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吹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号角

所谓的“抗战八年”是从1937年7月，中国当时的国民政府宣布“全面抗战”之时算起的。事实上，早在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件侵略中国东北，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的形成，中国人民就开始了反抗日本侵略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在世界上首先举起反法西斯战争的义旗，因此，应该是“抗战十四年”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的一段铁路并栽赃于中国军队，以此为由悍然发动对中国东北的大规模武装进攻。当时的蒋介石政府顾虑中日两国的国力和军力相差悬殊，还未做好战争准备，于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采取妥协、忍让的“不抵抗政策”，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撤入关内（现在也有资料说，蒋介石未曾下令，而是张学良擅作主张），致使东北三省130万平方公里的沃土在短短4个月时间全部沦陷。

当时中国的状况是：“国土辽阔而国力衰弱，军队庞大而武器低劣，人口众多而人心涣散。”在强敌入侵、国家危亡之际，如果广大民众是“一盘散沙”，那么即使军队再庞大，武器再精良，也难以抗敌救国。因此，唤起广大民众，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国力量，共同抵御外侮，就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最紧迫的任务。当时的爱国的文化人士大都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他们自觉地踊跃地采用各种文化形式激发民众敌忾同仇、团结抗日。

日军侵占东北以后，大肆烧杀奸淫。大批中国难民涌入关内，而沦陷地区的人民也纷纷揭竿而起，组织抗日义勇军。“九一八”事件在中国全体民众的心灵中引发的震撼之强烈和印象之惨痛，贯穿中日战争十四个年头，反映在许多歌曲中。

最先对中华民族危机作出反应的是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中心的一批爱国音乐家，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黄自。就在东北沦陷后不久，1931年末，远在上海的黄自创作了第一批以抗战救亡为题材的合唱曲。黄自（1904~1938）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也是最杰出的音乐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之一。1929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学成回国于1930年出任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主任。“九一八”事件后，黄自积极投入爱国抗日救亡运动，带领音专的师生们到上海浦东一带为东北义勇军募捐，1931年11月，创作了混声合唱曲《抗敌歌》（韦瀚章、黄自词，原题《抗日歌》，因当时的蒋介石政府禁言“抗日”，不得已改名）。

“九一八”事件后，日本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在上海挑起事端，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千余人分三路进攻上海闸北，驻守上海的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抵抗，三挫日军，歼敌万余。这次三个月的英勇抗敌，打击了日军侵略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黄自又创作了著名的合唱曲《旗正飘飘》（韦瀚章词）、《赠前敌将士》（何香凝词）以及《北望》（佚名词）、《热血歌》（吴宗海词）。

除了黄自的作品之外，接替黄自主持音专教务的陈洪（1907~2002）在1932年中日淞沪战争之后写了《上前线》（秋竹词）、《冲锋号》（陈洪词）、《怒吼》（秋竹词）等。另一位担任教职的应尚能（1902~1973）作曲的《吊吴淞》（韦瀚章词），隐晦地表达了对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迫使19路军撤离上海的不满，唱出了“一寸山河一寸伤心地，极目吴淞”，“白骨青磷夜夜飞，可怜未竟干城志”。

上海音专的另几位师生，如刘雪庵、陈田鹤、江定仙、夏之秋、贺绿汀等，后来在抗战的不同时期都有出色的建树，都有反映历史潮流的佳作流传于世。

在这一段时期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最积极最活跃的是一批左翼的音乐与影剧工作者。任光（1900~1941）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兼修音乐，1927年回国，1934年为影片《空谷兰》写的两首插曲《抗敌行军曲》和《大地行军曲》（安娥词）表达了抗日的决心。任光后来任职于新四军军部，于皖南事变时牺牲。

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是后来被誉为我国“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的聂耳（1912~1935）。他的创作主要是从1933年至1935年。他在上海的不足3年的时间里共写下了35首歌曲和多首器乐曲。其中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有1934年的《毕业歌》（田汉词，影片《桃李劫》主题歌），1935年的《自卫歌》（唐纳词，影片《逃亡》主题歌）、《慰劳歌》（田汉词，话剧《回春之曲》插曲）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影片《风云儿女》主题歌）等。尤以《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流传最广：《毕业歌》号召有为青年走上抗日救亡的战场，表达了一代青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情，因此深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热爱，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义勇军进行曲》成了中华民族不屈斗争精神的象征，鼓舞了亿万人民，因此1949年新中国建国后，这首歌成为代国歌，1982年又成为正式的国歌。

蒋介石虽然对日本的侵略步步退让，但日本侵略者并没有放弃吞并中国的野心，反而变本加厉，步步进逼，铁蹄又踏向华北。到1935年冬天，整个华北已危在旦夕，中华民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北平的青年学生首先喊出了全民救亡运动的先声：“华北之大，竟安放不下一张书桌。”全国人民的敌忾同仇，更多的音乐工作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来。1935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了联合抗日的“八一宣言”，号召各民主党派及抗日团体团结抗日，收复失地，共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在全国要求抗日救亡的新高潮中，周钢鸣词、孙慎曲的《救亡进行曲》应时而生，号召“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这首歌起到了动员全民奋起抗战的作用，是抗战初期全国最流行的群众歌曲之一。

1935年，贺绿汀为影片《乡愁》创作的主题曲（柯灵词）表达了东北同胞的痛苦的流亡生活。

这一年，有一出街头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非常出名，该剧讲述了“九一八”事件后，来自东北逃亡到关内的父女二人流落街头，以卖唱为生，女儿因饥饿昏倒在地，老汉用鞭子抽打逼她继续卖唱。此时，安排在观众中的群众演员愤然上场，夺下老汉的鞭子并痛加指责，从而引出广大群众对日寇侵略罪行的血泪控诉。这出街头剧在广大地区演出，反响极为强烈。剧中有首具有民歌风格的叙事歌曲《新编“九一八”小调》（吕骥曲，崔嵬、钢鸣词），历数日本侵略者“杀人放火真是凶”的暴行，控诉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呼唤“不分党派大家一条心，……快快起来，赶走日本兵”。这是一首具有典型时代意义的抗战题材的叙事歌曲，在当时的人们心中产生巨大的共鸣。

吕骥（1909~2002）是我国著名作曲家，他也曾入上海音专，但未能卒业即全力投入左翼音乐运动。聂耳1935年出国在日本溺水身亡，吕骥接替他负责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的工作。1935年秋在上海创作的《中华民族不会亡》（野青词）以及为影片《自由神之歌》谱写的同名主题歌（孙师毅词）表达了在民族危亡之时全国军民迫切要一致对外的愿望。

1935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爱国学生要求抗日，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12月12日，学生在示威游行时再一次遭到反动派的刀砍水冲。当时在北平的东北大学执教的阎述诗（1906~1963）悲愤地写出了歌曲《五月的鲜花》（光未然词），以此表达他对伤亡学生的敬意和悼念，也表达了人民群众反侵略斗争的决心。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这首歌曲迅速传遍全国。

在新的一年里，抗日救亡歌曲也进入了新的高潮。

1936年流传的作品有任钧词、张曙曲的《保卫国土》，贺绿汀词、江定仙曲的《新中华进行曲》（影片《生死同心》插曲）；我们前面提到过的、1934年曾因《渔光曲》而名噪一时的任光创作了《打回老家去》（安娥词），这首歌很快就风行全国，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歌曲之一。然而此时的蒋介石还一再重申他当年对中日关系的表态：“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针对蒋介石的这一论调，麦新（词）和孟波（曲）写出了《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拿起我刀枪，举起我锄头，我们再也不能等候！”连陈立夫都写过这样的诗句：“你是不是中华的国民？你是不是有血气的汉子？现在已到了生死关头，你还是抵抗，还是等死？”这首题为《抵抗》的小诗，后来有应尚能，还有朱驹分别为之谱曲。

这一年最感人的也是流传最广的歌曲无疑应首推张寒晖（1902~1946）词曲的《松花江上》了。“九一八”事件后，东北军放弃东北，大批难民随东北军撤入关内，携老带小、伤病成灾地布满西安市街头。他们有家归不得，有仇报不得，人人心头郁结着悲苦怨愤，要倾吐，要爆发。当时，正在西安当中学教师的张寒晖每天见到这些惨象，于是他于11月谱写了这首感人肺腑的独唱曲。到“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安城里已到处可以听到《松花江上》的歌声，并且迅速传遍全国。每当唱至“爹娘呀，爹娘呀，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唱者和闻者无不为之动容。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12月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1936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向蒋介石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北平郊外的卢沟桥挑起事端，开始向中国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本的猖狂侵略激起全中国人民的义愤。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抗战。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论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若日本再漠视中国最低限度的立场”，“决心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中国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从此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得到蒋介石承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

“七七卢沟桥事变”成了抗战歌曲最常见的话题，如《卢沟桥的烽火》（作者佚名）、《卢沟桥下》（卢冀野词、林曲）、《卢沟桥歌》（佚名词、冼星海曲）（罗海汐词、何安东曲）、《卢沟桥》（佚名词、黄友棣曲）、《七七神圣颂》（任毕明词、黄友棣曲）、《七七进行曲》（白序之词、何安东曲）、《七七纪念歌》（陆铿词曲）、（常任侠词、江定仙曲）等。

刘雪庵（1905~1985）于1937年写的两首歌曲《离家》和《上前线》（均由江陵词），与张寒晖的《松花江上》合在一起组成抗战时期著名的“流亡三部曲”——它也是复仇三部曲、战斗三部曲、胜利三部曲，在当时影响很大。刘雪庵同年创作的《长城谣》（潘孑农词），音乐苍凉悲壮，表达了民众的爱国情绪，主要流传于大后方。同年，麦新词曲的《大刀进行曲》是献给浴血抗战的二十九军的，当时日本侵略者挑起卢沟桥事件，进攻北京、天津，面对着用飞机大炮武装起来的日军，驻守北京西南宛平城的二十九军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组成大刀队奋起反抗。麦新的这首歌曲具有强烈的战斗气息，曾鼓舞千千万万抗日英雄去冲锋陷阵。

“全面抗战”明朗化、合法化，歌曲作者已无须再用曲折隐晦的手法进行创作了，全国民众也无须再遮遮掩掩地唱抗战歌曲了。全国形成了抗战歌曲的新的热潮。

这一时期产量最多、质量最高、影响力最大应当首推后来被推崇为“人民音乐家”的冼星海。

冼星海（1905~1945）当时正留学法国，学习作曲。得悉祖国遭受日寇侵略，毅然于1935年秋辍学归国，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他创作了大量群众歌曲和电影歌曲。1936年创作的《九一八纪念歌》（麦新词）和《莫提起》（田汉词）用悲壮的音调回顾“九一八”以来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号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用血腥的战斗做我们的回答”。冼星海为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而创作的《救国军歌》（塞克词）、《救国进行曲》（田汉词）表达了民众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呼声和坚定向前不可动摇的意志。《热血》是影片《夜半歌声》的插曲（田汉词），借十八世纪意大利的典故来讽喻中国遭受侵略和进行反抗的现实。1938年7月他在武汉为山西太行山游击队写了《在太行山上》（桂涛声词），9月又创作了二部合唱曲《到敌人后方去》（赵启海词），接着又写了《反攻》（田间词）、《雪耻复仇歌》（田汉词）、《游击军》（先珂词）。

1938年，冼星海到了延安，任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39年3月写出了不朽的名作《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这是一部具有欧洲“康塔塔”样式的大型声乐作品，全曲有8个乐章，各乐章既统一又相对独立：1.黄河船夫曲（混声合唱），2.黄河颂（男中音独唱），3.黄河之水天上来（朗诵），4.黄水谣（女声和混声合唱），5.河边对口唱（男声二重唱），6.黄河怨（女高音独唱），7.保卫黄河（混声合唱），8.怒吼吧，黄河（混声合唱）。作品以黄河为背景，歌颂具有悠久历史的伟大祖国，讴歌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保卫江山的英勇斗争。周恩来曾为这部作品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黄河大合唱》是抗战时期最辉煌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在国难当头时的凝聚力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同一时期，他还写了一首含5个乐章的《九一八大合唱》（天蓝词）。

“七七事件”后，日军在进攻华北的同时，又侵犯华东，企图一举占领上海、南京，迫使中国政府屈服。1937年8月13日，日海军陆战队向上海发动进攻，舰艇猛烈轰击上海市区，中国军队奋起反击，双方鏖战至11月。11月12日上海沦陷。在这3个月的会战中，有一段插曲当时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10月26日，中国军队奉命西撤，以谢晋元为团副的第88师第524团担任断后任务，掩护大军退却。27日晨，大军撤毕，谢晋元率领该部第一营退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号称800人（实数452人）。他们面对强敌，孤军作战，坚守4昼夜，歼敌200余，到31日晨才奉命退入公共租界。后来有不少歌曲歌颂八百壮士的英勇不屈的崇高气节，其中最著名的有夏之秋写的合唱曲《歌八百壮士》（桂涛声词）和陆华柏写的合唱曲《八百孤军》（卢冀野词）：“众口诵，征倭檄；望闸北，儿童泣。闻桥头大厦近来消息。万国衣冠都下拜，千秋赋予如椽笔。记张巡、许远守睢阳，今犹昔。”词曲虽佳，但这种脱离民众普遍语文水平的古文雅辞也阻碍了作品的传播和影响。

陈田鹤（1911~1955）也曾师从黄自。由于家境贫寒，曾三度辍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到战火纷飞的上海，热情投身于救亡运动，写了十几首既有爱国热情又有专业技巧的抗日歌曲，如《我们要夺回失去的地》（庆之词）、《八一三战歌》和《杀开血路》（廖辅叔词）、《保卫上海》（钱亦石词）等。他最出色的作品是《巷战歌》（方之中词），那是一首艺术性很强的进行曲，绘声绘影地再现了夜间巷战的紧张诡秘的气氛和场面。在抗战歌曲中，描述地道战、游击战的很多，而描述巷战的，恐怕仅此一首，因此这首歌格外受人看重。《巷战歌》和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堪称游击战歌曲的双璧。

后来有“西部歌王”美誉的王洛宾（1913~1996），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在山西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受委派前往兰州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写过一些抗战歌曲，如《洗衣歌》（塞克词）、《抗战进行曲》《大战台儿庄》《风陵渡的歌声》《大家要心齐》《抗日的队伍大家来帮忙》《青年穆斯林进行曲》（以上均为洛宾词曲）等。其中传播最广的是《抗战进行曲》。

吕骥在解放区写了《武装保卫山西》（白炎词）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凯丰词）。贺绿汀写了民歌风格的《心头恨》（塞克词）、《全面抗战》（塞克词）、《干一场》（贺绿汀词）和叙事歌曲《保家乡》，很受群众欢迎。

贺绿汀（1903~1999）也是黄自的高足，是左翼音乐运动的积极成员。他当时随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一队沿沪宁、陇海、同蒲一线作抗日宣传工作，1937年到达晋西南的临汾，创作了著名的《游击队歌》献给八路军全体将士。这首歌以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宣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全曲洋溢出抗战必胜的乐观情绪。

时任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音乐系主任的程懋筠（1900~1957）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了各种类型、多种体裁的歌曲近百首，尤以抗日爱国救亡歌曲最为突出，如《全民抗战歌》（谢康词）、《九一八》《精神总动员歌》《再牺牲！再前进！》《打游击去》《出征歌》（以上均为程懋筠词曲）等。他的作品大多是自己作词作曲，如《精神总动员歌》是一首五声音阶的短歌，语言质朴，很容易为广大民众接受。另一首《锄奸谣》也以老百姓的用语而风靡一时：“世上哪种人最下贱？汉奸！汉奸！只顾自己贪小利，不要脸！卖掉祖先，害死后代，两眼只看着昧心钱！……有朝一日等我们抓着了，在万人唾骂里送你归天！”

张寒晖词曲的作品有《游击乐》。张曙的作品有《壮士上前线》（常任侠词）、《洪波曲》（田汉词）和具有民间说唱风格的叙事歌曲《丈夫去当兵》（老舍词）。后者把一位对丈夫既深情难舍又为了抗日大义毅然送郎参军的妻子的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

1939年，贺绿汀已从武汉撤到了重庆，为东北作家端木蕻良的诗《嘉陵江上》谱曲。这首传世名作带有咏叙调的性质，歌曲主人公是从东北流亡到关内，他在嘉陵江畔怀念已经沦于敌手的家乡，最后唱出了“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没过几年，又冒出了江村写的一首《嘉陵江水静静流》的歌词，由张定和谱成曲。但无论歌词的内容和意境，无论音乐的旋法和风格，都和贺绿汀的《嘉陵江上》有太多的近似。任钧词、洪波曲的《思乡曲》是首宣叙调体的歌曲，也和《嘉陵江上》属于同一类型的。

游子的思乡曲往往含有伤感的情调。但在饱经战乱的年代，山河破碎，妻离子散。逃难的人们思念被敌人蹂躏的家乡，更有无尽的悲凉、痛苦和愤怒。陆华柏的代表作《故乡》（张帆词）、林声翕的《白云故乡》（韦瀚章词）都是抒情独唱曲，细腻地表达了人们对沦陷的家园故土和失散的亲朋故友的眷恋和牵挂。

陆华柏（1914~1994）毕业于武昌艺术专科学校钢琴和作曲系。抗战开始后，组织室内乐小组到桂林演出，后留在当地任广西艺术馆音乐组长。创作了《故乡》《勇士骨》（胡然、映芬词）、《战歌》（莫宝铿词）、《磨刀歌》（章泯词）、《保卫大西南》（陆华柏词）。当时在桂林，甚至有“女高音无不唱《故乡》，男高音无不唱《勇士骨》”之说。

夏之秋（1912~1993）在这段时间率领武汉合唱团经广州、香港到马来西亚、新加坡一带对各地的爱国侨胞进行抗战宣传，募捐支援民族解放事业。1939年他在新加坡创作了《思乡曲》（戴天道词）寄托对国家山河破碎的惆怅和对故乡的思念之情。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传世之作。

这一年流行的作品还有金浪词、向隅曲的《红樱枪》：“拿起红缨枪，去打小东洋，山沟里，山顶上，游击战争干一场，打东洋，保家乡，不让鬼子再猖狂！”

黄友棣（1911~2010）是位小提琴家、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广东从事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写了许多抗战歌曲，而且以合唱歌曲居多。他的艺术主张是，“传统音乐现代化，爱国歌曲艺术化”。他的代表作有《杜鹃花》（方芜军词）、《归不得故乡》（谭国耻词）、《问莺燕》。

1937年10月，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军旅作曲家何士德接受军部首长叶挺、项英、陈毅等的建议为新四军创作了《新四军军歌》（陈毅词），大大鼓舞了全军指战员的斗志。1940年10月，新四军奉国民政府命令撤出皖南，移师北上，任光在撤离时写过一首《别了皖南》。新四军在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反动派伏击，损失惨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938年夏，流亡中国的一位朝鲜青年郑律成（1918~1976）创作了著名的《延安颂》（莫耶词）。在光未然与冼星海合写著名的《黄河大合唱》之时，1939年7月，在延安鲁迅文艺学院这座革命熔炉里，年仅29岁的诗人公木（张松如）和21岁的朝鲜青年作曲家郑律成也携手合作了一部大型音乐作品《八路军大合唱》。这部合唱组曲包含6首歌曲：《八路军军歌》《炮兵歌》《子夜岗兵颂》《八路军进行曲》《冲锋歌》《快乐的八路军》。其中第4首《八路军进行曲》传唱最广。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对歌词作了一些修改，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也是在这一年，在重庆的刘雪庵为影片《中华儿女》写了同名主题歌（熊辉词），以奋进、凝重的音调唱出了中华民族的战斗精神，塑造出中华儿女的英雄形象。另一部影片《孤岛天堂》叙述上海沦为孤岛后，一群爱国青年同汉奸特务进行殊死斗争的故事。刘雪庵为影片写的同名主题歌（该影片导演蔡楚生词）号召人们“快抹去辛酸的眼泪，脱下你华贵的衣裳，好走上保卫民族的前线，扫荡那漫山遍野的豺狼！”。

日本侵略者的大举入侵以及奸淫烧杀的暴行更能激发广大民众敌忾同仇的爱国热情。抗战开始后，爱国歌曲更如雨后春笋。我们这里只举几首影响较大的作品，例如：冼星海1937年的合唱曲《保卫祖国》（柳倩词）、李焕之1938年的合唱曲《保卫祖国》（金帆词）“我们在中国生，我们在中国长，我们就死也要埋葬在祖国自由的土地上。”吕骥1938年的《保卫我们的祖国》（麦新词）、沙梅1939的合唱曲《自由中国》（张秉栋词），定居在美国的语言学家赵元任（1892~1982）也在这一时期创作了《我是个北方人》和《背着枪》等爱国歌曲。连当时专写流行歌曲和舞厅音乐而遭到聂耳等左翼人士抨击的黎锦晖，也推出了《向前进攻》等抗战歌曲。他的《毋忘此仇》（罗靖华词）历数日军飞机犯下的罪行，愤怒地唱出了“子孙万代毋忘此仇！”

胡适（1891~1962）写过一首小诗：“四万万人的中华，四万万人的国家，四万万人全体，一心一意地爱她！要是你真爱她，莫让人家害她；等到人家害她，更要你来爱她，倘若有你爱她，人家如何害她？中华，中华，四万万人的中华，四万万人的国家，四万万人全体，一心一意地爱她。”这首绕口令式的小诗以浅显直白的语言道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有位佚名的作者为之谱成一首五声音阶的歌谣《爱国歌》，由于易唱、易学、易记，在当时的中小学生和普通老百姓中间流传很广。

1939年，中国和日本在长沙进行会战。经过20天的浴血苦战，中国军队终于挫败了敌人的进攻。长沙成了第一个没有失陷的中国主要城市。1941年中日两国军队围绕着长沙又进行了两场会战，最后以日军伤亡严重被迫北撤而告终。三次“长沙会战”是中国抗战史上最辉煌的胜利，使整个中国扬眉吐气。许多音乐家写了鼓舞人心的歌曲，例如郭远作曲的《乘着湖北胜利向前冲》（沙梅词）、魏开泰词曲的《颂湘北大捷》等。

1941年的影片《胜利进行曲》描述了1939年的长沙会战，中国军队和湖南长沙人民奋起抗击敌人的故事。贺绿汀为影片创作的同名主题歌（锡金词）是一首铿锵有力的进行曲，表达了中国军民必胜的信念和决心。

其实，不光是“长沙会战”，自“九一八”以来在中国国土上进行的每一次重大战役，都有许多歌曲存留下来。试看以下的歌名便可见一斑：《保卫卢沟桥》《平型关大捷》《台儿庄》《百团大战进行曲》《保卫平津》《保卫太原》《保卫吕梁山》《保卫冀中》《保卫路东》《保卫大上海》《保卫浦东》《保卫大浙江》《保卫大武汉》《保卫大广东》《保卫福建》《保卫晋察冀》《保卫边区》《保卫大西北》《保卫大西南》《打回东北去》《打回广州去》等等。

在整个抗战期间，以《从军歌》《抵抗》《出征》《进军》《冲锋》《反攻》等为题的歌曲不胜枚举。例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朱偰（1907~1968）作词的《出征》“车辚辚，马萧萧，枪在手，刀出鞘，男儿报国在今朝！”竟有贺绿汀、高岗、洪瑞干、李抱忱、钱仁康等为之谱曲。朱偰作词的另一首《还我河山》也分别有贺绿汀、刘雪庵、陈田鹤谱曲。陈立夫一首小诗《抵抗》“你是不是中华的国民？你是不是有血气的汉子？现在已到了生死关头，你还是抵抗，还是等死？”也有应尚能、朱驹和佚名谱曲。

马可（1918~1976）曲、安娥词的《纪念碑》是一首别具一格的作品，它以富有感情的音调表达了人民对抗日阵亡将士的虔诚的悼念之情，决心继承英雄们未竟之志，争取最后的胜利。像这类悼念追思的歌曲，还可以举出卢冀野作词的《国殇——追悼阵亡的将士》（有江定仙曲和应尚能曲两种版本）；贺敬之词、李焕之曲的《慢慢儿躺下，好同志》；项风词曲的《战地秋月》是在中秋之夜控诉敌机的罪行，缅怀先烈和阵亡将士。

1941年，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都是很重要的一年。德国法西斯侵占了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等欧洲国家后，于该年的6月22日突然向苏联发起全面进攻。而在东南亚，日本军国主义于12月7日偷袭了珍珠港，进一步侵占了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先前守着中立的美国立即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从此开始。中国也于1941年12月9日正式对日本和德国、意大利宣战。中国从此结束了孤军奋战的局面，中国抗日战争也成为世界范围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兴允词、黄肯曲以及岳风词、劫夫曲的《反法西斯进行曲》歌唱的就已不是单一的中国抗日战争；安娥词、天东曲的《天下一家》唱道：“看！中美英苏合成了一家，我们的抗战再不寂寞。……西至大西洋，东至古黄河，爱自由的人民热情炽如火。这是人道与正义的战争，这是反法西斯的战争，我们在战争中创造民主和平。”舒模写的一首长达120小节的大合唱曲《反法西斯蒂进行曲》（弼昌词）唱道：“大家快结成反侵略同盟，大家快结成反法西斯阵线，用我们集体的力量，把德、意、日的野蛮统治推翻；用我们集体的力量，把世界送上自由幸福的彼岸。”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国内的战事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日军主攻的对象主要是中国的正规军队，那么在此之后，日军放缓了进攻的步伐，改为诱降和逼降重庆政府的方针；同时腾出手来巩固后方，集中了大部分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围剿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各地民兵武装和游击队。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艰苦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这些斗争活动自然也就反映在许许多多“反扫荡”的歌曲中。李伟的合唱曲《反扫荡》就这样概括：“兄牵弟，儿别娘，前呼后应上战场，同心协力打东洋。展开游击战争，打到敌人后方，拆桥破路，攻城夺粮，造成犬牙交错的战场，向侵略者来一个反扫荡！”

这一时期，“游击队”“游击战”自然应时成为歌曲的主角。除前面提到过贺绿汀的《游击队歌》之外，冼星海、张寒晖、刘雪庵、麦新、夏之秋、郑律成、马可、洪波等抗战歌曲名家都创作过“游击队之歌”。

1942年初，日军占领了马来西亚，接着入侵缅甸试图切断滇缅公路，切断中国唯一的对外联系的通道，孤立中国。1942~1944年，中国政府组建了一支有美国装备和训练的中国远征军，先后两次进入缅甸与日寇血战，打通了滇缅公路，保证了国外支援中国抗战的军用物资源源不绝地输入中国。这场战争历时三年零三个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虽有伤亡，但是打出了国威，使民心士气大振。一时，赞颂远征军战功的歌曲和各路远征军的军歌成了热唱的歌曲。

从1943年春节开始，在延安兴起了红红火火的新秧歌运动，接着又在各解放区蓬勃开展。在这个运动中涌现了一批崭新的音乐人，创作出一批有中国戏曲、曲艺或民歌风格的作品来。如李劫夫（1013~1976）的《歌唱二小放牛郎》《王禾小唱》（均为方冰词）、徐曙的《晋察冀小姑娘》（赵洵词）、安波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南泥湾》《夫妻识字》、刘炽的《翻身道情》等。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涌现了无数抗日英雄，有军人也有平民百姓。他们自然成为广大民众敬仰和歌咏的对象。例如：歌唱张自忠、左权、谢晋元等等；还有阎海文，他是空军飞行员，淞沪战争时奉命驾机轰炸上海北四川路日本陆军司令部，不幸被高射炮击中，他跳伞落入敌阵，遭到日军围捕劝降，他用佩枪击毙五名日军，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杀殉国。管桦词、黄河曲的《唱苏河》叙述民兵队长李恩良带领41人在一个小村子里夜宿被围，他们血战到底，宁死不屈，最后剩下的几个，手拉手跳进了苏河。锡金词、张曙曲的《纪念胡阿毛》中的胡阿毛是位上海的汽车司机，“一·二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逼迫胡阿毛用卡车运送军火，阿毛把一车军火连同押车的4名日本兵一起开进了黄浦江。《歌唱二小放牛郎》的故事发生在河北，在日军扫荡时，王二小为了掩护老乡和干部撤离，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把王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上，二小牺牲时才13岁。《晋察冀小姑娘》也是类似的故事，日本鬼子逼迫小姑娘带路，她把他们带进了地雷阵，同归于尽。方冰词、劫夫曲的《狼牙山五壮士歌》以及罗浪词曲的《五壮士之歌》中的5位战士，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和老乡们突围，把上千名日军、伪军吸引到棋盘索绝壁之上，五壮士打完最后一颗手榴弹，飞身跳下绝壁。陈陇词、劫夫曲的《李勇对口唱》以及邵子南词、周巍峙曲的《李勇已变成千百万》中的李勇是位庄稼汉，他布下的地雷阵炸死了36个鬼子。

广大民众敬仰和歌咏的对象还有国际友人，如美国的飞虎队和陈纳德、苏联援华航空队的格利果利·库利申珂大队长。

在歌曲里传唱的这些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大大地鼓舞和教育了正在和侵略者作殊死斗争的广大民众。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人中间，也免不了有汉奸、叛徒以及甘心或被迫为敌人卖命的人。由此产生了许多骂汉奸的歌曲，这也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例如：《打杀汉奸》《灭汉奸》《打倒汉奸汪精卫》，冼星海1939年就写过一首《打倒汪精卫》（萧三词）。还有一位不知名的人写过《不要脸》，就是骂汉奸的，老百姓觉得很解气，传唱一时。歌曲《打击“归顺班”》《不替鬼子当兵》（陈焱词曲）、《过来吧》则是规劝伪军士兵别再帮助鬼子打自己人，调转枪口向敌人射击。刘贤1942年写的一首叙事歌曲《别学老宋》讲述这样一段故事：鬼子进了村，男女老少都跑光了，而老宋不愿跑。他给鬼子送鸡蛋、送花生，表示要做“良民”，请求鬼子发慈悲，不料鬼子一刺刀捅了他。“做了顺民上了鬼子的当，没出息，这样死，丧心又冤枉。给祖宗丢了脸，后人骂，咱们是中国人哪，千万别学他。”

1944年，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大举反攻，胜利解放了明斯克、基辅。消息传到延安，延安军民欢欣鼓舞。作曲家刘炽（1921~1998）运用民歌的音调和锣鼓张弛相间的律动变化创作了《胜利鼓舞》（贺敬之词）。由于歌曲以秧歌舞的形式来展示热烈火红的情绪气氛，因此在第二年抗战胜利时，民众就是唱着这首歌，扭着秧歌举行庆贺大游行。

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投降。8月，美国对广岛、长崎投掷了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以百万大军进攻日本关东军。中国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对日军发动了全面的战略大反攻。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式签署投降书。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定9月3日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1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发布通告：再次确认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一扫漫天黑云，歌曲呈现出前所少有的明朗欢愉的色彩。莫忠、林子词、沈音曲的《日本投降》，放平词、苏夏曲《日本法西斯已经投降》，杰泥词、庄严曲的《抗战八年胜利到》，贺敬之词、李尼曲的《庆祝胜利》，佚名词、应锡恒曲的《胜利歌》，陈歌辛词曲的《胜利建国歌》，还有民歌、秧歌舞曲和不知名的作者写的无数的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歌曲。徐三铭词曲的《整整的八年》道出了所有中国人的心声：“整整的八年，黑暗里呻吟，整整的八年，铁蹄下容忍。今天是散尽愁云，重见光明。过去的国仇家恨，洗刷干净，胜利的旗帜昭示了和平，胜利的歌声流露了热情，整整八年，却像是挨过漫长寒冷，而今是天地回春，万民欢腾！”

如果说，在北方的解放区，庆贺胜利传唱的是《胜利鼓舞》，而在南方，在上海、南京一带传唱的则是陈歌辛（1914~1961）词曲的《迎战士》。当时大街小巷以及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中，到处响起了这首易学易唱的进行曲风格的歌曲。举行庆祝活动或者亲友聚会，唱的则是庆余（即陈歌辛）词曲的《恭喜恭喜》：“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那样好的消息：中国抗战胜利，消灭法西斯蒂，全人类说恭喜。”

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取得了百年来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结语

1）从1931年9月18日到1945年9月3日这14年间究竟产生过多少抗日救亡歌曲？恐怕是无法统计的。单就闞培桐先生编的《救亡之声——中国抗日战争歌曲汇编》（8卷本）就蒐集了3621首歌曲。我们以上介绍的都是原创的歌曲。抗日救亡歌曲中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前面没有提到的，是拿现成的曲调另行填词的歌曲。填词歌曲大致有3类：一类是拿民歌曲调填词，作者大多是当地的老百姓，根据时事有感而作，看如下歌名便可知一斑：《八路好》《打东洋》《打发哥哥上战场》《大刀显威风》《大家来杀鬼子兵》《叫老乡，快去把兵当》等。一类是拿古曲和原创歌曲的曲调填词，古曲用得最多的是《满江红》和《苏武牧羊》，原创歌曲主要是借用聂耳的《大路歌》《开路先锋》和《开矿歌》以及冼星海的《夜半歌声》和《热血》。还有一类是拿外国歌曲的曲调填词，采用的曲调有俄苏歌曲《越过高山跨过平原》《布琼尼骑兵队》《假如明天战争》《红军最强大》《乘风破浪》《伏尔加纤夫曲》《从那岛屿驶向河湾》；有法国歌曲《马赛曲》《国际歌》《雅克兄弟》；有美国歌曲《家乡的亲人》《约翰·布朗的尸体》；有苏格兰民歌《苏格兰的铃兰花》《友谊地久天长》。例如，华文宪以《友谊地久天长》填词的《骊歌》：“骊歌初动，离情辘辘，惊惜韶光匆促。毋忘所训，谨遵所嘱，从今知行弥笃。更愿诸君矢勤矢勇，指戈长白山麓。去矣男儿，切莫踯躅，矢志复兴民族！”著名戏剧家兼诗人安娥为一首不知名的、气度不凡的英国歌曲填词《举杯高歌》：“举杯高歌救国军，洒热血抗敌人，粮缺弹少勇战争，听歌声壮烈入青云。又高歌对我同胞们，莫忘记敌寇深，大家一起向着前进，为民族牺牲不顾身。”这是一首雄壮豪迈的进行曲，填上激昂慷慨的歌词，当时由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录成唱片在电台播放，深受青年学生和知识阶层欢迎，令人热血沸腾。

2）中国的抗日救亡歌曲大致有如下3类情况：一类是以黄自为代表的专业音乐家的作品。他们有爱国热情，有高超的音乐素养，他们钟爱合唱曲体裁，尤其偏爱采用文言文的诗词。他们的作品无论思想性或艺术性虽然很高，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属于“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只是局限在青年学生和知识阶层一个很小的范围，而对于当时的广大民众的影响则微乎其微。但是在今天，这些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作品则成了我们音乐会常演的曲目。另一类，是普通民众的创作。他们没有什么专业技巧，只是感应时事、直抒胸臆，表达对敌人的憎恨和抗战的决心。有些作品，虽然出自专业作者之手，然而歌词口号化、概念化，艺术品质略逊，如麦新的《大刀进行曲》和任光的《打回老家去》等。这些歌曲在当时起着教育和鼓舞广大民众的巨大作用，在抗日救亡中的影响无可估量，至今还具有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第三类则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他们是中国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一些优秀作品不仅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而且雅俗共赏，无论知识阶层，无论工农商学兵，都能接受。那些作品作为抗日救亡歌曲的经典仍存活于今天的我们的心中，使我们了解那个时代，使我们记住那些先烈，让我们带着民族的光荣记忆再出发，把这种民族精神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战六年，欧美各国虽然也出过一些反映战争的歌曲，但形不成规模。苏德战争四年，卫国战争歌曲数量又多、质量又高，而且战争已过去了七十年，至今还源源不绝有纪念卫国战争的新歌曲诞生和传唱，引领未经历战争的年轻一代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和平。中国抗日战争十四年，抗日救亡歌曲数量之多堪称世界之最，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自1945年胜利之后，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和影视依旧不断有新的创作问世，而歌曲界不知为何“集体失声”。每当我们举行纪念抗日战争的音乐会，演出曲目永远只有历史歌曲，没有1945年以后七十年间创作的、歌颂我们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的歌曲——这真值得我们深思。

取自《警钟长鸣·珍爱和平——世界反法西斯歌曲100首》
（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原题为：《抗日烽火中的歌声》
以及《珍爱和平——世界反法西斯歌曲精选集》
（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