难免会遭遇“诗”与“真”纠结甚至冲突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个中人保持适度距离，凭借其外部的事功实践，反证诗文内部呈现的各种情感诉求。
本书各章的论述架构，正是循着张之洞学人圈这一“史迹集团”的聚合过程，由人际交往、机构设置、制度建设的表层，逐渐向学术观念、政教理想、情感结构等内在方面深入：
近代政教分合与文教因革的结构性张力，将通过三章的长篇铺叙来实现。正如前文所述，兼具“清流遗孽”与督抚重臣身份的张之洞，在晚清中、西学术交争之际致力于文教事业，同时面临着“清流”论学与幕府养士两种经验。本书第一章开宗明义，铺陈同治、光绪时期“清流”升降与学风迁移的内在联络，并在此过程中呈现张之洞周边学人圈子形成的渊源与机缘。第二章则回溯清代中期以来阮元、曾国藩等利用幕府主持风教的经验，以张之洞及其僚属主导下广雅、两湖书院新体制的创建为例，考察督抚兴学传统及相关学术师承的近代变异。“清流”因素的持续发酵与创设书院、书局的历练，构成张之洞系统在戊戌前后率先引进外来学制的接受媒介（receptor），亦确立了其在晚清督抚兴学竞争中的优势位置。第三章继此论述庚子时期湖北、两江联合开启新政的过程，以及随后江鄂文教系统在新学制下保存经史学统的努力，取之与同时代吴汝纶、张百熙等引进新教育的思路相对照，进而彰显江鄂一系新式教育在政教观念和教学模式上的特点。至此，同光以来的清、浊区分遂与新政时期南、北督抚的统系之争相贯通，此种张力对于清末教育改制的内在影响，更因张之洞癸卯在京参与学制重订而得以巩固。
本书第四章至第六章专注于对历史细节的考证或解读，将分别探讨张之洞系统参与制定癸卯学制、迎拒日本经验、从事诗学酬唱三方面的内容。贯穿其中的思路，则是张之洞及其周边学人调停新、旧的苦衷。重订学制之际，张之洞等执着于“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等难以融入新式学制的课程，又对其早先竭力引进的日本学术经验多所保留，拒斥带有“日本名词”的新文体。其视野已经超出传统儒臣厘正文风、扶持诗教的职责，更有可能受到海外“国粹”思潮的影响，意在建立一种近代国家认同。但与清末带有政治颠覆性的国粹论者不同，张之洞学人圈的文教建树始终与政教关怀相联结，多寄情于诗酒交游的婉转表达，仍可视作近世儒学名臣提倡风雅的绝响。
本书以具体问题为线索分布章节，前三章基本按照时间序列而有所交错，后三章分别就专题进行考索。此种论述策略，势必要求简化关于人物生平、著述等方面的铺叙。但读者进入相关论域，仍有可能需要了解这些背景知识。加之正文论述多聚焦于学术文教史上有所作为的学者，却难免会遮蔽某些位置边缘的人物。因此，正文后特附录了《张之洞学人圈名录》，借助相关人物的年谱、日记、别集、碑传等材料，简述其生卒、字号、活动时段、学术建树、学派背景等内容，尤其注重突出个别人物进入张之洞交往圈子的各种机缘。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夏晓虹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88页。
[2] 《饮冰室师友论学笺·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第13号，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初一日。
[3] 夏晓虹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第350、401页。梁启超虽曾在《新史学》中掊击旧史“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却推崇普鲁塔克《英雄传》式的传记笔法，并在同一时期大力从事新式评传的创作。
[4] 关于“群体传记学”的定义及其在20世纪中期以后的发展趋势，可参看Lawrence Stone，“Prosopography”，Daedalus，vol.100，no.1（Winter，1971），pp.46-79。
[5] 见《徵信论下》，徐复整理：《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