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下与大地

在我造访沙里宁的冰球馆之后，对代代木竞技场又进行了更多思考。首先，两者在地面与建筑的连接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冰球馆是孤零零地被放置在校园中的平地上。从地基与建筑的关系来说，极为普通、大众化。

与此相对，代代木竞技场的情况又如何呢？大地像绿色的假山一样隆起，其中还时不时混杂有城堡的石墙那样的坚固石块，支撑着混凝土的建筑。大地的造型和置于其上的建筑造型互相呼应，互相衬托。有时，建筑看上去像是被埋在大地下面。少年时代的我一到冬天就会去的第二游泳馆正是如此，我当时非常喜欢这种遮蔽方式。被代代木竞技场震惊的我，在奥运会结束之后也会在周末从横滨坐东横线来这里的游泳馆游泳，夏天就去主游泳馆，冬天则去第二游泳馆，一边入迷地看着建筑，一边游泳。

10岁的我只是被这座建筑震惊，觉得它很厉害，并不清楚丹下厉害在哪里，也没有注意到厉害的背后潜藏着何种深层次的机制和新的设计思想。

到19世纪为止，建筑师并不关心大地的造型，他们没有想到为大地本身做设计。西欧的传统建筑中，最常见的大地与建筑的关系都是首先在大地上建造一个被称为墩座墙（podium）的像台座一样的东西，然后再把建筑放在上面。被称为西欧建筑原型的希腊帕提农神庙就是最美墩座墙的例子。

到了20世纪，除了墩座墙，又开发出了底层架空柱（pilotis）这一新词。现代主义建筑巨匠柯布西耶厌恶沉重的墩座，他认为萨伏伊别墅的底层架空柱才是适合现代主义的大地与建筑的关系，结果20世纪的建筑界掀起了底层架空柱的热潮。正如墩座把建筑从大地上托起，使其显得特别那样，底层架空柱也托起了建筑，使其显得可贵。身为柯布西耶崇拜者的丹下健三用底层架空柱美妙地撑起了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1955年，见图17）、旧东京都政府大楼（1957年）等建筑，赢得了众多掌声与喝彩。

但是，在设计代代木竞技场时，丹下没有采用墩座，也没有采用底层架空柱，而是走上了第三条道路，那就是对大地进行自由的塑形和操作，借此使大地与建筑成为有机的连续体，从而奏出同一曲乐章。

在西欧，要想发现这种大地与建筑的关系是极其困难的。因为那里的大地是大地，建筑是建筑，二者分属不同的范畴。甚至可以说，建筑师的任务之一就是表现出二者的差别。墩座和底层架空柱都是用来展现这种对比的工具。建筑必须与野蛮、杂乱的自然形成鲜明对照，必须是精妙的人工构筑物。

但是，亚洲人并不认为自然与建筑是对照、对比的关系。中国的园林史就是一部建筑与自然进行充满紧张感的对话的历史。通过回廊（比如苏州园林的代表——拙政园的回廊）这一人工元素，在自然中画出一条辅助线，就仿佛植入了一个画框，自然与人工之间就会发生各种对话。自然与建筑不是被加以对比，而是通过辅助线连接在一起。

图17　丹下健三设计的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

日本的庭园从中国园林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并对其进行了深化。后来，日本庭园以增加自然的分量和降低人工构筑物的比例为目标，发生了变化。国家很小，预算规模不同可能也是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所以日本的做法不是大量使用回廊，而是改变大地本身的造型，对风景重新进行定义。修学院离宫的大型植篱，西本愿寺飞云阁可以停靠小船的巧妙设计，桂离宫用仍在生长的竹子编织成的桂垣，这些都是试图扩大自然的领域，重新划定自然与人工界线的野心勃勃的尝试。丹下在设计代代木竞技场时所尝试的建筑与自然的融合正位于这些重新划定界线的实践的延长线上。

凭借这一尝试，丹下到达了一个新境界，而这一境界是柯布西耶和美国第一的沙里宁都没能到达的。不与大地为敌，而与其为友，丹下凭借这一点成功给予人们更大的感动。

对我来说，丹下是一种反面教材。不过，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最佳建筑师丹下对待大地的方式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种影响时隔很久才开花结果。建在濑户内海中的大岛山顶的龟老山观景台（1994年，见图18）就采用了把观景台埋在土中，与山融为一体的方式。与石卷市北上川的河堤一体化的北上川·运河交流馆（1999年，见图19）采取了建筑等同北上川河堤一部分的处理方式。苏格兰邓迪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A）（2018年，见图20）则把苏格兰的悬崖（大地的一种形态）与建筑合为了一体。如果没有遇见代代木竞技场，这些建筑是绝对不会诞生的。

图18　本书作者设计的龟老山观景台

图19　本书作者设计的北上川·运河交流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