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生夫妇的悲剧

孔祥生（1873—1939），字问松，是孔繁麟和周氏的独子，周氏去世后，续娶的王氏没有生养孩子。因为是后妈，对独子不太好管理，养成他无法无天的强蛮个性。我的父亲曾经这样介绍他父亲：

因为他是祖父的独子，所以少就骄纵，虽然祖父家法素严，有着严峻的个性，但因家中人口众多，种种行为就不免容易获得荫蔽，使祖父的视线无从发觉。祖母又早故世，后来的继祖母因为究非己出，也就任其作为。祖父也曾对他严加督责，如每日晨起必须随他一起习拳练字，然而，只要看不见祖父的话，他也就溜之大吉，而祖父事务繁忙，总不能整日看管他，家中其他人不但不能帮助祖父管教，而且因父亲为人强横凶暴，别人唯恐避之不及，所以每当祖父查询，大家代他掩饰。这样一来，父亲的脾气愈来愈坏，全家除了祖父一人可以管他，其他谁都不能对他有一言半语。他每日的生活，除了在祖父面前的片刻假作正经而外，可说完全在闲荡中过去，一切纨绔子弟们所做的玩意，他几乎应有尽有。

我父亲对他的父亲这样差评，我们小辈觉得不可思议。父亲接着又说：

所以他到了十八九岁的时候，他胸中仍无点墨，祖父似乎也觉得“孺子不可以教”，因此决定使其从商，于是在本镇为其另设一家店铺，命其掌理。结果不到一年，店铺关门大吉，而且负欠了人家许多客账。祖父闻悉之下，大为震怒，为惩罚起见，一年内不给其费用，还不给他事做。然而这办法，不但不能使其行为有所改善，而且更助长了他的恶劣倾向。用费方面他自有神通，你不给他，自会有人借给他用；同时因为整日无所事事，更可将全部闲暇时间从事游荡计划。这一年几乎是他最坏的一年，嫖、赌、吃、喝，无一不做。最后，祖父也得到许多来自族人的告诉，觉得形势严重，因此决定为儿子完婚。

繁麟公之所以急匆匆地给孔祥生完婚，第一个原因是希望他的儿媳妇来管束这个儿子；第二个原因是打算让他成家以后去独立生活，不再使自己日夜操心。所以当结婚的时候，繁麟公对他的儿子严肃地说：

“现在我把你成立起家来，同时我再给你去设立一爿铺子，此后你一切都在那里了，能做得发达是你自己的福气，要是仍旧和以前一样不好好去守，也是你自己去受，我再不会给你一文了！”

这仿佛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孔祥生暂时收束起他游荡的心情，娶沈氏（1870—1918）。完婚后，对于家庭生活所需的店务也能勤勉。夫人虽不满意丈夫过去的种种行为，但看他近来已能略守本分，自亦稍得安慰。在这种暂时平静的情况下，夫人接连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这两个儿子都没有长成，在极幼的时候就夭折了，三女儿长得非常健硕，即是世珍，家里人称她三娜（nò），这是家乡对女孩子的称呼。后来她帮助母亲沈宝生管理家务和抚养她的弟妹们。

我父亲排行第六，还有个弟弟排行老八，其他几位都夭折了，当我父亲出世的时候，正是孔家的全盛时代。这时繁麟公经营的事业蒸蒸日上，范围也日益广大，孔祥生的店铺也获得很大的发展，因此他又经营起另外的事业，和人家合开了几爿铺子，祥生公在年轻时代所丧失的信誉，这时恢复了不少。

但是，好景不长。俗话说，富不过三代，此话在这个家庭也应验着。照我父亲的说法，他的父亲是个“败家子”，在他手上，祖上的家业被他迅速败光。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呢？

孔祥生身材魁梧，体格强健，肤色又略带棕黑，一眼望去，仿佛行伍出身。他为人守旧，没有传承他父亲勤快节俭的好品德，他父亲的爱好也一样也不喜欢。所以，繁麟公死后不到两年，费他老人家数十年心血培养的数百盆景，首先完全枯死；其次，繁麟公平日积贮下来的几架图书，也被蠹鱼作食料，我父亲每次寒暑假回来提议整理，他一律不许。另外那些字画和古董，也被他糟蹋殆尽，这次繁麟公一死，连仅存的一点也失去了照管，据乡下来人的报告，已全部被族中不肖子弟偷窃光了。他的心思不在经营管理方面，性格倔强又固执。父亲孔另境说：

他的性格在严峻方面是承受了祖父的遗传，然而因其本身做事的荒唐，所以这种严峻就变成了暴恣。他的言行，在背后可说没有一个人服从他或赞成他，然而在当面就没有一个人敢反对他。他对待铺子里的伙计和工人，除了用极简单的言词对他们命令以外，从没有一句和他们商量的话，他们须在极简单的命令里体会他的意思，没有人愿意去要求他说得详细点，因为你即使再向他询问一百句，他也不会给你答复，而最可能的却是突然给你一句大声呵责。他对家里的人呢，照理总可以随便一点，和善一点，其实大谬不然，更其来得凶暴，他可以数天不和家里的人说一句话。而且他对一切都照旧章办理，如果发现了一点更改，那就倒霉，那主管者的一顿呵责是最便宜，要是小辈或仆役，简直一顿痛打，没有谁敢来求情。

所以，我父亲对他，真似“小鬼见阎王”一般，没有一点父子间的恩爱。

这样的性格确实很难让人亲近，而他自己又不求上进，曾经营南北货等店铺，最终因管理不善而倒闭。他管理店务，表面上似乎十分严厉，其实采取着“眼不见为净”的政策，只求在他面前做得十分方正，私底下的营私舞弊，即使有人向他举发，也不愿去追究，所以在他执掌管理的期间，下自工人伙计，上至祖母，几乎无人不作私弊，因而每当年底总结，每年都亏折数千。加之他自己的挥霍无度，不上五六年时间，繁麟公遗传下来的一点产业差不多只存一只空壳了。据说，店铺倒闭，却成就了他的底下的伙计，监守自盗，欺瞒东家，一番巧取豪夺之下，最后把店铺也夺去了。固然，这是祥生公做人的挫败，用人的不善，也难免被人耻笑。然而，身边这些人的狡诈和势利、怠惰和苟安，也是令人不齿。

孔祥生之妻沈宝生长丈夫三岁，长得很清秀端正，乃出自诗礼旧家，知诗能文，性格婉淑而懦弱，不轻言，也不善交际，空闲时背吟毛诗以自遣。这样的性格，很难驾驭她的丈夫。繁麟公期望她过门后能管束丈夫的愿望是落空了。

我父亲讲起他的母亲，语气中的依恋和惋惜始终交织在一起，说起他的父亲却是另外一回事。我父亲同情他的母亲，替她生前没有受到丈夫特别的关爱而惋惜。而且，对于他的外婆家，也很少有亲近的机会，对此，他似乎也很伤心。他在一篇《记外家的陨灭》（未刊，据手稿片段）中感叹地说：

世人以母亲的母亲称外婆，外婆的家是儿童的第二个乐园。外婆的宝爱外孙仿佛是出于天性，世上有不宝贝外孙的外婆么，除非她根本不欢喜她的女儿的。盛行的儿歌中有一首道：“摇摇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糖一包果一包，还有饼儿还有糕，你要吃，就动手；吃不完，拿着走。”

然而，他笔锋一转说，从上面的一首儿歌中，可见外婆之如何优待外孙和儿童之如何喜欢到外婆家去，然而世上也竟有享受不到这种福泽、生不逢辰的可怜儿，倘说得过大一点，则这个孩子等于一生下地就被摧折了一半的生机和乐趣，其后尚能生长得宜或竟有所作为者，可说是侥天之幸了。最后说：

我就是这不幸群中的一个。

我父亲写到这里中断了，没有续写下去，估计这是替他母亲写的纪念文章，这些残片文字被保留了下来，大约想有机会再继续写的吧？

他母亲沈宝生自从嫁到孔家，大家都始终称呼她“新娘子”。这是个可亲的称呼。可是，他母亲在这个家庭里却生活得郁郁寡欢，48岁早逝。这些都缘于他的父亲没有善待亲爱的母亲，他们的结合是件悲剧。自己母亲的早逝，让我父亲感到自己是个“生不逢辰的可怜儿”。还可以举个例子。记得我父亲曾多次非常厌恶地回忆他父亲对待母亲的粗暴态度，说是每当要开学交付学费时，他母亲多次提醒，父亲都不理会，直至交费最后的时日，在母亲的再三恳求下，他非常不耐烦地一边大叫，一边把钱扔在地上，让母亲从地上去拣回来。这一幕被孩子看在眼里，始终印刻在心间，他不喜欢自己的父亲。

然而，这个不近人情的“父亲”的大幅相片，却始终挂在我父亲的书房兼客厅的墙上。大凡孩子吵闹，父亲会说：“过来，你看看爷爷的眼睛！”确实，祖父一脸严肃，白胡子爷爷的铜盘的大眼直视着你，小孩子见状马上低下了头……

要知道作为儿子的埋怨是一方面，对于父亲的纪念又是另一方面。毕竟他们之间有着血亲关系。现在，我父亲留下唯一的一张墨宝，即是在上面那张父亲的大照片下的文字，他的思念和牵挂，他的责任和无奈都写在上面了。文字不长，全文照录如下：

先父名祥生，号问松，死在1939年8月27日巳时，活了67岁。当时他正避难在双林镇上，因此就死在那里了。我和弟弟都在上海工作，弟弟又正生病，当我们在9月4日接到报讯的时候，离开死已有7天了，那时日敌正在奴役我人民，我是发誓不踏日敌占领的土地的，因而我也就没有回去。三姐则远在新疆，更不必说了。

十三年以后的今年7月10日，特请我妻金韵琴同志下乡去，把父亲和母亲的两具棺材合做一个坟墓在乌镇东栅外民厚乡金塘桥祖坟上，无非是纪念的一点意思罢了。

另境记于1952年9月25日上海，时有子女五人：建英，海珠，胜芳，乃茜，伟成。

（原件在乌镇孔另境纪念馆展出。）

这是父亲对他父亲的最后的文字交代。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有着很浓厚的故乡情结，曾经带领我们全家多次回乡扫墓。

大约20世纪50年代初的清明，春寒料峭，父亲带领我们全家回乌镇老家扫墓，说是让我们孩子认认祖、寻寻根。我们欢天喜地地从上海出发，先坐火车至嘉兴，再坐小客轮悠悠地在河上走了好一阵子，起先的新鲜劲渐渐淡了起来，转而对狭仄的小天地厌烦起来，怎么还不到乌镇呀？盼望好久的目的地总算到了，可是天公不作美，老是阴着脸，几天里好像没有见过太阳。在镇上过了两天，到处转转，三公四婆一个也不认识，只是赔着笑脸喊喊。最后，我们坐上一条有篷的船，在低低矮矮的船肚子里面，两边的木板又干净又滑溜，中间有个小桌子，船头有个小炉子，煮着茶水。虽然第一次坐这种船，但毕竟没什么耐玩的东西。父亲兴致很高地一路指点两岸沿河的景色，不时还用相机照上几张。其实那天的能见度很低，我们根本看不见什么有趣的地方，只是他的肚里有“一本账”，与带路的亲戚聊得兴高采烈。那次回乡给我记忆最深的，在船上我头晕呕吐不止，脑袋简直不能动弹，第一次尝到晕船的滋味。这时，父亲要我坐在船尾，眼睛看着船桨划出的一个个漩涡，被告知这样可以减轻晕船。这一招并不灵验，桨声咿咿呀呀地响在耳边，我只能无力、无奈地数着河里的圆圈，一路跟随。船摇了很长时间，说到目的地——乌镇东栅外民厚乡金塘桥祖坟地了，赶紧跳上岸去，神奇的是双脚刚踏上土地，我的头晕即刻就好了。是不是祖先在保佑我，表扬我老远从上海过来祭扫他们呢？

扫墓的地方，原来也就是随意的几个土堆，石碑上的字模模糊糊的，杂草把孤零零的坟地全部覆盖了，周围只有田地，没有什么树木遮盖。由坟亲为我们指认，才知道地下躺着是哪一代先祖。因为孔姓的祖先排名都有谱可依，不会乱了辈分。

父亲粗粗地整理着坟地里不规则的杂草和土块，嘴里嘟嘟嚷嚷着，像是与久违的先辈说几句话；母亲则拿出一些供品和香烛，奠祀时的情形与我们在上海过年时的情形相仿，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依次拜祭。

孔家的祖墓和沈家的祖墓离得并不太远。父亲又郑重其事地带领我们依次向沈家墓地鞠躬，亲自照相留影，说寄给姐姐和姐夫看看，他已经代他们来扫过墓了。我记得，其中有沈老太太的坟。关于她的故事，常听父亲说起，称赞她思想前进，智慧而识大体。说起姑夫很听母亲的话，很孝顺。这些扫墓的照片现在还保存着，这次茅公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上，我带给韦韬表哥看了。他说，他小时候到乌镇乡下只来过两次。不知是否为了探亲，还是为了扫墓。

关于评价祥生祖父，他的三个儿女对他褒贬不一，总的来说他“真是一位不能使人亲爱的人物”，而且承认他们对他可说都没有什么好感。然而，这里也有一点程度上的差别。我父亲说：“我们同胞的姊弟共三人，我姐姐对他感情最坏，平日议论中往往无一句恕词，仿佛她会永远憎恨着的样子；我的弟弟对他感情要算最好，每当我们共同议论他的行为的时候，总会代他辩护几句，或替他掩盖一下；至于我，大致上说起来也没有好感的，不过每当想起他年轻时‘叱咤风云’似的生活，暮年时的如此猥琐可怜，不禁有些怜悯，因此仿佛有点‘过去的算了’。对父亲他有一种‘恕和怜的混合感觉’。”

这样说来也不难理解，因为他们三个在家里的境遇不同，在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家庭里，儿子受到重视，女儿则是“赔钱货”；儿子读书难，女儿则更不可能受培养，受教育了。不仅如此，按封建习俗，女孩还要缠小脚。这两点是世珍最不能原谅自己老家的地方。她要求进步，鄙视封建意识，对其父亲的所作所为深深不齿。在她的影响下，夫君雁冰对孔家有意见也是可以想象的。更何况德沚的两个弟弟还没有成年，本来富足的家庭，自从败家模式开始，出售家产和树林，连墓地的树也被不肖子孙出卖，家里的经济来源也成问题。作为姐姐的她，顾及手足之情照顾弟弟，成了她的责任。如此，会不怨恨这个荒唐的父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