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哈斯宝在蒙古文学史上的贡献
谈论哈斯宝的贡献，恐怕在文学理论、文学翻译和伦理研究几个方面都应提到；而他对蒙古族文学理论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则尤为突出，如果说它具有划时代意义，笔者觉得并不过分。关于这个方面，发表意见的学者不少。
郭豫适说：“蒙古族的评点家哈斯宝，却是值得加以介绍的。”“看来这位评论家对《红楼梦》艺术技巧方面的体会确是比较深的，所以回批中类似这样的颇有见地的评析还有。”
亦邻真说：“哈斯宝是蒙古族文学史上的一位出色人物。”他“四十篇回批的精华在于对书中人物的评论”。
梁一孺、色音巴雅尔说：“哈斯宝对《红楼梦》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人物论和艺术结构两个方面，他对本书主题思想的理解也很值得注意。”[11]
当然，也有些研究者将哈斯宝视为蒙古族近代文学理论的奠基者，等等。
学术界如此热情地研讨哈斯宝的文学理论，都是旨在探求哈斯宝理论研究的价值和他在蒙古族文学史上的作用。有的侧重于研究他对文学特质的认识及其理论在具体作品分析中的运用。有的研究他较系统的古典文学理论，更多的人研究其关于作品主题、情节、结构、人物、技巧等方面的见解，以便总结其理论体系。
笔者认为，第一，哈斯宝的文学理论思想，吸收了明清学者冯梦龙、金圣叹、毛宗岗等人的研究成果。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能结合自己对艺术的理解，使两者融为一体，开展对《红楼梦》创作的理论探讨，进而形成他自己独具一格的美学思想、文学思想和艺术主张。在《蒙古文论精粹》一书中，笔者曾专立一章着重讨论哈斯宝关于文学反映生活、作品人物塑造、情节主题语言等诸方面之见解，重点研究哈斯宝美学思想的特征。综观其理论体系，可以悟出哈斯宝的文艺美学基于奇、异、曲、味四个字。
“文章之作，其不易之处在于美。”蒙古语中的“uran”一词有巧、精、雅、美多种意思；亦邻真教授将此一词汉译成“巧”和“妙”。哈斯宝在回批中，每每谈到文学，都与“uran”联系在一起。这是符合蒙语传统习惯的。uran jirug（美术）、uran bojig（舞蹈）、uran johiyal（文学），都是从审美角度去命名的。哈斯宝也是这样，他所用的“uran”一词固有精巧、巧妙之意，但更多的是将文学放在美的范畴中去考察，去探讨。在这里，uran就是美的意思。“文章之作，其不易之处在于美。”这是哈斯宝文艺美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将抚琴、作画等一并作为艺术看待，而且将它们相互对照，罗列出不少优缺点，唯独把“文人之笔”——文学，看作不受任何限制的艺术。他拈出《新译〈红楼梦〉》第三十四回“锦衣军抄查宁国府，骢马使弹劾平安州”中那些“乐中生悲，悲中生喜，寒中有寒，寒中有热，苦中杂甜，甜中带苦”的情节，惊叹道：“呵，文章有如此之美，明哲之士岂可无动于衷。”文学，是按美的规律去创作的。在塑造形象、表达思想方面，它比任何艺术都自由得多。作家的审美冲动，能使人世间悲喜苦甜，或“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般地描写出来；或“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般地反映出来。其中优秀的，则通过成功的人物形象反映社会的关系，成为提供人们美的享受的一种艺术品。创作艺术美时，只有“文人之笔”不受色彩、线条、音律、动作之限，以语言为手段，在展示社会生活，描写自然景物和社会环境，尤其刻画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方面，有无比优越的条件。
哈斯宝艺术美的思想内涵比较丰富。例如：“奇”。哈斯宝曾多次运用“gaihaltai”和“gaihamxig”二词。蒙语中前者是形容韵，有绝妙的、绝美的、精彩的等意思；后者具有奇迹、奇妙、奇美之意，是名词。哈斯宝有时以前者表示文学作品的意境美和所蕴寓的思想美；有时以后者表示文学创作中的一种美的法则，并以之要求艺术品。“文章中，有笔至意尽的，这不足为奇。笔不至而意已尽，才是奇妙。”这便是哈斯宝要求艺术美的一则信条。
“异”（tusyig ig hu）这个词是哈斯宝的创造，类似于西文中的“这一个”。它指人物性格之差异。作品人物固有的、彼此不相重复的个性特点，是艺术形象成功的标志。他注意到宝玉和黛玉“怪僻之极”，但更注意“这两玉心情不同，性情也不同”的创作特点。他惊呼《红楼梦》“写众人，各赋异色”，“写气急，令人毛发惊立，写哭号，使人心肠随动。依次看去，种种情景跃然纸上，真是作丹青也画不出”。细心观察，哈斯宝作品人物论，几乎都是围绕“各赋异色”思想开展的。
“曲”（t g rigu jam eyer gun-e gajar t rnebterehu）是曲径通幽之意。哈斯宝处处强调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和结构安排，要“交错连环”，“写红火热闹处，定要两事遥遥相对，写一样的两件事，又同又异，异中见同，缝合得十分工巧”。这种方法，恐怕学自金圣叹。但哈斯宝要求情节的曲折安排要为主题服务。他说：“选中题目之后，并不全盘写出，如从远处绕来，曲曲折折，最后正好点在本题上。”事物的矛盾性，便是作品情节安排的基础。“曲径通幽”的方法，始终保持作品的完整性。
“味”（amta）即作品的意趣、情味。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将“味”用于泛指诗歌和艺术魅力。哈斯宝多处以amta一词，表示《红楼梦》艺术审美之效果。通过作品的意趣、情味不同，引起读者艺术欣赏的心理差距。哈斯宝研究文学作品“愈读愈得味”，厌恶那些“朽俗无味”“千篇一律”的东西。
文学创作，是认识和反映生活的系统工程。其作品，乃是作家通过典型化原理，使生活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的产物。上述几点，作为哈斯宝文艺美学的基本因素，在其整个文艺思想中是统一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哈斯宝的又一大功绩，便是他一生所从事的卓有成效的汉译蒙事业。元朝灭亡以后，经过几百年的内乱外扰，蒙古民族到清朝有了一个相对安定与统一的局面。沿内地、靠中原的蒙古部落，尤其是喜峰口土默特和喀喇沁地区，由于逐步定居、农牧并存，并由牧业转向农业，经济成分多样化，人们的文化素质日益提高，审美情趣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生活部分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也部分地提出了新的追求。官方有意引进的印度、西藏佛教文化和在民间自然流入的汉族封建文化，同时向蒙古传统文化袭来。值得庆幸的是，蒙古人吸取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教训，在自己民族审美传统的基础上筛选过滤，将印度、西藏俗文化和汉族古典优秀文化吸收过来，经过一番改造，化为自己的精神食粮，发展起自己的东西来。这便是漠南东部蒙古广泛流传的“乌力格尔”形成的缘由。“乌力格尔”，就是蒙古说书。它先有脚本，即如汉族古代话本，蒙古人叫“本子故事”，后有说书艺人，他们又唱又说，使“本子故事”变为活的故事，在人民群众中传播开来。像三国、隋唐、《水浒》、《西游记》等都是这样家喻户晓的。至于那些武侠、世情小说，那些传奇、讲史作品，也只是有人搭桥、有人传播才得以在草原上传开的。“乌力格尔”既满足了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文化需要，又为蒙古文学增加了新的样式。
哈斯宝是汉族古典优秀小说在蒙古族群众中的传播者。他成功地翻译了几部汉族古典优秀作品。译完《今古奇观》后，他写了一篇《译者加的序》。在序中写道：“翻阅众多小说，唯有这部《今古奇观》在我蒙古地区未曾流传”，认为“这部小说，故事紧凑而线索清楚，语言凝练而内容丰满，蕴含褒贬，区分善恶”。
1972年，西德波恩大学海西希教授断定蒙古人早在1816年就译过《今古奇观》。大家知道，《今古奇观》是从“三言二拍”中精选而成的，而“三言二拍”历来被誉为我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的宝库，是元明话本之精华。在蒙古劳动人民中，《今古奇观》的故事广为流传。除了哈斯宝的译文外，还有三四种《今古奇观》蒙文抄本在流传。《红楼梦》，这是我中华民族古典小说中创作成就最高的一部，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伟大作品。哈斯宝挑选这些作品进行翻译，足见其独具慧眼和艺术修养之高。他的审美情趣，体现了当时蒙古人向邻近民族学习、丰富自己文化的精神状态。
哈斯宝搞文学翻译，有一套理论原则和艺术主张。他选内容好、艺术性强的作品，介绍给本民族人民。他说，他以“增减编译”之法，从事《今古奇观》的翻译工作。哈斯宝《今古奇观》的手抄本是刚刚从哲里木盟扎鲁特旗发现的。而这个本子，20世纪20年代曾由张家口“察哈尔蒙古图书编译馆”铅印出版。姑苏抱瓮老人的40篇小说中，哈斯宝只译了24篇作品。20世纪20年代，在张家口铅印时，将译者的名字删去，正文未曾修改。经蒙汉文对照，笔者发现哈斯宝所译各篇故事，在情节上并没有“增减”，在结构上也没有“编译”。只是在原小说前言后序里有时加了一些自己对世道的看法。小说里夹杂的诗文，他译得非常优美。语言流畅通俗。他的诗词翻译体现了他本人在“译者加的序”中所要求的蒙文诗的创作规律。哈斯宝译《红楼梦》，用四种办法，将百二十回章节，或全译，或合译，或节译，或不译，“便摘出两玉之事，节译为四十四”。这里，在取舍之间就很能见到他的“增减编译”原则。他的《新译〈红楼梦〉》，虽称《小红楼梦》，是节译本，但别具风格，以宝、黛、钗爱情悲剧为主线，展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要略。
哈斯宝搞翻译，既忠实原文，又力争符合本民族人民的欣赏习惯。据这位翻译家说，他自幼读先师们译为蒙古文的汉族古典作品，由于直译、音译较多，大都译得“索然乏味”。因此，读者欣赏不到原作的“奥妙”。为了使“读之有味”，他时刻探索本民族人民审美情趣和蒙古语的表达习惯。诗的翻译，更为困难。要译好，先得研究本民族诗词的语言要求和格律特点。哈斯宝在《今古奇观》的“译者加的序”中有一段较长的文字是探讨蒙古诗词的规律和特征的。如果说在《新译〈红楼梦〉》回批中，集中体现其小说理论的话，那么，在《今古奇观》“译者加的序”中则能看出哈斯宝诗歌理论的轮廓。
观察蒙古族古老的诗歌形式，除轻松愉快、格调清朗的以外，还有两种不同风格的韵文形式。一是继承蒙古英雄史诗和萨满咒词，形式自由、语言活泼，富有说唱特点的诗词；二是继承蒙古族古老的“苏日嘎拉”（犹如格言、训词）和“扎拉毕日拉”（犹如裁言、祷词），格律严谨、语句生涩，趋于模式化的诗词。这些形式的诗词，除民歌外，虽具生动优美的特点，但立意不足，意象不够丰满。而汉族古典诗歌的“情景交融”“诗画为一”的艺术特点，是通过蒙古文人翻译和传播引入蒙古文学中来的。哈斯宝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哈斯宝恪守蒙古诗歌固有押韵对仗、头联韵脚的规律；有的译成民歌形式，而更多的译为格律诗。意译多，直译少。力争保持汉族古典诗词别趣自得、形神结合的特点。哈斯宝注重民族特点的翻译事业，为创造发展富有生命力的蒙古七言律诗和五言绝句提供了实践经验。
第三，哈斯宝的思想体系基本属于儒家哲学思想。无论他的理论研究还是伦理作品，都比较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832年，他编译了一本《七训书》。内蒙古图书馆收藏两份哈斯宝《七训书》，另一本是完整的，一本是残缺的。残缺本的封皮上写着“学生额尔敦毕力格的读本”。可见，《七训书》是为启蒙而编的。在满文中，也有类似“七训”的书，但内容与此不尽相同。所谓七训，指的是表示尊敬、祝颂、哀悼方面的礼节，即孝、悌、敬、信、仁、爱和学习七项说教。孝中细分五种，列上、下两篇。书的内容，是以上述七项分别摘孔、孟、曾、荀、朱熹的有关语录和《礼记》《中庸》《书经》中的话，中间偶尔夹杂蒙古伦理格言和哀悼习俗，用自己的语言把这些东西贯连起来；加前释后注，引经据典，使内容充实丰满。在《今古奇观》的译文中，哈斯宝时常将原作品前后作者短评中加进了些自己关于父子、兄弟、母女、妯娌之间伦理道德方面的意见。《新译〈红楼梦〉》的回批中，类似东西也不少见。这些文字，实质上属于道德规范的性质。倡导道德哲学，分析评价并发展社会规范的道德标准，以处理各种道德上的“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是每一个文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成熟的起码要求。喜峰口土默特部落及其邻近的喀喇沁地区，到17世纪与18世纪正处于农牧矛盾尖锐、民族关系复杂、阶级斗争剧烈、文化需求迫切的历史时期，社会亟须某种思想来统一和规范。蒙古的古老文化中，思辨因素尚少，伦理成分甚多；加之清朝的长期封建统治，这个时期的蒙古人很容易接受并传播儒家“礼治”“仁政”之类的传统思想。儒学产生于中国古老的单一的农业社会，在先秦有过一段促进社会文化发展、活跃学术空气、规范伦理道德的进步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利用，儒家思想逐步显得守旧落后，甚至到社会激烈变革之时便暴露出其反动本色。在清末，这种情况更加突出。然而，事情总是有两个方面。正当其他蒙古地区在清朝皇帝“养十万大兵不如修建一所寺庙”的少数民族政策指导下热衷于宣传佛教迷信意识的时候，农牧工商多种经济交错发展的喀喇沁-土默特地区却出现了特殊的社会文化形态。他们借清廷封建教化的合法机会，取儒家尊重教育、尊重知识的长处，在本地区兴办学校，向中原文化学习，发展起本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他们的文人通晓儒术，并兼容“有、无、虚、实”老子哲学和荀子认识论思想，翻译传播汉族古典优秀作品，努力著书立说，大大加强了学术讨论的气氛。学，是出人才、出成果的必由之路。哈斯宝在其《七训书》中专立一节讨论“学与不学”，指出“没有一项事业，是不通过学习能发展”的，而学习本身不分老少，犹如走路，走一步进展一步。当时，在那个地方知识是受尊重的，有私塾、有学校、有书房。民间流传一句话：“喀喇沁十人之中就有九个人是‘先生’。”[12]土默特人除文学理论家以外，诗人小说家也为数不少。《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等即出自这里，还有人说《五传》也出于土默特左旗喇嘛手里。短诗、长诗，抒情、叙事作品，有民间的，也有文人的。经过上下几百年的努力，有了蒙古民族光辉灿烂的喀喇沁-土默特文化。它像光芒四射的曙光，出现在19世纪漠南东部蒙古，将民族精神文明推向新的高度。而在它形成发展的过程中，耽墨子-哈斯宝有过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 这是一套以内蒙古图书馆1847年抄本为底本，参校内蒙古大学图书馆1879年抄本和原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图书馆1914年抄本而成的合校本。
[2] 亦邻真译《〈新译红楼梦〉回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
[3] 《尹湛纳希研究资料》第七卷。
[4] 《尹湛纳希研究资料》第七卷。
[5] 手抄本1978年1月发现于哲里木盟扎鲁特旗。20世纪20年代察哈尔蒙古图书编译馆铅印出版过该译文。
[6] 现藏蒙古国国立图书馆。
[7] 内蒙古图书馆藏。
[8] 内蒙古图书馆藏。
[9] 宝音、西格：《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年代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格日勒图：《〈新译红楼梦〉管见》，《内蒙古日报》（蒙文版）1978年2月4日。
[10] 亦邻真译《〈新译红楼梦〉回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
[11] 梁一儒、色音巴雅尔：《哈斯宝和他的〈新译红楼梦〉》，《光明日报》1977年11月26日。
[12]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概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