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本书结构特点
一 结构安排
本书研究的落脚点是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具体的分析是在（产业）空间集聚的视角下，通过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的方法展开的。本书的逻辑思路如下：首先，系统回顾并总结了经济学领域对于“集聚和城镇形成发展”问题的思想演进脉络，并以此解释了本书基于空间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集聚形成发展及城镇化问题的内在逻辑。其次，分别结合“多样化偏好形成的内生动力”“比较利益形成的外在动力”以及“集聚外部性形成自我强化机制”建立了均质和非均质条件下基于集聚视角的两阶段城镇形成发展模型，构建了内外力结合促进集聚形成与城镇化发展的演化机制。再次，分析了两阶段城镇形成发展模型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具体实践，并对中国城镇化的现状基于理论和实证进行了评判。复次，研究了基于空间集聚的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失衡问题，阐述了突出表现为城乡空间差距的中国空间失衡问题的现状。最后，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中国二元城镇化发展道路的对策。
本书的章节安排及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是本书概论部分，主要分析了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并从主要内容、创新点及不足等方面勾勒出了本书的整体框架。
第二章是本书的理论基础部分，主要从“空间集聚”视角梳理了集聚和城镇形成与发展思想的演进脉络，并总结出了“初始的关注—中途的迷失—回归的努力—复兴的曙光”等发展阶段。“初始的关注”主要表现在古希腊学者（如色诺芬、柏拉图等）对城镇经济的提及、早期经济学者坎梯隆基于运输成本对经济运行模式的研究以及斯密宏大而又略显凌乱的著作中反映出来的产业布局与城镇发展的研究体系。“中途的迷失”主要反映在李嘉图基于其后来被熊彼特称为“李嘉图恶习”的研究方法对空间因素的“冷藏”处理以及马歇尔主要理论体系以及研究技术对空间因素的排斥。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发现，“迷失”严格地说主要反映在研究技术上，在认识上这一阶段仍存在着关注空间因素的星星之火，例如著名的“马歇尔冲突”实际上是开启了张伯伦垄断竞争的序幕，并为作为本书研究基点之一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奠定了基础；另外，即使是作为“黑箱”存在的马歇尔外部性的研究，也成为后来城镇及集聚经济学的重要依托。“回归的努力”在承接了“迷失”阶段对空间因素认识关注的基础上主要表现为分析技术上的新尝试。按照时间阶段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发展阶段，以区位理论为代表，前者主要是基于完全竞争前提下对市场需求非均质分布的讨论，后者是基于完全竞争前提下对生产要素非均质分布的讨论；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阶段，以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为代表。两次努力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建立不完全竞争前提下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及要素流动的框架模型。“复兴的曙光”主要反映在新经济地理学派对产业集聚及城镇化创新性的处理技术和解释角度。新经济地理学家则以垄断竞争为理论支柱，结合“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构成的集聚力及分散力的博弈解释了经济集聚及城镇形成现象。本书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家的研究为空间因素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分析框架，这也构成了本书研究的基础。
第三章是本书的模型构建部分。本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研究微观主体的动机和行为决策的基础上，构建了均质空间和非均质空间下的两阶段城镇形成发展模型。均质空间下的两阶段城镇发展模型是结合“多样化偏好形成的内生动力”以及“集聚外部性形成自我强化机制”展开的。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国内关于产业集聚及城镇化的研究大多是基于马歇尔以“外部性”为核心的集聚经济研究框架。但通过文献的梳理及相关的研究发现，外部性是以经济系统中行为主体的活动已经在空间中形成集聚为前提，反映到生产层面上即具有报酬递增和某种垄断特征性质的企业在市场上从事相关经济活动造就了外部性。这表明外部性是具有报酬递增和某种垄断特征性质的企业从事相关经济活动的结果，而并不是报酬递增的直接原因。所以，作为马歇尔集聚经济框架核心的“外部性”更多的是以模糊掉了集聚形成内在机理的“黑箱”的形式存在的，表现为一种事后的总结分析，而不是事前的前瞻性分析。本书在借鉴“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的研究基础上认为，报酬递增源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一是在消费者的需求方面，如果消费者表现出对差异化产品的多样性需求偏好，那将使得最终产品的生产企业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二是在中间产品的供给方面，如果生产企业使用了多样化的中间产品，也将使最终产品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由此，综合起来我们可以将集聚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集聚形成的内生过程：消费和生产领域的多样化偏好形成了收益递增，而收益递增的存在，促进了生产企业的集中布局而形成集聚，并导致了其他相关经济主体及要素的集聚而形成城镇；二是集聚自我强化的外在动力作用过程：城镇形成后，内生形成的集聚将通过外部性产生城镇集聚经济效应，从而促使企业和经济主体的进一步集聚，形成了积累循环的因果关系，完成了城镇自我强化的发展机制。非均质空间的两阶段城镇形成发展模型是结合“比较利益形成的外在动力”以及“集聚外部性形成自我强化机制”展开的。与均质空间下基于市场条件的两阶段城镇形成发展模型不同的是，第一阶段是由于空间非均质条件造成的空间比较利益差异构成了促进城镇形成的外在动力，这不同于均质条件下第一阶段的多样化偏好形成的内在动力。而第二阶段，两种情况下基本上发生着相同的故事。在此基础上，本章进一步分析了两阶段城镇形成发展模型发挥作用需要具备的市场条件以及政府作用的出现对两阶段城镇形成发展模型的影响。
第四章是将城镇形成发展的两阶段模型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研究的实证部分。分析表明，由于特殊的体制原因，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几乎没有很好地拟合两阶段发展轨道。本书认为，可以将更多地考虑了政治、国家安全等非经济因素的计划导控形成的产业集聚定义为外致型的产业空间集聚，而将更多地考虑了市场经济因素的计划导控形成的产业集聚定义为适应型的产业空间集聚。改革开放之前外致型的产业空间集聚推动的城镇化是对两阶段城镇形成发展模型的扭曲和偏离，而改革开放之后适应型的产业空间集聚是对两阶段城镇形成发展模型的回归。但是，实事求是地说，鉴于中国正行进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轨的途中，政府阻碍市场作用的因素还比较普遍地存在，这构成了城镇化进一步回归“两阶段”轨道的障碍。为此，本章继续分析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导致集聚不充分的限制外来人口（主要表现为农民工）的偏见、大力发展小城镇（主要表现为盲目的农村城镇化）的情结以及对城乡差距的盲目悲观心态等各种情况。而且，为了进一步探求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问题并力图推进中国城镇化与产业空间集聚的良性互动，本章还进一步研究了多样化、专业化及其对城镇集聚的效应问题。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多样化集聚形式更能够推进集聚效应的发挥，从而推进城镇集聚。所以，总结起来，未来基于集聚的中国城镇化发展要调整“适应型”产业集聚中的不合发展实际的“外致型”的因素，扭转阻碍集聚经济发挥作用的错误认识，并引导多样化的产业空间集聚，促进集聚效应的发挥。
第五章将本书的关注视角引入福利经济学的领域。在分析了集聚及其经济效应之后，也考虑到集聚形成的福利后果，主要表现为集聚负面效应造成的空间福利损失的空间失衡问题。经济效应与福利结果相伴相生。在研究分析了基于空间集聚的城镇形成发展的过程以及考察了中国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我们关注的重点自然地由偏向集聚与城镇产生的实证方面的研究转向偏向于探讨由集聚带来的不平衡发展的规范方面的研究，即模型福利效应方面的分析。从两阶段城镇形成发展模型的经济效应来看，内生的多样化偏好构成了集聚和城镇形成发展的内在动力，进而促进了集聚和城镇的出现并形成了外部的集聚经济效应，也就是反过来进一步增强了集聚和城镇的吸引力，从而推进了城镇和集聚的发展，如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了一种发展的自我强化机制。但需要注意的是，经济效应一定伴随着相应的福利结果。对于两阶段的城镇形成发展模型，从模型的福利效应，特别是空间福利效应来看，需要重点考虑的是集聚地与非集聚地、城镇与农村之间的空间失衡问题。本章的研究表明，两阶段的城镇形成发展模型的运行轨迹中伴随着空间集聚带来的空间失衡有其必然性，空间集聚客观上形成的空间意义上的中心和边缘的划分必然造成资源要素分配上的失衡，进而形成空间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西方理论界对城乡关系研究的“合—分—合”的演进路径又从客观上反映了世界经济发展实践中城乡趋向于和谐发展的态势。对于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空间差距问题，不仅要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向两阶段城镇形成发展模型的轨道回归的过程中以城乡空间差距为代表的空间失衡问题造成的相对福利损失的必然性，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集聚不足使城镇化进程中的集聚效应得不到充分发挥造成的总体福利损失的特殊性。因此，未来要在引导城镇化向两阶段回归的同时兼顾城乡协调发展。
第六章是本书的政策建议部分。基于空间集聚的中国城镇化进程主要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对两阶段城镇形成发展模型的扭曲甚至偏离，突出表现为城镇化进程中的集聚发展不充分。未来要大力推进基于集聚的城镇化发展。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在回归两阶段城镇形成发展轨道的过程中面临着集聚不足形成的总体福利损失及空间失衡形成的相对福利损失的双重福利损失，主要表现为城乡空间差距的空间失衡问题比较突出并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未来城镇化发展要重视城乡协调共进；如果说将前者视为本书重点关注的两阶段城镇形成发展模型的经济效应的话，那么显然后者主要表现为空间福利效应；如果说前者是从效率的角度来分析基于集聚的中国城镇化问题的话，那么后者则更多的是从公平的角度来评价衡量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本书认为，存在着兼顾集聚经济发展的“效率”和城乡空间平衡发展的“公平”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即一方面以东部沿海的大城市及中西部地区有条件的大城市为依托大力发展表现为大都市圈特征的城市化，另一方面在大都市圈以外的相对边缘和落后的地区依托县城发展中小城市，推进有重点的农村城镇化，走发展以都市圈为特征的城市化与有重点的农村城镇化协调共进的“二元城镇化发展道路”。
本书的研究思路如下：基于集聚的城镇如何形成发展（城镇形成发展的两阶段模型）→基于集聚的城镇形成发展的经济效应（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集聚）→基于集聚的城镇形成发展的福利效应（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失衡）→构建从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兼顾效率公平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二元城镇化道路）。
本书拟按图1-1所示的结构逻辑展开研究。
图1-1 本书结构逻辑
二 主要特点
本书力图从两个方面对当前中国城镇化的研究有所推进，一是试图将城镇化的研究从传统的经验归纳向前推进至逻辑演绎，尽可能运用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框架来展开研究；二是试图将城镇化的研究从宏观战略的层面深入推进至城镇形成发展的微观机制层面，力图发展宏观城镇化研究的微观基础。
鉴于此，本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研究微观主体的动机和行为决策的基础上，构建了均质空间和非均质空间下的两阶段城镇形成发展模型。
均质空间下的两阶段城镇形成发展模型是结合“多样化偏好形成的内生动力”以及“集聚外部性形成自我强化机制”展开的。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国内关于产业集聚及城镇化的研究大多是基于马歇尔以“外部性”为核心的集聚经济研究框架。但通过文献的梳理及相关的研究发现，外部性是以经济系统中行为主体的活动已经在空间中形成集聚为前提，反映到生产层面上即具有报酬递增和某种垄断特征性质的企业在市场上从事相关经济活动造就了外部性。这表明外部性是具有报酬递增和某种垄断特征性质的企业从事相关经济活动的结果，而并不是报酬递增的直接原因。所以，作为马歇尔集聚经济框架核心的“外部性”更多的是以模糊掉了集聚形成内在机理的“黑箱”的形式存在的，表现为一种事后的总结分析，而不是事前的前瞻性分析。本书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的研究基础上认为，报酬递增源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一是在消费者的需求方面，如果消费者表现出对差异化产品的多样性需求偏好，那将使最终产品的生产企业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二是在中间产品的供给方面，如果生产企业使用了多样化的中间产品，也将使最终产品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由此，综合起来我们可以将集聚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集聚形成的内生过程：消费和生产领域的多样化偏好形成了收益递增，而由于收益递增的存在，促进了生产企业的集中布局而形成集聚，并导致了其他相关经济主体及要素的集聚而形成城镇；二是集聚自我强化的外在动力作用过程：城镇形成后，内生形成的集聚将通过外部性产生城镇集聚经济效应，从而促使企业和经济主体的进一步集聚，形成了积累循环的因果关系，完成了城镇自我强化的发展机制。
非均质空间的两阶段城镇形成发展模型是结合“比较利益形成的外在动力”以及“集聚外部性形成自我强化机制”展开的。与均质空间下基于市场条件的两阶段城镇形成发展模型不同的是，两阶段城镇形成发展的第一阶段是由于空间非均质条件造成的空间比较利益差异构成了促进城镇形成的外在动力，这不同于均质条件下第一阶段的多样化偏好形成的内在动力。而第二阶段，两种情况下基本上发生着相同的故事。
当然，挂一漏万，本书还在诸多方面有明显的不足。
第一，本书对于基于产业空间集聚视角的城镇化研究只完成了一个方面的分析。在本书的研究背景和意义中我们将城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演绎成了城镇形成的内部演化空间过程以及城镇层级形成的外部扩散的空间过程两个方面。而且本书期望从根本上解开“黑箱式集聚经济”的面纱。解决“到底什么是集聚形成的内在动力”“集聚形成后的外部效应又有哪些”“它们到底以怎样的方式影响着新城镇的形成以及城镇层级结构的发展”“如何将这些认识纳入一个相对系统的城镇形成发展模型中”等一系列问题。但遗憾的是，本书只完成了城镇化过程中的第一部分的内容，对于城镇层级、城镇体系形成发展的过程还未涉及。这当然也是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和方向。
第二，本书主要的理论基点是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对于复兴空间问题研究的另一股重要的力量——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则选择了回避的态度，这是没有道理的。正因为这样，使本书的研究具有一些必然的缺陷。首先，本书把集聚的重点放在内生动力上，对外生条件反而忽视了；其次，本书的研究基础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是建立在CES这个特殊的效用函数基础上的，这使本书的研究缺乏普遍性，如果采用普通的效用函数来处理的话就面临着竞争性均衡和报酬递增的不兼容问题。另外，本书的研究也忽视了国际贸易的存在。
第三，本书对产业扩散及产业集聚生命周期对城镇化影响的研究不足。本书的研究重点放在了产业空间布局的集聚方面，对集聚与城镇形成及城镇集聚效应有比较详细的研究。但是，对扩散这一重要的方面关注不足。事实上，回顾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产业集聚的消亡或者说是产业的转移对城镇发展具有“釜底抽薪”般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危机，也可能是契机，两个方面的案例都有。但本书没有能够对这一机制有更加细致入微的研究，这一点同时也表现在实证方面的欠缺。从另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本书的研究只是聚焦在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方面，这只是产业集聚生命周期的一部分。事实上，任何产业集聚的发展基于其集聚的形式、构成产业的特点、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国际宏观经济等因素的变化都有可能出现衰退甚至消亡，本书没有涉及，这也是一大遗憾。
第四，本书对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发展本身的关注不够。本书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主导产业选择及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发展等具体到城镇发展本身的问题并没有涉及。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产业集聚及城镇化相关的空间福利问题，不仅反映在主要表现为城乡空间差距的空间失衡方面，而且反映在城镇的内部结构及城镇治理方面。但本书只关注了城乡问题，对城镇治理问题没有能够做进一步的探讨。这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予以补充。
[1] [美]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与扩展》，戴睿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美]霍利斯·钱纳里、[以]莫伊思·赛尔昆：《发展的型式：1950—1970》，李新华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The World Bank，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Harmonious，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www. worldbank.org. February 27th，2012.
[3] 1998年，斯蒂格利茨第一次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进行关于“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的专题演讲，该演讲在中国高度重视，《人民日报》《经济日报》进行了全文转载。见斯蒂格利茨《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经济日报》1998年11月13日；斯蒂格利茨：《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3日。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有关数据测算。
[5] Ray M.，Northam. Urban Geography，John Wiley & Sons.1975.p.66.对此，陈彦光、周一星（2005）认为，Northam理论在“本土化”的过程中，由于人们想当然地对各个阶段分界赋予了临界指标而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和歧见。他们修正并且改进了Northam曲线，得到一个四阶段的划分，即19.04%之前的城镇化初期阶段、19.04%—50%（含）的城镇化加速阶段、50%—80.96%的城镇化减速阶段以及80.96%之后的后期阶段。显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当前城镇化处在加速发展阶段的判断。陈彦光、周一星：《城市化Logistic过程的阶段划分及其空间解释——对Northam曲线的修正与发展》，《经济地理》2005年第25卷第6期。
[6] 牛文元：《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09）》，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7] [美]霍利斯·钱纳里、[以]莫伊思·赛尔昆：《发展的型式：1950—1970》，李新华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8] The World Bank，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Harmonious，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www. worldbank.org. February 27th，2012.
[9]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其城市化研究卓有成效。代表性著作为：Charles Tilly，An Urban World，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Inc，1974.本书引用其观点转引自徐学强《城市化空间过程与空间组织和空间结合》，《城市问题》1986年第3期；叶舜赞《城市化与城市体系》，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
[10] 所谓高等级城市指的是，相对于低等级城市来说，它不仅从事低等级城市所从事的一切活动，而且还会从事其他活动。这个由“低”到“高”的过程也可以直观地描述为：集聚导致一些小城市的产生，这些小城市只包含产业1。然后随着发展的深入，会出现一些既包含产业1又包含产业2的更大的城市。如此往复继续发展，慢慢地经济体中就出现了城市的层级体系。
[11] 如果设定I为劳动力流、物质流、能源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基本的经济—信息流的集合，表示城镇化过程中整个地域空间系统输入的向量；γ[τ，t）为时间段[τ，t）内流入区位的向量I的总和，其集合表示为x；T为时间集合，则城镇化的内部演化空间过程可以用函数表示为：φ：A→X。其中，X为状态变量的空间集合，A⊂T×X×x，φ为A到X的映射。这样，城镇化内部演化的空间过程可以表示为三元组（I，X，φ）。即城镇化的内部空间演化行为是该系统在外部区域输入影响下发生的内部演化以及城市和区域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而有机结合的劳动地域分工（参见刘启明《城市化的空间过程、动力机制及调控方略》，《人口与经济》1990年第2期），表现为一种集聚的形成及自我强化的过程。
[12]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杨敬年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3] 瓦尔拉斯在其代表作《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1874，1877）中首次提出。参见[法]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14] 马歇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局部均衡理论。参见[英]阿弗里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廉运杰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15] 希克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短期均衡分析。参见[英]希克斯《价值与资本》，薛番康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6] 萨缪尔森是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其关于一般均衡的分析见之于其著作《经济分析基础》。参见[美]保罗·A.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何耀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7] Kenneth J. Arrow and Gerard Debreu，“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Econometrica，Vol. 22，No. 3，1954，pp.265-290.
[18] 对此，国内有经济学家评论道：“从亚当·斯密至今，上下几百年，贯穿全部微观经济学的主题，我看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信条：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大量自由的、极端自利的、追逐最大利润和最大效用的个人的分散活动，经由价格和竞争机制调节，会自动趋于和谐、有序、均衡，达到最佳效率状态……这样，用公理化方法，一般地、严格地、间接地证明一般经济均衡存在性和最佳性的阿罗—德布鲁定理，就格外值得注意。因为，它不仅严格证明了最佳的有秩序的经济配置在理论上是完全可以达到的，而且还对达到这种结果所需要的条件作了详细的规定。”（费方域：《译者的话》，[美]哈尔·A.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费方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9] 除非空间具有非常强的异质性。当然，异质的空间分布（有学者称之为“第一天性”，William Cronon，Nature’s Metropolis：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published by W. W. Norton，New York，1991，这在本书第三章第三节会有详细的阐述）可以用来解释部分集聚现象，但绝对不能是唯一原因，更重要的是集聚形成的内在经济动力（与“第一天性”相对，可称之为“第二天性”）。例如，如何解释东京这样的相对来说缺少自然资源条件优势的区位形成超过三千万人的集聚区域。
[20] D. Starrett，“Principles of Optimal Location in a Large Homogeneous Area 1974”，in Jacques-Francois Thisse，Kenneth J. Button，Peter Nijkamp （ed.），Location Theory，Cheltenham：Brookfield. 1996. pp.110-140；D.Starrett，“Market Allocations of Location Choice in a Model with free Mobility，1978”，in Jacques- Francois Thisse，Kenneth J.Button，Peter Nijkamp，Location Theory，Cheltenham：Brookfield. 1996. pp.141-157.
[21] [日]藤田昌久、[比]雅克·弗朗科斯·蒂斯：《集聚经济学》，刘峰等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4页。
[22] 这里有正和负的部分的差别。正的部分代表家庭正的消费需求；而负的部分代表家庭是劳动力等商品的供给者。
[23] 简单地说，遵循一般均衡理论，满足的条件应该是：（1）每种商品的供给与需求相等；（2）企业在规定的生产集合下谋求其利润最大化；（3）家庭在一定的预算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也就是说，达到均衡价格的时候，经济系统的每个行为人均选择了其偏好的行为，市场出清。
[24] 即在我们分析的系统中出现原本布局于L1的行为人想重新布局到L2，而同时，原本布局于L2的行为人也总是会倾向于重新布局到L1。
[25] 事实上，经济活动的不可分性也意味着规模经济，这决定了经济系统中厂商的生产集是非凸性的，那么，阿罗—德布鲁模型中生产函数严格拟凹的假设就不能成立了，也就是说阿罗—德布鲁模型不能用来处理这个问题了。参见翁瑾、刘明宇《经济学关于空间结构研究的综述》，《当代财经》2006年第6期。
[26] “空间不可能定理”（Spatial Impossibility Theorem）：在一个容纳有限数量的消费者和企业的两地区经济模型中，如果空间是均质的，运输是有成本的，而且偏好必须跨地区方能得到满足，那么，不存在考虑了运输成本的竞争均衡。参见[日]藤田昌久、[比]雅克·弗朗科斯·蒂斯《集聚经济学》，刘峰等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27] “后院资本主义”（backyard capitalism）：经济系统中的家庭都相同，各地区有相同的相对价格和相同的生产结构，每个区位的家庭和厂商都为各自生产，表现出自给自足的状态。
[28] E. S. Mills. 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Urban Economy，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2. p.4；J. K. Brueckner. The Structure of Urban Equilibria：A unified Treatment of The MUTH-MILLS Model.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Volume II，Edited h E.S. Mills.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V. 1987. pp.822-845.
[29] 以产业布局和城市发展空间区位选择等空间问题与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关系是本书关注的重点之一，可参见本书第二章的文献综述。
[30] [日]藤田昌久、[美]保罗·克鲁格曼、[英]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和国际贸易》，梁琦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