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衡量一门学科的学术水平和成熟程度，最终决定于它究竟对于研究对象在理论上阐述和剖析得如何，具有怎样的理论力量，达到怎样的理论高度和深度。如果只是一些平铺直叙式的介绍、归纳，就事论事的评点一番，不能进而提出独到的见解，在思想观点上有真正的建树，不管成果如何众多，在学术质量和学术价值上也只能是粗浅的、贫乏的、低水平的。这是学术工作的一条普遍规律。考虑到几十年来民族文学研究基本上以编写史书为主，因此更需要及早对于这一客观规律有个清醒的认识，并且在工作实践中自觉地重视理论上的探索和突破。这是发展提高这门学科的又一个关键所在。

事实上，这些年来的研究实践，包括各种文学史、文学概况的编写工作，已经遇到一系列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或者需要作出理论说明的课题。比如民族文学的定义问题。应该依据哪些原则和标准确定作品的民族属性和各种民族文学的历史范畴：作家本人的民族身份，作品使用的语言文字，作品描述的内容，作品传播的地区或者其他思想艺术上的特征？当一部作品未能同时具备以上条件时，怎样判断？对于在一个以上的民族群体中流行的、内容类似的作品，如何归属？应该怎样识别在历史上与其他民族有了较多融合认同的民族所固有的文学传统和特点？又应当如何看待当代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语写成的作品？在编写史书时，研究者对于不同的事例，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已经分别作了处理。但它们又应该有共同的规律，也需要我们以同样的原则和标准对待它们。这里就有一个从具体的事实中抽象出概念和理论的任务——以上各点都可以归结为“什么是文学作品中的民族属性”这一基本理论命题。又比如从文学的发展过程看（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例外），它都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人类自觉的艺术创造的结晶，并以完整的艺术形态独立地存在的。在初民阶段，作为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中自发的、朴素的精神活动，或记录事实，或确认知识，或宣泄情绪，与他们的整个精神生活和社会实践是融为一体的。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仍然有一个很长时期，文学创作与历史、哲学等著作糅合在一起。少数民族文学史上的大量作品，都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如何从精神文化的综合性成果中发现鉴别艺术的因素，确认其中哪些是哪些不是文学作品，是民族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又一项理论任务。有的民间文学研究者认为并非所有流行于民间的口头创作的成果都能被视为文学作品，像谚语、格言、卜辞之类就与艺术无关，应该排除于民间文学之外。但在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中，它们都作为特殊的作品类型，占有相当的篇幅，有的还以专章另节加以述评。只有对什么是文学作品的艺术属性、艺术特征作出理论上的阐述和判断，才能科学地解决这些课题。当文学创作与人们精神领域里的其他活动以至整个社会生活还处于共生共存的状态时，这样的作品才往往同时又是本民族的珍贵的历史文献，包含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丰富内容和重大价值。像藏族、蒙古族和西南地区的众多民族的文学与佛教信仰的关系，像维吾尔族、回族和西北地区的许多民族的文学中的伊斯兰教的影响，都是十分密切和强烈的。如果不同时从文学以外的角度考察，是难以充分理解这些作品并对它们作出全面准确的评价的。此外，像不同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在整个中国文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各自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同样需要作综合的、交叉的、比较的研究，不仅需要多方面的知识修养，更有待系统的理论观念的驾驭。而由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萌生和演变的过程不同于汉族和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学，产生这些作品的历史背景、社会土壤和文化心态，都各有鲜明的特点。深入剖析论证这些奇特的文学史实，能为艺术的起源、艺术的本质、艺术与社会生活、艺术与人民群众等重大理论课题，提供新的例子，得出新的结论。总之，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理论任务头绪众多，比别的文学学科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所有这些课题，不能从理论上进行系统深入的论证，作出明确有力的回答，就谈不上整个学科的突破，也无法对整个学术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应该承认，除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论述，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知之不多。把文学的民族性仅仅或者主要归结为民族形式，无视民族内容、民族精神的理论，从20世纪40年代起盛行于文艺界、学术界。这种片面性的主张，无法对民族文学作出科学的说明。在一切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的指示，使我们把各种重视民族本身的品格和特征的，把民族和民族文学作为独立的历史现象、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和艺术形态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成果、理论学说，一概视为“伪科学”加以排斥。“五四”以来陆续传入中国的民族学、民俗学等，再也无人提及，黑格尔、泰纳等人的著名论断被人们唾弃或者忘却了，别林斯基虽然受到尊重，但他有关文学的民族性的言论同样被有意无意地冷落了，至于人类文化学等学科，对于很多人来说，更是十分生疏的。所以，当我们开始进入民族文学研究领域时，不免缺少足够的理论装备，以致在上述种种理论课题面前感到无力。如果说这种倾斜在目前尚未为人们所普遍觉察，那么随着学科发展，它所造成的限制和缺陷，将会日益显露出来。

因此，我们需要尽快地把提高研究者的理论修养和研究工作的理论水平的任务，提上学科建设的日程，包括马克思晚年留下的那些笔记，我们要注意吸收各种学派的理论成果中的有益部分，逐步建立起完整的民族文学理论体系。与此同时，要有意识地提倡对重大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史事例进行理论上的剖析和阐述，力求作出富有理论深度和理论含量的结论。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努力将几十年来遇到的问题和难点归纳成若干理论课题，梳理其中的逻辑关系，按照一定的理论构架，以编写“民族文学概论”的形式，作出全面系统的阐明和论证，既包括对以往工作的总结，也提出今后的设想和探索。这样一部著作，对于开阔理论视野，激发理论兴趣，增加理论修养，推动理论研究，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把整个学科的理论水平提高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