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上建之”：另一种近代学术

清初顺康以降，徐乾学、毕沅、朱筠、阮元、曾国藩等学者型官僚前后相继，凭借其政治声光，搜罗海内学人从游于幕府，或编刊经史要籍，或兴办书院、书局，或组织诗酒交游，形成名臣大吏主导学术升降的传统。作为晚近学人聚合的特殊模式，封疆大吏的学术好尚与文教活动，对于清代独有之学风（特别是考据学风尚）的兴起、流播或转向，影响至为深远。清亡以后，与逊清遗老多有交际的日本汉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就曾借有关同光时代“清流”的回忆文字，追怀这种尤盛于有清一代的学术组织方式：

禹域之政法学术多赖大吏幕宾之制，其来已久。迨清时此风愈盛。或大吏其人学术文章固足卓尔名家，而宏奖风流、罗致宾客，用鸣盛于文酒，用编摩夫鸿典。徐乾学之辑《一统志》、秦蕙田之辑《五礼通考》，馀如毕沅、朱筠、阮元，则幕中之彦皆经史名流。稍后则程恩泽之门，亦饶学术之士。王士祯、卢见曾、曾燠之先后居扬州，则所往来词章之才为多。如沈业富、冯廷丞，则其人之学之位不甚通显，而能识英贤于未遇，而扶植之者也。近时曾国藩开府得人尤盛，政事、用兵、学术、词章殆无材不有。如张之洞，则又继之者也。^[1]

内藤湖南对“幕宾之制”的界定不甚清晰，以王士祯、秦蕙田、程恩泽、盛昱等人为中心的学人圈子，恐难一概纳入“幕宾”范畴。但将晚清曾国藩、张之洞聚集多士的行为，看作清初以来大吏宏奖风雅之延续，并指出张之洞实为曾国藩一型多功能幕府的继承者，则可谓深具法眼。清季民初，内藤湖南、狩野直喜（1868—1947）等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更看重出自晚近“清流”或督抚幕府系统的盛昱、沈曾植、缪荃孙、郑孝胥、陈三立、杨锺羲、柯劭忞、罗振玉等“学界老辈”^[2]；对于日后学术史研究盛称的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倡导近代“学术思想”的先驱，反而有些许距离感。

套用此前章太炎的说法，这是一股“自上建之”的学术力量。^[3]不同于20世纪初近代学科、学制框架达成以后的学术建设，名臣大吏的文教建树依附于政治势位，有可能混淆政治议题与学术命题的界限。晚清曾国藩、张之洞等疆臣致力于文教事业，适逢西学西政袭来，已不再止于“宏奖风流、罗致宾客”的公余雅事。实力派督抚在从朝廷获得更多自主权、发言权的同时，更面临着在激变时势之下存续“政教相维”传统的使命。在外来新知识、新经验、新语汇成系统涌入的时代，人才的视野、出路、地域分布都开始改变，士大夫群体的危机意识和应变能力亦得到激发。后起的张之洞同时面临着两种经验：他不仅有条件凭借名臣大吏利用幕府提倡风教的传统，在“教士化民”的固有职责内有所建树；更因本人的身世经历，承接了同治、光绪之交京师士大夫学艺交游和政治清议的风气。利用昔日的“清流”身份，张之洞在其新型幕府机构中聚合新旧学人，逐渐形成具有一定政治共识和相近学术旨趣的交游圈子。

乾嘉到道咸间，学术人才聚集于京师，这一状况几乎延续到同光之交。但同光时期的京师学人不仅在学术上承前启后，更多属广义的“清流”范围，热衷于言事议政，则为此前都下学艺交游未曾有之新风尚。活跃于光绪初的“清流”虽有派系形迹，却难以明确划分其成员与时段。言事意义上的“清流”，大致以光绪初年的“翰林四谏”为代表，其主体毁于甲申中法之役，其尾声则一直延续到清亡。作为清流核心的“四谏”究竟为谁，亦有多种说法，大致不出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宝廷、黄体芳、于荫霖、邓承修、何金寿等热衷言事的翰林讲官。清末民初士人言论中的“清流”更为复杂，不仅是一种政治现象，更泛指晚清京官名士娱情金石、酬唱诗酒、议政而不废论学的生活方式。除了士大夫的政治责任，“清流”之称重在科目，包含了学人甚至文人身份的指认，暗示个中人缺乏实际阅历。“清流”的交游活动遍布京城内外寺观名胜，包括了琉璃厂书肆等学术场所，并进一步形成藤阴书屋、意园等学人聚集的中心。清流之“清”，不仅指“清议”的风节，更含有“清秘”“清闲”“清要”等意味。“清流”中人并不十分欣赏明臣言事之勇，他们更爱标榜欧阳修、苏轼等北宋士人文章、气节的两全；在学术脉络上，致力于金石、舆地、版本、书画等领域的深入，欲越过道咸经世之学的前辈，直接乾嘉一系的考据学统。^[4]

学术与政治的“清流”并不互相排斥：清议对名教的执着，赋予了“清流”中人从事学术活动的义理依据。而科举正途的出身、学术修养的高超、诗酒交游的密集，也为其从事言事活动提供了心理优势与人脉基础。清流中人的“书生习气”与军功督抚的“俗吏风尘”相对照，成为晚清政坛持续不衰的话题。然而，“清流”作为学术场合并非封闭，即便有种种执着与误解，“清流”中人回应时势遽变的努力仍不容否认。“翰林四谏”崛起于中俄伊犁危机、中日琉球之争、中法越南之争等国际问题的交涉，亦曾汲汲于学习洋务，积极联络李鸿章等实力派督抚，甚至参与总理衙门的谋划。那种将“清流”与所谓“洋务派”相对立，或者描画同一人物“从清流派到洋务派”变身的叙述，未必贴合史实。“清流”与“疆臣”的关系较为复杂，除了中枢刻意安排的京、外对立，也不无沟通的情形。像张之洞那样从“清流”京官升转为封疆大吏，并且在开府一方后极力容纳昔日“清流”人士，更为京师学风的流布提供了条件。正是通过以张之洞为中心的学人交游，同光之交京师的学术传统得以在清季数十年间持续发挥作用；“清流”所执着的义理、学理，才有可能充实到以器物为主的早期近代化进程中，成为康、梁等趋新人士意见的先声。

相对于“清流”的书生横议，幕府养士对于回应世变的意义更为显豁。正如论者所指摘：“天下郅治时，幕府遭受扼制，有名无实，根本没有制度建设可言；天下大乱时，幕府兴盛，幕僚建功立业，幕府制度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和完善。”^[5]准此趋势，大致可将传世文献中的“幕府”历时分为三类：一为宋以前由军政长官“自辟除”的僚属机构。汉末以后“幕府”逐渐从将帅军府扩展为官员自辟府署的代称，职能日益扩张，造极于中唐藩镇节度使的“军幕”“霸府”。二为发端于明代中叶、极盛于清代的州县幕府。宋代中央集权国家强化，幕僚由自行辟署改为中央任命，传统幕府日渐萎缩。至明代，传统幕职在官制上基本绝迹，却因为基层行政对专业人才的需要，另外产生了由地方官自行聘请、供给，而与聘主地位平等的“幕友”或“幕宾”制度。明清时代州县幕府设有刑名、钱谷、书启、朱墨、账房等部门，分工日趋明确，但处理事务趋于琐碎，局限于用人才，而未必能涵养人才。^[6]三为清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型督抚幕府。太平天国起事后，“内轻外重”的趋势有所呈现，厘金、交涉、路政、矿政、学务等新事项纷至，中央集权促生的州县幕府已难满足新时代的要求。遂有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端方等实力派督抚主导的新型幕府制度：在人事关系上，由州县官的个人聘请，改为聘请、札委、奏调、保举并用，使幕府逐渐重返国家行政体系；在机构设置上，应对近代出现的新事项，不断添设传统官制以外的局、所、处等新部门，宾僚薪酬由所属部门划拨，幕府制度逐渐向现代科层制转型；在主从关系方面，则由前此的主、宾平等关系，转变为师生乃至主从的隶属关系，注重人才的历练与培养，类似中晚唐时代的“霸府”。

清代前中期地方官幕府中主、宾之间平等而宽松的关系，为在政务之暇从事学艺活动营造了氛围，成为乾嘉学术兴盛的一大渊薮。相对而言，晚清的新型督抚幕府则更具专门化、机构化的特点，应对“万事纷纭”的外部形势，学术文艺在幕府活动中的比重有所降低。曾国藩尝在《劝诫委员四条》中提出幕府事务不外军事、吏事、饷事、文事四端。但其所谓“文事”，却是“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的文案杂务，实无旁及诗酒学问的余地。^[7]到同光年间，洋务、新政次第开展，词章文艺更沦为张之洞所谓“不惟不屑，亦不暇”的对象。^[8]然而，较之李鸿章、袁世凯等主要处理实务的幕府，曾国藩、张之洞的幕府活动仍具有多层次的特点。二者对于一方的文教学术倾注了颇多精力，对近代化的迎拒也较复杂。正如前辈学人指出的，清代乾嘉时期虽已开幕府游士之风，但“其势颇孤，不为愿谨者所喜，故汪龙庄（辉祖）、包慎伯（世臣）皆不能大展抱负”，直到咸同以降曾国藩、胡林翼等督抚崛起：“然后将相开府，广罗才俊，一艺之长，咸得自献，高者扬于王庭，下者亦修其职事。人才之盛，骎骎与唐中叶以后相衡，此真世变之一大关键也。”^[9]

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胪列曾国藩幕府宾客、僚属83人，区分为四个层次：1）“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2）“以他事从公，邂逅入幕”；3）“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4）“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层次的人物又被品题为“闳伟”“明练”“渊雅”“雄略”“硕德”“清才”“古文”“闳览”“朴学”“干济”“勤朴”“敏赡”十二类。此种细大不捐的构成，呼应了大乱之后重建政教文化的需要，更与曾国藩一贯的“人才消长”观念相表里。诚如薛福成所总结的：

古者州郡以上，得自辟从事、参军、记室之属，故英俊之兴半由幕职。唐汾阳王郭子仪，精选幕僚，当时将相多出其门。降及晚近，舍实用而崇科第，复为一切条例以束缚贤豪，而登进之途隘矣。惟公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艰定倾之具。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门，自文梓楩楠，以至竹头木屑之属无不储；其成之也，始之以规矩绳墨，继之以斧斤锥凿，终之以磋磨文饰；其用之也，则楹栋榱棁、椳扂楔，位置悉中度程，人人各如其意而去，斯所以能回乾轴而变风气也。^[10]

论者曾指出曾国藩幕府有“内幕”“外幕”之别，这种多层次流动的特点，正可看作应对晚近人才制度僵化的一大改创。^[11]新型幕府的出现，预示着政教权威一定程度的下放，文教风气亦随之迁移，一改科举定制“选而不教”的弊病，不仅广为选用人才，更注重培养、安置人才。于是，更有必要在幕府中广纳学者文士，以备转移风气、陶铸人才之用。迨太平天国平定，曾氏开府东南，复兴书院，设立官书局校刊经史读本及晚近学人著作，一时江左学人云集金陵，与学人交游活跃的京师形成对峙之势。

张之洞外放疆臣后，同样重视延揽学者入幕，其幕府亦有多层次的特点。张之洞幕府虽在气象上远逊曾国藩，却面临着曾国藩时代未曾遭遇的新问题。甲午以降，“学务”日益成为洋务、新政的热点，兴办学堂、考察教育、厘定学制更被认为是督抚政绩的体现。原本幕府中不具决定性地位的文教部门，在改头换面后日趋重要；稍有新知的文人学者，便可成为督抚大吏的座上客，遂使幕府与学术文教的关系再度紧密。一方面，兴办学务本身就需要并蓄新、旧学人，以便完成渐进式的变革；另一方面，则是在西学压力下政教观念的再度高涨，“清流”时期的“书生习气”得到一定程度的激发，促使张之洞幕府始终标榜服膺“儒术”、崇尚“正学”的本色（尽管关于“儒术”和“正学”，或已有全新的讨论与界定）。从曾国藩到张之洞，晚清多层次的督抚幕府之崛起，不仅为旧学存续预留了空间，更为传统政教接触新知，逐渐融入近代学科体制（而非被其取代）创造了机运。

“清流”与“幕府”原本均为晚清政治史上指涉一定人物聚落的概念。本书论述却将二者视为近代学术文教转型的场合，并以横跨京师“清流”与东南督抚“幕府”的张之洞系统作为其结合点。从“清流”到“幕府”的场域变换，首先是对清代中期以来人才困局的一种回应：同光以前的士人，大多期待像张之洞等“清流”那样，经过京官六部九卿的历练后九转成丹，最终外放学政甚至督抚，成为一代名臣。但由于道咸以后大开捐例，宦途拥挤，京官生计艰难，外官候补年限则愈来愈长，使拥有较高功名者不再仅寄希望于升转正途。督抚有力者的幕府超越詹、翰、科、道，成为候补官员的一大出路。此一时期幕府士人的功名水准与学术声望，均较清代前中期大幅提高。晚清新型幕府的形成，督抚势力的坐大，幕府的学人圈子成为旧学统与新教育、新学术统合的重要力量。

“清流”与“幕府”联络的背后，更隐含着晚近文化资源地域性分布的趋势。这里并不拟将“地域性”局限在地理条件造成的文化特征。更重要的，乃是地域区隔带来了权力对峙和资源再分配，来自不同地域的学人在同一场域聚集、向不同场域流动，并由资源流动带来地域师承的碰撞、嫁接与转化。清末张之洞督鄂近二十年，所招纳学人半属昔日京师“清流”，其学风与湖广地域的本来风气颇有差池；但这并不妨碍时人称之为“两湖学人”，并取之与“两江”“北洋”等督抚集团对举。太平天国平定后，政治重心向东南督抚倾斜，但由于长期战乱破坏，江南学风虽经提倡，仍形凋敝，京师的文化中心地位一度增强，成为“清流”士人活动的主要空间。然而，随着同光时代“洋务”的进展，上海、福州、汉口等口岸城市地位日益凸显。出版业与报刊舆论的发达，江海交通的便利，更使东南口岸成为新知识的集散地。与此同时，张之洞等督抚亦乐于延续此前毕沅、朱筠、阮元的路线，将京师学风带到所辖地域，以幕府吸引新、旧人才。甲午以后，延续前此清浊、湘淮的对立，在南北督抚之间逐渐出现“北洋”与“江鄂”的统系之分。湖广的张之洞幕府与两江的刘坤一幕府日益接近，长江中下游人员流动频繁，通过“东南互保”与“江楚会奏”两大事件，最终结成江鄂实行新政的联盟。庚子以降清廷重开新政，筹划教育改制时在“江鄂”与“北洋”之间颇有取舍，最终择定张之洞参与学制谋划。从光绪初年京师“清流”四散，到癸卯年湖北经验被张之洞在京确立为学制定章，在地域上正好经历了“京师——东南——京师”的回环。

近三四十年来，史家对于近代学术文教转型的讨论已达成一定积累，视野主要集中在海外志士、民间学者、留学生等趋新知识人群体，间或涉及民国以后拥有新学背景的文化守成者。^[12]思想转变快，制度建设难，趋新者在学术思想方面的探索不乏新颖观点，但其全面铺开，仍有赖于权力认可与制度导引。更何况“当事之难，有即之而后知，履之而始无如何者，无其责而恣为言，固易耳”^[13]，趋新知识人的发言容易趋向极端，见诸文字，则论点犀利，思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给时人思想造成极大冲击。相比之下，张之洞等当道者受所处势位牵扯，其政策常被讥为见识平庸、淡泊寡味、反动保守，却有可能更容易为当时的普通士子接受，自有其影响在。“当路在势”者的分寸拿捏与阅历贯注，亦值得后人玩味。近来学界已日益注意到清末学术建设的“朝野共同努力”^[14]，看重清季最后十年的“新政”经验，甚至开始追问“是谁进行了革命？”^[15]本书亦欲踵事增华，通过历史现场与人物关系的还原来回应上述话题，并将“新政十年”间由督抚集团完成的学术文教新变，上溯到同光以降学术人才由京师“清流”折入东南督抚幕府的过程，在发掘其“开新”一面探索的同时，更强调其“存旧”一面的努力与困境。

[1] 内藤湖南撰，吉川幸次郎译：《意园怀旧录》，《吉川幸次郎全集》（东京：筑摩书房，1968年）第16卷，第623页。

[2] 桑兵：《民国学界的老辈》，《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83—224页。但其所谓“学界老辈”，包括了民初章太炎一派的势力，实是以后起的“新文化人”为参照系，与本书所讨论出自晚清督抚系统的“老辈”略有不同。

[3] 章绛（章太炎）《与王鸣鹤书》：“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见《国粹学报》第63期，宣统二年（1910）正月二十日。本书并不完全认同章氏“自上建之则日衰”的判断。

[4] 关于“清流”的定义及话语分疏，详参下文“先行研究”部分及本书第一章。

[5] 李志茗：《晚清四大幕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页。

[6] 关于传统幕府制度分期，参考全增佑《清代幕僚制度论》（《思想与时代》第31、32期，1944年）、张纯民《清代的幕制》（《岭南学报》第9卷第2期，1949年6月）及福尔索姆（K．E．Folsom）《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刘悦斌、刘兰芝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3—56页。明代以来，幕府制度从“辟署制”向“招聘制”，由“幕僚”向“幕友”“幕宾”更替，参见郭润涛：《中国幕府制度的特征、形态和变迁》，《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7] 《劝诫浅语十六条》，《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杂著类，第439页。按曾氏所谓“委员”，为“向无职缺，现有职事”之员，即指供职于各机构的幕僚。

[8] 张之洞：《劝学篇·守约》，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册，第9730页。

[9] 楚金（瞿兑之）：《道光学术》，《中和月刊》第1期，1941年1月。

[10] 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庸庵文编》卷四，《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62册影印光绪间《庸庵全书》刻本，第102页下栏。

[11] 参见Jonathan Porter，Tseng Kuo-fan’s Private Bureaucra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pp.45-46。波特提出“内幕”（inner mu-fu）与“外幕”（outer mu-fu）的层次划分，实是基于作为幕府制度转折点的曾国藩幕府具有“两面性”：既是私人的、僚属化的、教化性的，又带有公共职能，有专业化和机构化的特点。参考同书第18—29、40—44页。

[12] 作为近代思想史领域的开拓性著作，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影响深远。其书选取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鲁迅为讨论对象，强调进步史观，将曾国藩、张之洞、袁世凯作为“三大进步思潮的主要对立面”，仅在“后记”中一笔带及，固然是时代使然。海外学者张灏的《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1890-1911，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则以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刘师培为例，注重民族主义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与此同时，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等为代表的民国以降“新儒学”，亦较早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

[13] 吴闿生：《送陈伯平廉访按察安徽序》，《北江先生文集》卷二，文学社民国十三年（1924）刻本。

[14] 罗志田：《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5] 参见任达（Douglas R．Reynolds）：《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序言第4页、正文第9—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