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乐在苏联

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摇滚乐就已在苏联初见萌芽。当时不是按美国的名称rock，而随欧洲的叫法beat（击拍乐）或big beat（强击拍乐）。但它们都不能被正统的音乐界接受，于是就改称ΒИА（全称Вокально-инструментальныйансамбль，意为由三五人组成的自奏自唱的演出组合）。这是把摇滚乐“纳入轨道”，或者说，是阉割了的称谓。ΒИА在苏联成了“大杂烩”，无所不包，它既可指流行音乐、爵士乐，也可指摇滚乐、迪斯科、乡村音乐、民间音乐等等。

摇滚乐在苏联萌芽

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是战后十年第一次在苏联举行这样大规模的国际性交流。上千个货真价实的外国人涌到俄罗斯的首都，其中有爵士乐手、流行歌手、“垮掉的一代”诗人，现代派画家……于是莫斯科人也衣着摩登，学会了扭摆舞（twist）。许多人认为，正是从联欢节开始，莫斯科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与世隔绝”了。老少两代人的“代沟”开始急剧地扩大，大一统的文化意向开始分裂。一群乳臭未干的小子迷上了电声乐器的强劲节奏，公然对轻歌剧咏叹调、体育进行曲、伤感的浪漫曲和“正经的”游艺音乐划上“×”。他们第一次感觉到无拘无束自我表现的权利，大喊：俄罗斯摇滚来了！

变化最先从大学里开始。美国“白人摇滚先驱”比尔·哈雷（Bill Haley）的《昼夜摇滚》（Rock Around the Clock）、《回头见，鳄鱼》（See You Later,Alligator）在苏联成了第一批热门歌曲。“猫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Elvis Presley）在苏联却反响平平，在苏联乐迷看来，他的摇滚乐未免有点儿“隔靴抓痒”。而“披头士”（Beatles）似乎就在近边——不是指地理上，而是指精神上的。当时甚至有“披头士”属于俄罗斯的说法。“披头士”天然的嗓音、和谐的重唱、动听的旋律和鲜明的音响，似乎更适应于俄罗斯的耳朵，使无数苏联青少年神魂颠倒。青少年们竭力模仿“披头士”，甚至包括衣着发型。“披头士”对于苏联摇滚乐的诞生起着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摇滚乐迷们自发组成像“披头士”那样的演出小组，从一个舞场转移到另一个舞场，不用说，没有任何海报通告，一切讯息靠口口相传。

苏联官方起初对青少年的摇滚热不屑一顾，报上不提，会上不说，音乐会组织和文化管理部门也不闻不问，认为这纯粹是胡闹，摇滚乐全是年轻傻瓜们的玩意儿。但是很快就使得衣冠楚楚的人们担心害怕：在此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上百个“野路子”演唱组，上千个吉他，上万个疯狂的男女乐迷。面对这样的局面，在流行乐坛上出现了第一批摇滚小组（自然称ΒИА小组），归属于爱乐协会（近似我国的群众艺术馆）管理：有列宁格勒的“歌唱的吉他”组合（Поющие гитары），有莫斯科的“快乐的伙伴”组合（Весёлые ребята）。

“歌唱的吉他”演唱组合（1966~ ）

“快乐的伙伴”演唱组合（1966~ ）

摇滚小组忘情地拙劣地模仿英美歌星亨菊瑞克斯（JimiHendrix，1942~1970）、克莱普登（Eric Clapton，1945~ ）、莫瑞森（Van Morrison，1945~ ）和罗伯特·普朗特（Robert Plant，1948~ ）。他们用生硬的英语唱着英美流行的摇滚歌曲。他们很少明白自己在唱什么，公众也无需听懂什么。“游牧人”演唱组（Кочевники）大概是用俄语演唱摇滚歌曲的第一个列宁格勒小组，结果经常招来嘘声。在莫斯科，用俄语演唱第一首摇滚歌曲《那地方在哪里》（Где тоткрай,1965）的是“雄鹰”演唱组（Сокол，1964~1969）；再往后，被推崇为莫斯科摇滚乐的教父的格拉德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Градский）在公共电车上构思出自己的第一首作品《青色的森林》（Синий лес）。所有这些早期的俄语摇滚歌曲，按其内容和词汇，与标准的抒情曲实际上并无不同。这就难免引起摇滚乐迷们对作者的不信任和音乐会的嘘声。

普京总统2000年授予格拉德斯基（1949~ ）“俄罗斯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苏联第一支摇滚乐队

终于，以“俄罗斯方式”演唱的摇滚组合在莫斯科诞生了，这就是“时间机器”（Машина Времени），有人称之为“俄国的披头士”。领头的安德烈·马卡瑞维奇（Андрей Макаревич）是建筑师的儿子，有一次听了他父亲从国外带回来的“披头士”唱片，从此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1968年，他和八年级同班同学（当时都15岁）组织了摇滚小组。马卡瑞维奇说：“我看到的就是像我们一样的正常的、绝对自然的孩子们（指披头士），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唱自身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也这样做呢？为什么我们还是去重复加利福尼亚或利物浦的什么人呢？”

“时间机器”演唱组合（1969~ ）

“时间机器”演唱组合的主唱马卡瑞维奇（1953~ ）

作为主唱兼歌曲作者的马卡瑞维奇，他那带有鼻音的嗓音有点儿像博勃·迪伦（Bob Dylan），在舞台上显得有点儿局促。其他乐手们也不很引人注目，演奏水平也一般，音乐也未必有多大特色。但“时间机器”的现实使命完全在于“迫使人们思考”，当然，是指对歌词的思考。

苏联的摇滚歌曲，比起西方的摇滚歌曲来，歌词担负着更重要的作用。西方摇滚歌曲偏重音乐和音响，很少重视歌词，尤其是美国近年来的摇滚歌曲，歌词已下降到可有可无的地位。苏联则是一个有悠久的和良好的诗歌和口头吟唱文学传统的国家。苏联摇滚歌曲（流行歌曲、爵士歌曲无不如此）的文学水平远远高出西方。其次，苏联摇滚歌曲所唱的内容也与西方的大不相同，它们关心政治、关心时事，往往直接针砭时弊；它们歌唱年轻人的迷惘或希望、追求或失落；它们关怀国家、世界和人类的命运。在“时间机器”的全部曲目中，就没有一首是“直接”歌唱“爱”的，更不用说“性”了。

“时间机器”是那一时期当之无愧的No.1。它第一次去列宁格勒演出时掀起的高潮，足可与“披头士热”的疯狂相比。几千青少年冲击体育宫。在明斯克，得不到票子的乐迷也冲击音乐会，撞破了门。类似的骚动，在“时间机器”所到之处几乎都发生过。在西伯利亚演出后，《共青团真理报》（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发表了当地文化工作者的一封公开信，对“时间机器”提出严厉的批评，控告它与“我们的思想相抵触”，号召青少年们抵制这“新的、虚假的偶像”。公开信刊出后，效果适得其反，编辑部收到25万封愤怒的信。

现在，“时间机器”的成员都长大成人了，但它仍然是苏联当今最有代表性、最走红的摇滚乐队之一。

摇滚运动的“全民高潮”

“繁花”演唱组合（1969~1974），为首的是斯塔斯·纳明（1951~ ）

摇滚运动“全民高潮”的到来是在1970~1972年。据莫斯科的一份统计表，仅莫斯科市就先后冒出了263个摇滚俱乐部。不过大多数如昙花一现，最后只剩下10个左右的非职业的摇滚乐组，在一些小俱乐部和文化宫演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繁花”演唱组合（Цветы），后来改称斯塔斯·纳明演唱组合（Стас Намин）。经过最初的学步阶段，很快改变了航向，开始用俄语演唱自编的歌曲。1974年推出了两张唱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最早的苏联摇滚唱片。

在列宁格勒，著名的摇滚演唱组有“地球人”（Земляне）、“俄国佬”（Россияне）、“鹦鹉螺”。佼佼者是格瑞本希柯夫（Борис Гребенщиков）的“玻璃鱼缸”（Аквариум）。格瑞本希柯夫受俄国浪漫主义的影响，天赋极高，有人甚至赞之为“国际天才”；他通晓英语，能用英语写词谱曲，并且富有哲理，是受到西方赞扬的第一流的苏联摇滚歌手，赢得公众的崇拜。

“地球人”演唱组合（1969~ ）

“玻璃鱼缸”演唱组合（1972~1991）和格瑞本希柯夫（抱吉他者）

苏联摇滚歌手格瑞本希柯夫（1953~ ）

在格鲁吉亚举行的“梯比利斯-80”（Тбилис-80）是第一届正式的摇滚音乐节（正式名称“春之节奏”Весенние ритмы）。这是苏联摇滚乐史上最重要的节日。苏联音乐节与西方不同的是，在西方举行的这类摇滚音乐节通常不作评比，而苏联音乐节则按照他们的惯例设立了评委会。评委主席是萨乌尔斯基（Юрий Саульский），他是当时唯一不怕与摇滚乐手结盟的有名望的专业作曲家。在梯比利斯摇滚节上获一等奖的是“时间机器”和爱沙尼亚的“磁性乐队”（Magnetic band）；二等奖是莫斯科的“手稿”演唱组（Автограф），它在音乐节之前，还无人知晓。

“俄罗斯人民艺术家”作曲家尤利·萨乌尔斯基（1928~2003）

“俄罗斯人民艺术家”作曲家阿列克赛·芮布尼柯夫（1945~ ）

《尤诺纳和阿沃斯》剧照

摇滚乐庆祝大捷。昔日的“地下小分队”今日成了“新的”天才。报纸和广播向全国发布消息，声称这些“新的”天才代表着“青年游艺乐坛”最有前途的“方向”。得到官方承认的摇滚乐，道路一下子敞开了，它的繁荣时期开始了。在中央报刊上出现赞许本国摇滚乐的文章，这是以前少有的，即使偶一有之，摇滚乐手基本上也仅作为反面角色。电台开始播送以前“通不过”的歌曲。莫斯科的一些著名剧院居然令人惊异地上演了以前绝不会上演的摇滚音乐剧，其中最轰动的有1980年上演的芮布尼柯夫（Алексей Рыбников）的《尤诺纳和阿沃斯》（Юнона и Авось）。不过最大的光荣是：“时间机器”、“手稿”、“对话”（Диалог）、“磁性乐队”开始在各大城市体育场作凯旋性的巡回演出；街头张贴着真正的海报，上面大书“摇滚小组”。

梯比利斯音乐节后，当局对摇滚乐的态度似乎软化了。1981年初，列宁格勒的部分摇滚乐手和音乐会组织者在著名的“西贡咖啡馆”聚会，筹划成立摇滚乐总会。列宁格勒成了热烈紧张的摇滚生活的中心。

摇滚乐在波罗的海三国别有一番气象

摇滚乐不仅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繁荣，在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尤其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更是别有一番兴旺景象。

爱沙尼亚仅有50万居民，以前比较闭塞，现在也成了摇滚活动的中心。这是唯一的一个地区，在那里，摇滚乐永远得到官方的全力支持。大众传播媒介，包括电视，经常详尽地报道摇滚活动情况。旋律唱片公司爱沙尼亚分公司不理莫斯科总公司的指令，陆续推出摇滚小组的专辑唱片。塔林电影厂拍摄了音乐片《今夏金曲》，几乎囊括了爱沙尼亚的全部流行乐队。爱沙尼亚作曲家协会也完全理解摇滚乐手，并且和他们合作，向他们提供自己的作品，参加音乐会的组织工作。这一“温暖的”气氛孕育出奇异的硕果——爱沙尼亚摇滚乐手有无可挑剔的、娴熟的演奏技艺。

爱沙尼亚还从1979年起在塔林市最大的剧院举办一年一度的摇滚音乐节，其组织水平之高，其场面之大，一切有条不紊，令经常受挫的俄罗斯乐手们羡慕不已。

隔邻的拉脱维亚的情况比爱沙尼亚更富有戏剧性。富裕的集体农庄担任着资助庇护人的角色，向最出名的摇滚小组提供特殊形式的互利合作，农庄为乐队添置贵重的乐器和音响器材，提供排演场所；而小组也打着农庄的招牌巡回演出。事实上，这些半职业性乐队使国立的专业演出小组感觉到竞争的“威胁”：一些杰出的专业乐手纷纷转到“农庄爱乐协会”——压力多收入也多。

开始有了较为包容的环境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摇滚乐情势又有了波折。西方摇滚乐和ABBA、Boney M的英语歌曲热在苏联开始逐渐降温，以至在苏联乐迷的音乐意识中已完全失去了文化启示和生活方式样板的地位。此时流行的是甜蜜的意大利流行音乐，另一方面，是用俄语、爱沙尼亚语、格鲁吉亚语演唱的本国的摇滚作品。

1983年底，《莫斯科共青团员》报（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举办了第一次“民意测验”——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塔林的约30名记者和各种摇滚工作者进行投票，举出“十佳摇滚乐组”和“十佳摇滚乐手”等等。

“十佳乐组”第一名是“扬声器”，第二名“时间机器”，随后“玻璃鱼缸”“手稿”“对话”……；“磁性乐队”排第七；最后一名“地球人”。

1985年，苏联党和政府宣告实施“民主化进程”。在党的政治声明中提到“现实主义地、非形式主义地对待青年”的必要性，“研究他们的兴趣和真正需要”等等。大气候对摇滚乐也采取了宽松的态度。过去一些摇滚歌曲，由于抨击贪污、吸毒、倒卖、酗酒等现象而犯了忌讳，现在这些丑恶现象在中央报刊上已经常揭露，不以为忤了。

这一年，由苏联作曲家协会和苏联文化部游艺艺术委员会组织了一次决定ΒИА（当然包括摇滚）命运的、题为“存在还是灭亡”的圆桌讨论。出席讨论的有专业音乐家、歌词家、音乐出版机构的编辑和专业ΒИА的领导人。尽管有人对流行音乐和摇滚乐中一些不正常现象提出措辞严厉的批评，但没有人提出限制或取消，相反，大家提出了一系列有益的建议，如：在作曲家协会下设一个游艺音乐分部、对从事游艺音乐的人进行专业培训，对ΒИА团体加强管理、关心和帮助，对节目进行审听，要求专业音乐家消除对游艺音乐的偏见和轻视，并为他们创作优秀的节目，要求报刊、广播、电视和其他一切部门协调，引导和关心群众的音乐生活……

苏联文化部副部长在总结发言时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对ΒИА加以禁止，而是引导他们转向必要的和有益的活动。”“不应当认为，所有ΒИА的活动都应受到一概否定的批评。我觉得，报刊的任务是，要识别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这位副部长最后说：“ΒИА的所有活动，只要是对青年的审美感的培养起良好影响的，都应加以发展，加以支持。”

1986年1月初，莫斯科成立了“摇滚实验室”，虽然一无地位，二无房屋，也没有领导，只有一份40个摇滚小组的名单。接着举办了“摇滚实验室”第一届音乐节，莫斯科所有最好的非职业小组几乎都参加了。“列宁格勒摇滚总会”也专程来了三十多人。

在音乐节之后，“摇滚实验室”获得不少赞扬的文章。文化局被指定为“实验室”的监护人，并且选举组成管委会。接着，由团市委出面组织了一次为期4天的“摇滚巡礼-86”音乐节（Рок-панорама-86）。除了“手稿”和波罗的海各国摇滚乐队未出席之外，所有主要的爱乐协会的各摇滚小组几乎都参加了。

1986年5月30日，在莫斯科最大的露天体育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援助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受灾者的义演。苏联第一流的流行乐队、爵士乐队、摇滚乐队以及布伽乔娃（Алла Пугачёва）等红歌星都参加了义演。十多个外国公司，甚至苏联中央电视台都拍了录像。有位摇滚音乐学家这样说：“我们坚信：摇滚，作为积极的社会力量，表明摇滚乐手并不是叛逆，而是自己国家真正的公民。我们向世界宣告苏联摇滚的存在。”

“摇滚巡礼-86”音乐节海报

苏联官方机构以前从不把苏联摇滚列入对外文化交流计划。如1985年春，伦敦的“首都电台”代表到莫斯科，点名邀请“时间机器”和“武器库”去参加伦敦的年度音乐节，苏联官方答复说：“时间机器”早已解散，“武器库”正在蒙古演出。实际上，前者从未解体，后者一直都在莫斯科。1986年，帷幕终于稍稍揭起一角：斯塔斯·纳明小组应邀去了美国和日本，“手稿”和“对话”同赴伦敦演出。苏联唯一的一家“旋律”唱片公司（Мелодия）也终于网开一面，出版了“手稿”（在它成立的第7年）、“玻璃鱼缸”（第15年）和“时间机器”（第19年）的第一批专辑唱片。

早年被驱来赶去的摇滚乐队现在一下子成了官方的文化单位，立即引起两方面的极端派的强烈反响，“保守派”的主要喉舌大多是文学家，他们纷纷撰文抨击，说摇滚乐是“对道德和民族尊严的威胁”，是“崇尚邪恶的麻醉剂”，“有害于身心健康”，等等。这一场风波的结果是：“摇滚巡礼—87”音乐节不得不从4月推迟到12月，电视之桥“莫斯科摇滚实验室——列宁格勒摇滚总会”推迟了两年多。而在另一极端，一些摇滚活动家痛心疾首地说，过去“自行其是”的摇滚乐转到官方的羽翼下“合法化”，无疑是“葬送了摇滚乐的独立精神”，因为“摇滚乐是年轻人赤裸裸说出他们对周围生活真正理解的唯一途径”，甚至提出了“我们决不把摇滚乐交给国家”！

摇滚乐在苏联，一直是在“存在还是灭亡”的论争中曲折地发展。其前途，其成败利害，现在要下断语还为时过早。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受过正规音乐教育的专业作曲家对摇滚乐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苏联摇滚不同于欧美摇滚

摇滚乐是什么？如果按照一位美国摇滚乐手的说法，“摇滚是以美国黑人音乐基调为灵魂的”，那么，全世界除了美国，任何地方不可能有真正的摇滚乐。有位苏联作曲家茹尔宾说：“如果有这样一个问题：可不可以用钢琴、小提琴、长笛，而不用话筒、不用打击乐器来演出摇滚乐呢？我的回答是：完全可以。摇滚乐有自己的音调特性，穿任何音色的‘外衣’都可以被认出来。”

苏联摇滚不同于欧美摇滚之处是：欧美摇滚起自民间，演出多在露天场地，或者嘈杂的酒吧、舞厅，势必形成音量大、织体厚重、混响多的音响特征。乐手凭着良好的乐感和天赋，而缺乏厚实的专业修养；追求色彩和大体效果而不太讲究细腻的处理方式。苏联在发展摇滚之始，较早地将包括摇滚在内的流行音乐纳入专业音乐的轨道，从事流行音乐的人大多有较高的古典音乐素养，比较注重细腻的音乐处理方式。苏联摇滚具有室内乐的音响特征，配器层次分明、不厚重，基本上都是单音，但声部的进入和退出处理很细致，音量控制得当，不太嘈杂，即使有一些比较强的段落，也是作为整首歌的对比部分来运用的。

一些苏联专业作曲家力图深入摇滚乐的精髓，他们经常和各摇滚乐组密切合作，有时还不得不自己来建立摇滚乐组，如青年作曲家杜赫玛诺夫（Д.Тухманов，1940~ ）、阿尔焦姆耶夫（А.Артёмьев，1966~ ）等。还有些作曲家乐于参与自己的作品变为音响的全过程，他们学习电声乐器，采用摇滚乐独特的配器手段，如中老年作曲家弗拉德庚（М.Фрадкин，1914~1990）和“火焰”演唱组合（Пламя）的合作，巴赫慕托娃（А.Пахмутова，1929~ ）和“歌手”演唱组合（Песняры）的合作。

“火焰”演唱组合（1975~ ）

白俄罗斯“歌手”演唱组合（1969~2003）

严肃的音乐剧场现在也上演摇滚歌剧：第一只燕子是茹尔宾（А.Журбин）作曲的《奥菲士和优丽狄士》（Орфей и Эвридика），由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歌剧工作室的“歌唱的吉他”乐组演出；接踵而上的有布朗（Charlie Brown）的《毛格雷》（Маугли）、格拉德斯基的《体育场》（Стадион）、芮布尼柯夫的《尤诺纳和阿沃斯》。

摇滚乐组也把民间创作、严肃音乐改编为摇滚乐曲。成功的例子有：“手稿”乐队演绎斯维利多夫（Г.Свиридов，1915~1998）的《时间呀，前进！》（Время, вперёд!）。“节拍器”乐团（Метроном）演绎肖斯塔科维奇（Д.Шостакович，1906~1975）、埃什拜（А.Эшпай，1925~2015）、谢德林（Р.Щедрин，1932~ ）的音乐。

苏联作曲家阿列克桑德尔·茹尔宾（1945~ ）

摇滚歌剧《奥菲士和优丽狄士》的光盘封面

“手稿”演唱组合（1979~1990）

苏联作曲家协会主办的《音乐生活》杂志（Музыкальная жизнь），在1985年的一篇编辑部文章中指出：“在我国，文学和艺术对造就一个人是有巨大意义的。在这一过程中，音乐的作用无论怎么估量都不嫌过高，其中包括吸引了千百万人的游艺音乐，而ΒИА的活动在其中起了何等突出的作用。”

原载《音乐爱好者》双月刊1991年第2、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