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中国城镇化研究的现实背景和理论意义

中国城镇化问题的研究需要回答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即“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城镇化问题”“从什么样的视角来理解中国城镇化发展”以及“用什么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对于本书研究背景与意义的认识正是基于这三个方面展开的。

一 当前中国处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世界经济发展史及现阶段各国的经济情况表明：城镇化和工业化是先发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所经历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当前各个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核心问题。从两者的关系来看，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原始动力，城镇化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工业化走向深入。可以说，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工业化深化发展的条件，是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城镇化对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城镇化是引发消费的重要途径。城镇化进程中转移农民的市民化以及由农民转移引发农村地区的规模化经营带来的留守农民生活水平上升，是消费需求扩大的重要源泉。二是城镇化是刺激投资的重要渠道。城镇不仅是工业化发展的空间载体，而且城镇化进程中与城镇发展本身密切相关的城镇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与城镇居民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的诸如房地产等方面的投资，都会产生极大的投资和投资带动效应。不仅如此，城镇化的作用还表现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发展等方面以及推动城镇文明传播、带动农民思想观念转变等方面。正因为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人口持续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向城镇转移的城镇化过程和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变的工业化过程，是伴随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1]

对于正在现代化进程中努力前行的中国来讲，城镇化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快速增长的城市是否健康、有活力，不仅关系经济能否保持快速增长，也是提高平等程度、降低经济增长资源密集度的关键。[2]20世纪末，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曾断言：“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以及中国的城镇化将是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情。”[3]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对中国发展在世界经济环境中地位和作用的肯定，更强调了城镇化在支撑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巨大基础性作用，当然也暗含了中国城镇化还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事实。从近年来中国经济所处的国内外形势看，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整个宏观经济面临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格局给长久以来过度依靠外需支撑经济增长的方式敲响了警钟。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中国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调整的重点和关键必然是更加重视以消费和投资，特别是以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为突破口的内需培育，构建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共同推进经济增长发展的局面。显然，城镇化是这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发展状况呢？第一，城镇化的具体指标显示，2019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了60.60%。[4]对比诺瑟姆（Ray M. Northam）[5]研究得出的一般国家城镇化发展轨道的“S”形曲线，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处在30%—70%的加速发展的黄金阶段。第二，城镇化与工业化、非农化的协调发展状态显示，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指标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性扭转[6]，中国已经进入城镇化与工业化、非农化互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第三，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对比显示，当前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一万美元，根据钱纳里和赛尔昆的人均GDP水平与城镇化率的对应关系[7]，中国城镇化水平还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未来发展的潜力巨大。世界银行预计，未来20年内，中国的城市人口每年新增数量相当于一个东京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到2030年，城市居民占总人数比重将从1/2上升到2/3。这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但也取决于城市发展政策的设计和实施。[8]一言以蔽之，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发展的现状是地位重要、机遇良好、潜力很大，需要大力推进。

诚然，城镇化发展的必然性几乎成了无可争议的议题，但是城镇化发展的合理路径却是困扰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的难题。关于中国城镇化的战略导向问题，理论界向来莫衷一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派别，一个是撇开农村孤立地发展大城市的“大城建派”，表现为片面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大及城市数量的增加；另一个是盲目无序发展小城镇，实施“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村城镇化。受此影响，中国城镇化的具体路线历年来也是摇摆不定，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关于城镇化发展的指导性意见来看，也是经过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小城镇、大战略”以及“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等发展阶段。正因为如此，本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认识城镇化必要性的基础上探索基于中国实际的城镇化发展的合理路径。为此，本书从经济效应和福利效果两个方面来理解和审视中国城镇化的历史及当前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主张未来的城镇化道路模式应该力图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实现空间集聚与空间平衡的统筹兼顾，推动效率和公平的协调。

二 城镇化最具特征、最普遍的表现形式是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

对“城镇化”概念本身的理解因为不同的研究角度会有所差异。著名学者查尔斯·蒂利[9]（Charles Tilly）根据不同学派对人口活动、人口特征及地域空间三个重要因素的关注程度，对其做了如下的划分：一是注重研究人口特征与地域空间关系的人文生态学派。认为城镇化表现为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二是注重人口活动与人口特征关系的社会学中的规范学派和互动学派。两者都认同城镇化是城市物质文明、生活方式及文化的扩散过程。不同的是，前者强调分属不同社区的人口参与不同活动而形成的共同规范，后者强调人口参与不同活动形成人际关系网从而导致城市社群网取代乡村社群网的过程。三是注重人口活动与地域布局关系的区位学派，认为城镇化是农业活动向非农活动转变的产业结构转换的过程。

本书认为，上述理解的角度实际上都可以统一而直观地反映在地域空间变化的认识上：人口集中的过程实际上是人口地域分布变化的过程；产业结构转换的过程实际上是产业区位所构成的特有经济空间变化的过程；城市物质文明、生活方式及文化的扩散过程实际上是伴随经济发展的农村居民不断吸收城市文明的过程。所以，本书认为地域社会性质和景观转化的空间过程才是城镇化最具特征、最普遍的发展过程。或者更简单地说，城镇化是一种空间过程。

城镇化发展的背后是产业集聚引导的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内在微观机制。

经济活动的内生力量促成了经济行为主体及相关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由此形成的集聚效应又进一步带来了新的集聚动力，从而形成一个空间集聚的自我强化的机制，促进了城镇的产生；随着城镇的发展，若干“低等级”（lower-order）城镇会升级为“高等级”[10]（higher-order）城镇，单一中心的空间地理结构会逐步发展成多中心的城镇地理，进而形成城镇层级体系。这一系列的过程我们将之视为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并且，前者可以视为城镇形成的内部演化空间过程，后者可以视为城镇层级形成的外部扩散的空间过程。

对于内部演化的空间过程，可以分为“内生集聚动力的外在化”与“城镇集聚效应的内在化”两步。内生集聚动力的外在化是指经济行为主体的内在集聚倾向对其所在布局区域逐渐产生影响的过程。具体表现为该区域的状态向量随着外部输入向量的作用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直观的解释如下：由于经济系统中存在报酬递增的诱惑，这种经济主体往往会经不住诱惑而集中于某地进行大规模的生产活动以索取递增的报酬。同时，为该经济主体提供服务的行为人通常会为了节省通勤成本而选择在集中于某区位的经济主体附近居住。同样的道理，经济主体集中的区位也吸引了与之相关的经济活动及从业人员，从而形成了人口的集中。城镇集聚效应的内在化是指人口、企业等经济行为主体及经济活动集中形成集聚之后产生出来的集聚经济效应引发的外部性被该区域产业内的行为主体内化，从而使既成集聚区域的环境不断优化，进一步形成集聚推动力，促进集聚规模和性质发生变化的过程。直观的解释如下：集中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形成了集聚经济的外部效应，以至于与初始集中布局的经济行为主体无关的行为主体和经济活动也加入进来，从而形成了空间集聚的城镇化。[11]

外部扩散的空间过程，是一种基于产业外溢推动的单中心城镇向多中心城镇演变从而形成城镇层级体系的纷繁复杂的过程。具体可以阐述为：随着集聚的扩大，特别是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单中心城镇中具有较高的替代弹性或是具有相对较高的运输成本的低层级产业最先出现了外溢倾向而在单中心城镇周边形成较低层级的城镇。起初，这种较低层级的城镇基于相对较低层级的产业，其本身暂时并不具备充分大的前向和后向联系来改变现有的空间结构，而只是在原有单中心城镇结构中形成了新的叉形分支。但随着集聚的进一步加强，侧翼城镇不断外移，直到形成锁定位置。这样的过程在不断地重复和加强，集聚不断扩大，产业不断溢出，新城镇不断产生。这些城镇在地域分异规律、距离衰减规律、中心地登记序列规律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规律的影响下发生着相互交流和联系，并逐步经过空间系统均衡稳定的倾向化的调整而形成了空间组合有机化的城镇层级体系。

纵使面对如此详细而又直观的解释，我们还是认为这没有从根本上解开“黑箱式集聚经济”的面纱。我们关心的是到底什么是集聚形成的内在动力，而集聚形成后的外部效应又有哪些？它们到底以怎样的方式影响着新城镇的形成以及城镇层级结构的发展？又如何将这些认识纳入一个相对系统的城镇形成发展模型中呢？这是本书努力的方向，也是本书重要的研究背景。

三 传统竞争范式下“无城市的世界”：一般均衡理论在空间上的尴尬

一般均衡理论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微观机制分析的基础，其发展从逻辑上说始于斯密（Adam Smith）“看不见的手”的假说[12]，由瓦尔拉斯（Léon Walras）首先明确提出[13]，经过马歇尔[14]（Alfred Marshall）、希克斯[15]（J. R. Hicks）、萨缪尔森[16]（P. A. Samuelson）等的延伸研究，后由阿罗（Kenneth J. Arrow）和德布鲁[17]（Gerard Debreu）等集思广益而成体系，形成了著名的阿罗—德布鲁模型（Arrow-Debreu Model）[18]。

与本书的研究密切相关的是，建立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基础上的阿罗—德布鲁模型（一般均衡理论）能否反映并解释现实空间体系的运转情况呢？也就是说，价格竞争机制能否用来解释现实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聚的内生形成呢？我们知道，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中，不同商品的特点与不同的区位联系在一起了，就是说即使是相同的商品因为存在于不同的区位也被视为不同的商品。这样，区位的选择变成了商品组成部分的选择，模型似乎可以由此忽视空间的需要。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事实上，规模报酬不变并且市场结构使完全竞争的传统范式根本无法在均质空间体系中解释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形成和增长现象。[19]下面，我们将均质空间引入阿罗—德布鲁模型，并遵循斯塔雷特[20]（D. Starrett）富有创建性的研究成果以及藤田昌久[21]（Fujita Masahisa）的处理技术，来证明这种情况下空间均衡状态的不可得性。

首先，假定存在满足以下条件的空间经济体系：

1.体系由地区L₁和L₂（区位l=L₁，L₂）构成，且分别能容纳相当数量的企业（集合F）和家庭（集合H）的集聚。

2.每一个区位l=L₁，L₂处都有正的土地供应量S，而且有能够在地区之间运输的种类为n的商品。

3.对于建立在区位l=L₁，L₂处的企业f∈F，其生产集合由Y_fl⊂Rn+1表示，实现生产计划的由n种商品的向量y_fl∈Rn及s_fl的土地需求给出。

4.对于在区位l=L₁，L₂处居住和工作的家庭h∈H，其消费集合由X_fl⊂Rn+1表示。消费计划由n种商品[22]及区位l处的土地总量s_hl的向量x_hl组成。对于消费集合，家庭h有相应决定的效用函数U_hl。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该区位处的初始商品禀赋为y_h，土地禀赋为。

5.地区内部运输无成本，地区之间的运输存在运输成本。存在一个理性的负责运输的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区位l=L₁，L₂处分别以当地当时的市场价格购买和出售商品。商品和土地为区位l=L₁，L₂处的投入品。负责运输者可行的运输计划由Z_t⊂R4n+2表示。对于运输者来说，存在两个（正的）商品出口计划，分别为（由L₁→L₂）和（由L₂→L₁），且在运输过程中分别使用来自地区L₁和L₂的非正的投入品向量y_tl∈Rn和非负的土地总量s_tl。

那么，根据这些假设条件，可以设定如下的空间配置：在区位l=L₁，L₂处，存在一个坐落于此的家庭集合H_l以及一个企业集合F_l（显然，有，且）。于是，在这个空间系统中就存在着H个消费计划（x_hl，s_hl）以及F个生产计划（y_fl，s_fl），两个出口计划和以及与之伴随的投入的向量、和土地需求、。这实际上就描述了一个区位布局的家庭的消费行为、企业的生产行为以及负责运输的理性经济学人的运输行为。

这个假定的空间配置如果存在并且可行的话，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条件[23]：

条件（1），对于地区L₁的产品需要达到供需平衡，需求方面主要由消费者的消费（即区位处所有家庭消费的集合）、其他区域的消费（出口计划，即）等部分组成；供给方面主要由初始商品禀赋（即所有家庭商品禀赋y_h的集合）、其他区域的进口（即，但是这里需要加上运输过程中的投入）及企业的产出（即区位处所有企业产出的集合）组成。于是就有：

条件（2），对于地区L₂的产品需要达到供需平衡，与条件（1）相同，可以得到：

条件（3），对于区位处的土地而言，也需要达到至少是供求基本平衡的水平，即有（其中，ψ_l为区位l=L₁，L₂处剩余的土地数量）：

显然，在上述三个条件皆满足的情况下，区位l=L₁，L₂处的所有类型的市场都是出清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探讨的是空间系统中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以及运输者的利润最大化。

对于企业f∈F_l来讲，利润最大化即对于他所选择的区位和可行的生产计划，都有：

需要解释的是，这里p和R分别代表市场出清时候的价格向量以及土地租金模式，m为区别于l的另一区位，且所有的。

对于家庭h∈H_l来讲，效用最大化即。p代表市场出清时的价格向量，m为区别于c的另一区位。同时有。

对于运输者来说，利润最大化即

当然，这里的运输计划满足Z_t⊂R4n+2。

假设空间是均质的，即对于家庭来说，任何区位的效用函数和消费集合是相同的，且对于企业来说，生产集合是相同的。

于是，一个布局在区位L₁的企业是否有意愿迁往区位L₂的条件是看企业在两地所获得利润差，即：

显然，均质空间的假设条件使生产集合与没有差别，于是式（1-6）可以简化为：

同样，一个生活在区位L₁的家庭是否有意愿迁往区位L₂的条件是看家庭在两地所获得的剩余收入差，即：

均质空间的假设条件使消费集合与没有差别，于是同样，式（1-8）可以简化为：

综上，加总讨论的两个区位之间的所有企业的利润差以及所有家庭的剩余收入差，并将上文已经得出的3个具体的平衡条件代入，可以得到：

将式（1-10）做适当整理，调整出运输者的利润π_t，得到：

将式（1-11）继续做适当变形得到：

可见，K₁即为运输者所获得利润的两倍，囿于运输者利润最大化的设定，其必定非负；K₂和K₃可以视为运输者在平均价格和平均土地租金条件下的成本的两倍，考虑运输成本的设定下，其必定为正；K₄由非负的土地租金决定其比为非负。所以，在这个包括两地区的空间模型中，企业和家庭在区域内移动的动机总是严格为正的。而事实上，竞争均衡的结果是经济系统内的行为人（包括企业和家庭）都没有移动的动机。于是，可以分为下面两种情况来理解这个结论：

情况1：如果经济活动不可分，亦即消费者及相关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运输不可避免，也就是运输成本必然存在。根据上面的分析证明，这种情况下经济行为人总是有变换区位的愿望，系统中充斥着“交叉再定位”[24]（cross-relocation）的行为，根本不可能形成竞争性均衡[25]。这就是运输成本与竞争性均衡相互排斥的“空间不可能定理”[26]。

情况2：如果经济活动是可分的，经济行为人在各自的区位就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即能成功地将其运输成本降低为绝对小值（为零），竞争均衡出现了。但也形成了“后院资本主义”[27]景观。这也是米尔斯[28]（E. S. Mills）所描述的著名的“无城市世界”的情形。

“无城市世界（world without cities）”（自给自足的经济空间）：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条件下，经济系统实现均衡状态时，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投入或产出将定位在一个接近消费者分布地点的小区域内。这样，每一小区域都实现了自给自足，也就不再需要人和物的运输了。这样，每一个计量单位上都分布着相同数量的人以及相同的生产活动的组合，是一个没有城市的世界。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了基于规模报酬不变及完全竞争假设的一般均衡理论指导下的竞争价格机制在考虑空间问题时的崩溃，认识到竞争均衡模式不可能成为空间经济学的分析基础。事实上，这也在客观上造就了“空间”问题长期游离于主流经济学体系之外的尴尬现实。[29]同时，这也正是新经济地理学派基于报酬递增、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以及运输成本重新构建空间经济学分析模式的逻辑起点，是本书研究的重要理论背景。

最后，让我们用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等有代表性的新经济地理学家那颇具鼓动性的话作为本书研究背景介绍的结尾：

一直以来，经济地理都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如果经济学家对它视而不见，那么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该学科不感兴趣，而是他实在太难以驾驭了。经济学家们如今如愿研究经济地理，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新的研究工具，特别是用于分析产业组织、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建模技巧，已经消除了关键的技术障碍，把原本令人望而生畏的领域变成了理论家的乐土。[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