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国民族众多，每个民族都有各自颇具特色的文学，有的还有极其丰厚的文学遗产，作品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都是异常突出的。但由于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过去很少有人对此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至今人们对它仍然知之不多；民族文学的好多方面还充满了未知数，宛如一座座半隐半现的迷宫。所以，尽管这些年已经做了的和正在进行的工作，规模是很大的，已经取得的和即将取得的成果，数量也相当可观，都只能说是为宏伟的工程放下了最初的基石，有更多更大的更为艰巨的任务等待着人们承担和完成。为此，我们有必要结合这几年实际工作的得失，参照其他学科的经验，在已有的基础上，为整个民族的文学研究工作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进一步的规划。

首要的任务，依旧是文学资料的积累。这是整个研究工作尤其是文学史编写工作的基础和根据，也是今后学科发展提高的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民族文学资料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但仍然是很不齐全的，留下不少空白和疑团，已经搜集到的，也不尽准确，需要作反复的核对鉴别。更重要的是，在资料的搜集、整理、收藏、使用的各个环节上，已有的方式、手段和体制等都过于落后，需要作大的改进。不然，是很难为学科今后的发展提高提供必要的条件的。

参加过这方面工作的同志都会深切地认识到：（1）民族文学资料的数量极其庞大。由于很多作品并没有作为自觉的艺术创作，从人们广泛的精神生活、文化活动中独立出来，因此它们往往散见于各个领域，混杂于其他门类之中，更增加了发掘、收集工作的困难。（2）很多作品距今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又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散失残缺现象很严重，成为难以弥补的损失。（3）作品大多属于口头创作，从未留下过正式的书面记载。在历史上不少作品曾经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如今却大多是留存于少数老人们的记忆中了，随时都有最终失传的危险；再有任何耽误，又将丧失更多的珍贵资料，必须尽快抢救。（4）为了尽可能真实地保留口头创作的原貌和演唱、吟诵（有的还伴以舞蹈动作）的特点，除了文字记录，更需要录音和录像，要求完备的现代化设施加以保障。（5）口头创作的传播过程，同时又是不断地再创作的过程。同一部作品的文字、细节描写，有时甚至在重大的故事情节上，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造成了众多的歧异。这些异文中，谁对谁错，孰优孰劣，哪个是最初的雏形，哪个最完整成熟，先后经过怎样的演变，变化的原因又何在，以及各自的大致年代等，都需要通过多方核对和反复考证。（6）数量如此庞大的资料不可能全都印成书籍出版，一些有关的文字记录、录音、录像等，只能作为原始资料保存，它们由于成了实际上的“孤本”反而格外珍贵。于是又有一个如何妥善保管又能便于各方面的研究者、爱好者查阅使用的课题——只有保管得当，才能永久地保存下来；也只有便于众人随时查索，才算充分发挥了作用，尽到学术上的职责。这些特点使得民族文学资料工作的复杂性、紧迫性和繁重、困难的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其他文学的资料工作，要求我们格外地重视它，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

然而长期以来，关于这项工作缺少通盘的计划，也没有专门的机构，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地分散进行的。在观念上将其从属于特定的研究任务，在做法上采取临时突击的方式，有时仅仅是为了一个具体项目（比如编写文学史的需要），匆匆地收集材料，因此当研究项目完成，这些资料用过一次以后，似乎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从此便被束之高阁，再也无人过问了。这些都带有明显的附属的、短期行为的性质。除了一小部分资料打印出来在少数同行中传阅外，人们彼此之间都不很清楚旁人有了哪些资料，又缺少哪些资料，无法准确掌握本门学科资料积累的实际情况，使各自的工作带有盲目性：一方面，有些空白始终是个空白；另一方面，又有不少毫无必要的重复劳动，即使不同的单位或者个人搜集到同一作品的异文，也因为缺少交流而无法相互参照，作进一步的核对整理工作。虽然民族文学研究作为独立的学科，还是近30多年才创建起来的，资料工作都基本上承袭了千百年来的手工业的落后方式和小生产的封闭体制。这样一套方式、手段和体制，给搜集、整理、保管收藏、交流使用的各个环节都带来了种种限制，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与上述的民族文学资料工作的各种特点和客观要求很不相称，已经成为发展资料工作的严重障碍。

由巴金倡议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为改进资料工作打开了新的思路。这个机构作为“具有国家级档案馆性质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中心和研究中心”，其主要任务是“收集、保管、整理、研究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手稿、著作版本、译本、书信、日记、录音录像、照片、文物等文学档案资料和有关的著作评论及文学期刊、报纸”。它用录音录像的现代化手段抢救“活”的资料，又大力收集各类已有的文字材料。作为具有高度权威性的资料机构，它接受各方捐赠，又向社会开放，起了资料集散交流中心的作用。自1985年正式成立以来，短短几年已初具规模，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说它打开人们的思路，并不意味着要取消由不同的单位和个人分散地进行的工作，这将永远是个便于发挥各方积极性的工作方式，即使有了统一的规划和集中的机构，大量的工作仍然得依靠这样的方式进行；也并不是说都要立即成立类似的专门机构，各门学科有各自的具体条件，民族文学资料牵涉的方面多、规模大，情况远远比“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资料复杂，这类设施有待从长计议。现代文学馆的设立所给予我们的启示主要在于：资料工作具有自己的独立价值和完整体系，绝不仅仅依附某个具体项目，只是为了满足这样或那样的临时需要，它本身是专业化很强的学术活动，有自己独特的学术品格、规律和要求，不是任何人随时都能轻易地兼顾得了的，为了做好工作，从搜集整理到收藏检索，都需要有尽可能现代化的手段和设备；所有资料不是仅供收集保管者本人使用，还应该为各界人士查阅提供方便，随着文学研究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这种社会需要将不断增多。这个机构的设立，突出地体现了对于资料工作的独立性、专业化、现代化、社会化的强调和尊重。如果说它是为了适应这些特点和需要而成立的，那么，有了这样的机构的确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这些要求，将资料工作从历来那种小生产的、手工业式的封闭状态，推向现代化、社会化的新阶段。不管采取怎样的具体步骤，即使一时还难以成立像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样的具有高度权威性的专门机构，今后民族文学资料工作所需要的不也是这样的转化和跃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