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昔者《孟子》有言：“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在经典塑造的士大夫政治理想当中，“布政施教”为王化之始，二者本不可分，是之谓“政教”。^[1]直到近代，面对西教、西政的迫切威胁，张之洞（1837—1909）发布《劝学篇》，仍不忘强调：“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2]以政治事功著称的张之洞，本不是学术史上的显要人物。但若将“学术”的范围稍加扩充至“教化”，而将“学术史”的考察单位从个别学者延展到学人网络，则张之洞所代表的晚清督抚势力，于近代中国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两方面的作用，实有重新审视之必要。

清季张之洞任督抚时期，在其周边逐渐形成以“清流”士人为核心的学人圈子。这一学术聚落的达成，既可视作清代大吏主持风教传统的延续，又受到近代学术文教转型新机运的鼓舞，与同治、光绪两朝政局的变迁，士大夫出路的变化，西学压力之下危机意识的高涨和新旧分裂的加剧，都有密切关联。咸同军兴以后，晚清政局曾一度呈现“内轻外重”的趋势，实力派督抚的幕府日益机构化，成为朝廷决策的重要来源。督抚集团依托学术传统与行政资源，在学风引导、学制厘定、学术机构建设、舆论控制等方面作用显著。本书意在凸显此种“自上建之”的学术力量，在政治与教化互动的框架内，指明张之洞及其周边学人在近代中国学术转型过程中占据的特殊位置。

出自张之洞门下的近代经师孙诒让，曾总结张氏由清流侍从之臣而膺封疆大吏的重任，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开物成务，独能“究极原本”，以是区别于甲午以前的“流俗变法之论”。^[3]而在甲午以后，由张之洞系统主导的新学建设，虽然未必具备趋新者的超前意识，却善于折中朝野新旧的各种资源，将外来经验制度化、常识化、普及化，使其更容易为普通士林接纳。本书强调张之洞作为政治庇护者、学术赞助者、交游组织者的角色，进而讨论这种“官师不分、政教合一”的自我期许，如何作用于近代中国的学术组织与学制规划。早年的“清流”经验使张之洞始终处在与曾国藩、李鸿章等军功督抚相区隔的位置，为清末江鄂系统超越“洋务经验”、率先引进新式学制创造了条件。

自张之洞谢世以来，关于其文教活动的评价，往往分化为两极。论者多认同张之洞在创办学堂、引进学制、促罢科举等方面开风气之先；对其晚年政策的保守倾向，却不无保留，有“先人而新，后人而旧”的说法。探讨张之洞在督抚任上从事洋务、新政的实绩，亦经常与其早年参与京师交游、投身“清流”言事、引导地方学风的经历分开，或将其日后成就视作对早年“习气”的克服。本书以清末围绕张之洞的“学人圈”为论述单位，意在将相关问题的论域，从张之洞的个人体验放回到同治、光绪时代学人交游的群体经验之中。在回溯京朝“清流”浮沉与南北督抚集团统系区隔的基础上，采取结构性的视角，力求揭示张之洞学人圈存续“清流”风气、调试督抚兴学传统、应对西学挑战三方面活动同条共贯的理路。

[1] 《孟子·尽心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册，第6017—6018页。又何休《公羊解诂·隐公元年》：“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十三经注疏》第5册，第4766—4767页。

[2] 张之洞：《劝学篇·同心》，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下文征引该版，简称“河北版”。）第12册，第9708页。该篇实针对康有为一派保种保教之说，“政教相维”的字面，除了其古典意义，还带有“国不威则教不循”的近代国族主义内涵，故可说是“中西之通义”。

[3] 孙诒让：《张广雅尚书六秩寿序》，见徐和雍、周立人辑校：《籀庼遗文》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