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逐渐取代行政手段成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杠杆。对此，国内外专家学者提出了人口流向即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转、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流转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区际经济发展的差异。中国人口流动的数量、速度均居世界前列，如何在经济转型时期实现人口流动与经济和谐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是国内外学者探讨的问题。本书将从人口流动的成因、经济发展、人口流动与地区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等方面对该理论进行综述。

1.2.1 人口流动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1 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对于人口流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5世纪中后期的威廉·配第时期，至今已有三个多世纪。1885年，英国统计学家列文斯坦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发表的《人口迁移规律》标志着人口流动理论的正式形成。

学者们对人口流动理论的研究是以“推-拉”理论为起点的。列文斯坦（Ravenstein，1885）认为，最初人类为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会流向气候条件更加宜人、生活条件更加便利的地区；随后生产生活中的歧视、压迫等不平等待遇和负担则成为流动的又一因素，其中经济原因成为主导人口转移的重要因素。对此，他还运用大量的数据总结了当时人口流动的原则。随后的学者将列文斯坦的观点视为“推—拉”理论的起源。赫伯尔（1938）指出，人口流动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由一系列的力量推动而成，包括促使人口流出所在地的推动力量和吸引其进入的拉动力量。此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推-拉”理论。在此基础上，不断有学者对这一理论进行扩展，20世纪中期，唐纳德·博格等人（1959）从运动理论出发阐释了诱发人口流动的因素，进一步完善了列文斯坦的“推-拉”理论。他指出，是两种原因导致了人口在不同地区的流转，其一是有利于人口流动的正向积极因素；其二是阻碍人口流动的消极因素。随后，Everett S.Lee（1966）提出了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即流出地和流入地自身的因素、介入障碍原因以及流动人口因素，并将这些观点写入其著作《人口迁移理论》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对人口学的研究逐渐与实践结合起来。刘易斯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探究发展中国家贫困和经济发展滞后的内在原因，并于1954年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提出了农村人口转移模型，即二元经济模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同时存在自给自足的传统农耕部门和发达的现代城市工业部门，工业部门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由于农村劳动力与土地、自由资本相比过于丰富，因而在不会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下，剩余劳动力会向工业部门转移。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中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型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中有普遍的体现。随后，拉尼斯和费景汉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只有提高农业生产率才有可能将一部分劳动力解放出来并使其流向工业部门。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于1970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经典论文《欠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迁移模型和城市失业问题》，其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转决策和就业概率劳动力流动行为模型成为该时期人口学领域的热点。他认为刘易斯的模型没有对在城市中存在失业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仍然向城市迁移的现象做出解释。所以他提出如果城市本身已经无法消化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那么农村劳动力过度地涌入城市，不但会加重失业现象，而且也不利于农业生产。因而，在一定范围内控制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数量是明智的选择。[1]

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分析了人口流动现象，拉里·萨斯塔（1962）以工资差距为依据定量地分析了移民产生的经济学原因。他认为，国家间的人口流动取决于自身对劳动付出所得回报的预期。假如移民后的收益大于当前的既得利益，移民行为就会发生。由此他还指出，人口将动态地流动到收入最高的地点，继而随着不同地区移民行为的产生，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居民收入的差距将逐渐缩小。

迈克尔·皮奥雷（1979）分析经济高度发达的市场时指出，此类地区已经形成了双结构的劳动力市场，其一是收益高、保障好且居住工作环境相对优质的地区；其二是各种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由于发达国家的居民不愿意选择在后一种地区工作，因此需要外来移民进行补充。艾勒占德罗·波特斯和罗伯特·巴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重市场需求理论”，即增加了“族群聚集区”。他们提出，人口流入城市后，随着不断发展会形成自身的经济圈，这对其家乡或原居住地的其他人群有较强的吸引作用。原因在于，此类经济圈的维持和运转需要大量劳动力。同时，移民企业家的成功，使得其在家乡或原居住地有较高威望，进而增强了其他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动力。[2]

与传统论述将人口流动决策归纳为人的意志不同，新经济移民理论主要代表奥迪·斯塔克（1984）强调了家庭作为决策整体的重要性。他指出，家庭成员的流动取决于其是否对家庭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产生影响，同时，收入差距对于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影响，诱发移民的重要因素在于不同参照人群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落差。

之后，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1990）从成本—效益迁移角度出发，认为人口的流动归根结底是一种以社会和经济因素为驱动力的经济现象，不同地区的经济格局和社会局势变化推动了人口的流转，而人口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区社会经济体系。[3]

综上，国外对于人口流动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前，学者们主要将人口迁移的原因归纳为不同社会、生态和经济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即人口迁移更多的是人在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为了获得良好的生存条件所做的选择。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于人口流动的研究，学者则更多地集中在群体或个人意志的决定上，从而展示了迁移中人的心理和逻辑因素的重要性，即人口的流动是个人、家庭或者群体为了实现更美好的愿望、满足更多的需求以及创造更好的未来，通过迁移行为来实现风险最低前提下的利益最大化，这一阶段的研究更加注重数量分析，研究范式更加灵活。

1.2.1.2 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对人口迁移的研究相对较晚，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受到严格户籍限制，人口没有明显迁移，这一阶段对人口流动的研究相对较少；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人口流动较从前已经显现明显变化，学术领域逐渐开始了对人口迁移的相关研究，并在遵循国外学者研究路线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

在人口迁移研究的起步阶段，胡焕庸等人编著（1984）的《中国人口地理》论述了中国的人口状况、人口结构、人口迁移的时空变化等。[4]林友苏（1987）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讲，人口的流动可以改变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进而影响劳动力供求关系。[5]陆小伟（1987）则从文化角度探讨了人口流动的情况及其影响。[6]张庆五（1988）撰文对人口迁移的相关问题和概念进行了界定。[7]李骏阳（1988）在对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的经济发展模型”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人口流动现状做出了论述。[8]田方、张东亮（1989）主编的《中国人口迁移新探》较系统地归纳了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的主要迁移活动。[9]郭熙保（1989）指出，人口的流动，尤其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是发展中国家社会进步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现象。[10]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西方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由于农民在我国流动人口中占较大比重，因此学者们对农民的迁移现象进行了大量分析。辜胜阻、简新华（1994）运用人口迁移“推-拉”理论分析得出，中国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民流出的推动力较小，因而农民的流出模式以拉力为主导。[11]王桂新（1996）运用空间无制约引力模型分析了省际人口流入和流出所产生的吸力与推力，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流出地对人口流出的推动作用和流入地对人口流入的吸纳作用。[12]陈吉元（1996）等人指出，农民失业率高、收入过低以及城市高收入是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的重要原因。[13]随后，白光润、朱海森（1999）在各专家、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收入水平与生活环境的空间差异所产生的吸引力和排斥力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14]

此外，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分析了我国人口流动的现状。艾松（1995）认为，人口流动，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以及农村人口城镇化，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15]张海鹰（1997）以转轨时期为背景，研究了我国农业人口迁移的原因以及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据此提出了农业人口迁移的调控策略。[16]周毅（1998）则从我国人口流量和流向的实际状况出发，来探究人口的地域分布特点，指出该时期的人口主要是由乡村流向城镇、由内陆地区流向东南沿海地区以及由乡镇流向大中城市。[17]

同时，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逐步建立起来的二元经济模式——城乡分割，必然导致不同地区间的人口迁移。学术界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进行了扩展与应用。胡援成（1993）指出，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以劳动力转移为主的人口流动日益频繁。这不仅涉及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而且成为中国二元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18]蔡昉等（1995）认为二元经济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是乡村至城市人口迁移的重要拉动因素。[19]朱先奇（1998）则结合中国国情对西方发展经济学中刘易斯和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进行分析比较，认为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存在差距，城市实际收入高于农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迁移是市场经济建设的必然规律。[20]他主张顺应劳动力迁移的客观规律，提高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

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全国人口普查的展开，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更加深入，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都有了较大的突破。段成荣（2000）根据舍尔茨的“投资-收益”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结合时间因素，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个人特征，得出结论：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是决定个人迁移行为的关键因素。[21]董栓成（2004）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口迁移相互影响的角度出发，运用灰色系统理论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证明人口和其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有较高的相关性，不同地区的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要高于当地居民。[22]陈仲常、张翠姣和章翔（2007）构建了人口发展监测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通过对1995～2005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市人口发展的相关指标进行数量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不同产业人口比等指标对人口的发展和迁移有显著影响；而且人口发展总体上呈现西、中、东逐渐升高的趋势，人口的地理分布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符。[23]刘传江、董延芳（2008）从转移动力角度将转移模式分为：吸纳—内转型、外推—转出型和推拉—综合型。他们认为，在人地关系紧张、城乡差别突出、改革开放使农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流动机会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24]石智雷、杨云彦（2012）分析了相关数据后，认为随着城乡差距的缩小，新时期农民工会大量流向乡村，而家庭禀赋能够提升劳动力回流农村后的个人发展能力。[25]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新经济迁移理论和家庭决策理论。

1.2.2 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关系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1.2.2.1 国外研究综述

自人口学诞生以来，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从未停歇，20世纪60～70年代埃里奇的人口爆炸论就是很好的范例。随后，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尤其是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的冲击。

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温·坎南和威克赛尔创建了经济适度人口理论，成为分析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重要理论之一。埃德温·坎南以报酬规模递减为依据，认为在产业受益最大化时的人口规模即为最优；威克赛尔则利用边际分析方法探究人口适度问题。[26]随后，不断有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丰富，经济适度人口论为后来研究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奠定了基础。法国学者弗雷·索维建立了现代经济适度人口论，随后斯彭格勒在其著作《面对零增长》里对该理论做了进一步阐释。[27]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导致的人口流入与流出现象，他们认为人口流动也会对区域经济造成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领域逐渐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

一方面，有学者认为，人口迁移会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促进经济增长。Lee（1980）分析韩国的普查数据发现，1965～1970年，有较小比例的农村人口在迁移到城镇后选择回到家乡，尽管这一比例不高，但是也说明这是一种暂时性的迁移，[28]人口的回流必然会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格罗姆（1992）在文章中指出，人口迁移行为很好地阐释了人均收入增长的来源。[29]Barro（1995）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数据分析得出，尽管人口迁移在跨国层面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效果，但是其通过对美国1800～1990年各州数据的分析后指出，人口迁移对州际经济增长是绝对收敛的。Razin（1996）则认为人口流动使得地区经济增长差异不断缩小的前提是知识外溢的存在。[30]

当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城乡间大量流动人口的贡献，从长远来看，这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之一。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高速增长的制造业创造了大量的人力资源需求，再加上城市较高的收入水平，吸引了大量农村居民涌向城市，从而带动了产出增长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Fan（1999）利用中国人口流动的相关数据，研究了广东省人口迁移的现象，他认为外资投入、地区间经济水平对人口流转存在较强的吸引力，即人们更倾向于在经济环境良好的地区居住。[31]R.卢卡斯（2004）认为，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工作会获得较高的收入，而家庭成员之间利他的动机会使得这部分收入在家庭中重新分配。同时，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理论与城市化的发展方向相一致，由于在已经迁移的人群的带动下，其他人逐渐进入城市，于是“城市成为越来越好的迁移地点的事件最终会发生”。[32]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们认为人口流动扩大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异。J.G.Williamson（1965）通过对24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指出人口流动是导致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33]Nelson（1976）运用调查手段，了解了一些周期性迁移的资料。他发现，非洲和亚洲农村居民流入城市，会在赚取一定资本后回到家乡，属于暂时性的迁移；但是拉丁美洲则正相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述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34]Puga（1999）利用垄断竞争模型和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研究指出人口在不完全流动和自由流动的两种状态下，贸易行为会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他指出，当人口不能流动时，贸易成本会降到最低，生产的均衡分布将会减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35]在Williamson的基础之上，Song（2000）、[36]Cai（2002）[37]等人通过研究，对该观点进行了补充，他们论证了人口流动是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差异的主要因素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1.2.2.2 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学术界关于人口流动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于人口学本身来讲，人口迁移最直接的结果是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受到影响，带来年龄结构、性别比例的变化。但是，人口流动并不是简单的人的生理变化，它会对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产生影响。人口流动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行为，为此我国学者从多方面对其进行了研究。

从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我国学者普遍认为人口流动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促进经济增长。王向明（1988）指出，人口流动可以促进经济向均衡方向发展，对经济增长差距有明显的收敛作用。[38]一方面，对于流入地而言，人口的不断流入为当地企业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降低了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成本；另一方面，对于流出地而言，人口流出缓解了该地区劳动力过剩带来的低工资现象和就业压力。马晓微、张岩（2004）以建筑业为例，计算了劳动力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得出流动人口对城市建设和发展作用明显。[39]段平忠、刘传江（2005）分析了1978～1987年与1996～2003年的人口流动数据，认为劳动力迁移对地区经济增长有长效作用，且人口流动的地区差异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成同向变化的趋势，[40]即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接受了大量流入人群，而中西部地区则逊色很多。

人口流动不但对其流入地的大城市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十分重要，而且对乡镇建设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单纯的农业收入很难满足农民对生活得到明显改善的心理预期，因此流动人口对于增加农民家庭收入起到了关键作用。朱镜德（2002）在其发表的文章中引述《世纪发展报告》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抓住新增就业机会的农民的流动，农民也为城乡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41]邱子邑、谢平和周方亮（2004）在研究湖北省咸宁市的人口流动状况时发现，该市所辖通城县在城镇化建设中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农民。同时，由于该市所处地理位置优越，有利于吸纳建设资金，很多外出人员看到了家乡的发展前景而选择回乡投资，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42]但是，蔡昉（1995）等人则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不但加大了小城镇原有居民的生活和就业压力，而且对其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挑战。[43]朱力（2002）认为流动人口进入城镇需要付出一定的社会资本，这降低了其对城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导致其仍然保持旧有的生活状态。[44]这种不可融入也造成了城市发展中的弊端。

从流动人口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来看，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而人力资源和资产的重新配置与整合，也将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在对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时发现，地区经济差距导致人口流动，也促使人口分布格局发生了变化。我国中西部地区较高的人口迁出率与其较高的人口增长率相抵消，同时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导致其人均收入水平与东部相去甚远，人口在地区间、产业间分布不尽合理。[45]董栓成（2004）根据实证分析指出，流入人口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大于流出人口，只有打破区域壁垒才能促进人口流动和区域经济发展。[46]付晓东（2007）指出，人口对其流入地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在于为当地产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继而带动了效率的提高。[47]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人口流动有利于改变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李实（1999）的研究指出，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转移有利于缩小两地人口收入的差距。[48]王德等人（2003）基于1985～2000年的数据，以每5年为一个时期，通过比较3个不同阶段我国人口迁移前后各省市人口与GDP的基尼系数变化发现，人口流动对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起到了改善作用。[49]随后，王德与叶晖（2006）也撰文印证了这一点。孙峰华、李世泰等人（2006）通过分析我国2005年跨省净流动人口所引发的资金在不同地区间的分布得出，人口在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的流动不仅为流入地创造了经济效益，而且也带动了流出地的经济发展。[50]这些观点说明，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东高、中西低的态势，且这一差距在短时间之内无法改变，但是随着人口的不断迁移，这种状况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从人口流动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来看，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均以提高收入和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为迁移的前提。同时，这种流动人口中农民工居多，因此关于人口流动对就业和收入影响的研究多以农民工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于流动人口就业和收入状况的现状分析多以地区性抽查为主。李萌（2004）以武汉市为例，分析了当地各行业流动人口的就业和收入状况。[51]侯亚非等人（2006）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就业渠道和职业分布状况进行了研究。[52]此外，相关研究还涉及流动人口的劳动强度、工作环境和工资发放情况等内容，结果表明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工在就业和收入上得不到与城镇居民的同等待遇，同时其权益也无法得到保护。

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与收入的研究多集中在个人因素、社会资源和体制因素上。在个人因素方面，高文书（2005）[53]和卢志刚（2006）[54]等人认为，农民工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户籍、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年限等均影响其职业选择和收入水平。在制度层面，王春兰、丁金宏等人（2006）认为，无论是就业途径，还是就业后社会地位与身份的变化，都反映出我国的择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工阶层存在歧视。[55]而李树茁、杨绪松等人（2007）从社会资源角度分析了城市的人群网络与农民工就业的关系，认为社会关系网和职业的相似性对流动人口所处职业阶层影响显著。[56]据统计，农民工每年带回家乡的工资约占其为城市创造收益的1/4，孙要中（2008）据此指出，鉴于农民工的收入部分流出城市，不能转化为本地的有效储蓄和消费，因此我国城市总体收入低于预期。[57]

1.2.3 对相关研究的总体评价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梳理可见，传统人口流动理论以外界因素为主要研究对象，人本身的因素等容易被边缘化。随着新时期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相互融合，西方掀起了对人口流动理论的综合性研究，并且将其模型化，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处理方法在计算机技术的辅助下开展研究，对以往的人口流动理论进行了较好的补充。同时，鉴于现代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人力资源的制约，因此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又成为研究热点。迄今为止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诸多不足和可以拓展之处。

第一，总体来看，人口流动作用于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人口流动作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小范围内与经济的关系如何，是否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却较少有学者分析。尤其在人口流动更为频繁，经济、文化等因素差异更小的区域内。

第二，关于流动人口归属感影响机制的研究不多。因此，如何将流动人口与社会进行深入连接和逻辑串联，特别是流动人口带来的社会问题，仍需深入探索。

第三，关于人口流动对省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的实证分析针对性不强。文献中对影响人口流动因素的实证分析较为丰富，但是专门针对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分析较少。经济建设是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而人又是发展经济的关键因素，因此，以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为对象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已有的研究大多是针对某一方面的研究，专门分析二者关系的文章不多。

本书的目的是研究省份内部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社会的关系，分析人口流动的现状，基于吉林省人口流动的相关数据和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对吉林省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得出相应结论，并给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