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与约他帕塔、加马拉围攻之比较
在后世看来，马萨达似乎是犹太—罗马战争中唯一值得称道的围攻战。实际上，通过对约瑟夫斯《犹太战记》的深度解读，可以发现其中记载了不少围攻战，有的甚至十分壮烈。在约瑟夫斯有关围攻的描述中，有四大围攻被给予了大量篇幅的叙述。除了这场战争最为核心的部分——耶路撒冷围攻战之外，其余三大围攻的目标——约他帕塔、加马拉与马萨达——都是军事要塞，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对于这三大围攻来说，它们在拉比文献中几乎找不到任何记述，唯一的记载来自约瑟夫斯的叙述。通过对这三大围攻进行深入的比较，可以探知马萨达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为其在后来被建构为现代神话奠定了基础。
一 约他帕塔围攻战
约他帕塔之役是犹太—罗马战争中交战双方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交战。约瑟夫斯由于亲身经历且主要指挥了这场战役，而对之给予了极为详尽的描述。[39]约他帕塔有着绝佳的地形，使之有与强大的罗马军队展开较长时间对抗的重要条件：“约他帕塔城几乎整个地建造在陡峭的悬崖上，三面环绕的峡谷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无法对深渊进行目测。唯一的入口就是北面，那一边建在最低的山坡之上。但这个部分也在约瑟夫斯加固城防时围住了城墙，以防止敌人占领控制它的山脊。在周围的其他山脉的掩护下，这座城池非常隐蔽，直到有人接近它。这就是约他帕塔的坚固地势。”[40]
约他帕塔之战是韦斯巴芗统领的罗马军队与犹太军队之间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较量，进入犹地亚的罗马军队包括韦斯巴芗亲自指挥的第五、第十军团与提图斯指挥的第十五军团及小国组成的辅从军。约瑟夫斯作为犹太军队统帅承担起阻击罗马进攻的重任，双方在城墙周围展开了殊死的拼杀，双方都有较大伤亡。韦斯巴芗在战斗中还被犹太军队射来的弓箭所伤。战斗到后来，犹太士兵抱定必死决心对罗马军队展开疯狂反攻，甚至不惜发动自杀式袭击，给罗马军队以沉重打击。以致罗马统帅韦斯巴芗要求罗马士兵避开这些疯狂行为：“韦斯巴芗发现，反复的失败严重挫伤了罗马人，他们因为被犹太人打败而痛心疾首，当犹太人战败时，沉重的盔甲又妨碍了罗马人乘胜追击……因此，他命令士兵避开犹太人的进攻，尽量避免与那些不怕死的敌人正面交锋。”[41]
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在坚持了47天之后，约他帕塔因难以抵挡罗马人潮水般的攻势而最终陷落。由于叛徒的告密，罗马人在犹太军队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在黎明时分趁着大雾对要塞发起了致命的攻击。要塞失守后，罗马人展开了疯狂的大屠杀，犹太人借助地形也进行了最后的抵抗：“罗马人记起自己在围城时所经受的痛苦，对守卫者们毫无怜悯之心。他们残忍地屠杀犹太人，约瑟夫斯的许多手下宁可自杀也不愿被俘。”[42]韦斯巴芗命令把约他帕塔夷为平地，焚烧堡垒使之化为灰烬。剩余的犹太人仍然坚持战斗，就连落入山洞中的犹太人宁可自杀也决不投降罗马人，除约瑟夫斯及其同伴投降罗马人之外，这场战役几乎没有生还者，总共夺去4万犹太人的生命。在约瑟夫斯所记载的犹太—罗马战争中，其惨烈程度仅次于耶路撒冷围攻战。
长期以来，约他帕塔被人们遗忘，甚至不能确切指明它的具体位置。直到以色列建国后考古发掘的开展，才使约他帕塔的具体位置得以确认。考古学家经过多年的勘探发现，位于下加利利的一座小山丘正式被确认为约他帕塔的历史遗址，由于其遭到的人为破坏和自然风化都极其严重，当年的风貌几乎荡然无存。1992年，以色列考古部门对其进行考古发掘，经过6年的考古清理，基本复原了当时的历史遗迹。[43]在战争旧址上发现了大量的人体遗骸与弓箭兵器，证实了在此地曾经发生极其惨烈的战斗。
二 加马拉围攻战
加马拉围攻战在约他帕塔陷落后不久打响，有关的经过也是来自约瑟夫斯的叙述。罗马军队征服约他帕塔后，其他许多城市闻风归附，唯独加马拉坚持不屈服。约瑟夫斯也对加马拉围攻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加马拉是犹地亚北部一座重要的堡垒，有天然的防御地形：“加马拉曾属于阿格里帕王国领土的一部分，建在一座险峻的山岭之上，四面都是斜坡，中间空起一座驼峰状的山脊，这也是它得名的由来……驼峰的两侧和正对方向是无法穿越的峡谷。尾部与山体分离，容易通过一些，但居民们在此挖了战壕，所以还是很难通过。整座城市就像是飘浮在空中一般，几乎就要从陡峭的山崖上跌落一般。”[44]约瑟夫斯驻守于此时还建造了大量防御工事使之更加易守难攻：“大自然造就了这个几乎坚不可破的城市，约瑟夫斯又在周围修筑了城墙，另外还挖了防御的战壕和地道。虽然这里的驻军不如约他帕塔强大，但这里的人觉得很安全，它与阿格里帕王的军队坚持对抗了7个月。”[45]
就是这样一座要塞，韦斯巴芗动用了第五、第十、第十五军团以及阿格里帕的军队展开围攻，而加马拉居民总共不到9000人。罗马人对加马拉进行了艰苦的围困，在围困的30天里，双方进行了多次重大战斗，使罗马军队遭受入侵以来前所未有的挫折。韦斯巴芗因为离开军队单独来到城市最高处勘察地形而险些丧命，“罗马人的士气受到了重创，他们从未尝过失败的滋味，这样规模巨大的损失是前所未有的”。[46]在加马拉誓死抵抗的影响下，原先已经归顺的雅法也进行了反抗活动。
但是，粮食与物资的匮乏使加马拉的抵抗难以为继。尽管如此，守卫者仍然坚持战斗到底：“在加马拉，更危险的事情正在悄悄降临，战士们还在坚持作战时，居民都饿死了。”[47]最后，3名罗马士兵偷偷在夜晚推倒加马拉的瞭望塔，罗马军队正式攻入要塞内部，守军首领约瑟在混乱中被罗马人杀死。但罗马人并没有大举压上，而是等待提图斯军团到来后才对加马拉进行了最后的攻击。加马拉居民被迫撤往要塞之中，从高处向罗马人投掷石块，使罗马人遭受了重大打击。但“一阵暴风向犹太人迎面刮来，减少了他们的攻击性，对罗马人并没有造成伤害，却加速了罗马人射出的箭”。[48]随即，罗马人登上峭壁对守卫者展开了大屠杀。守卫者们英勇不屈，没有人选择投降；在没有逃生的希望时，他们和妻子儿女一起纵身跳进要塞下的山谷中：“事实上，他们的绝望甚至比罗马人的愤怒更具毁灭性，因为罗马人杀死了4000人，而纵身跳崖者超过了5000人。”[49]约瑟夫斯最后还提及，除了两名妇女幸存以外，9000人几乎全部遇难，加马拉围攻战绝对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有学者指出，“无论我们如何严肃还是不严肃地阅读以利亚撒·本·亚尔及其战友的自杀故事，在马萨达根本没有发生真实的战斗。然而，在加马拉却发生了一场真实的战斗，在战斗的最后，绝望的守卫者将其妻子儿女推入要塞下方深不见底的山谷，随后他们自己也纵身跳入其中”。[50]
这场围攻战的惨烈程度也为现代考古发掘所证实。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获得了包括部分戈兰高地在内的大量土地，这使被掩埋2000余年的历史遗迹得以确认。1968年戈兰高地一处被阿拉伯人称为“es-Salam”的地方被考古学家确认为古代加马拉的遗址。随后施玛利亚·古特曼（Shamarya Gutman）对其进行了为期14年（1976—1989年）的考古发掘，这位马萨达符号的重要传播者认为加马拉是犹太—罗马战争中被遗忘的地点。在对该遗址进行深入发掘后，他于1994年推出了加马拉遗址的考古实录——《加马拉：一座反抗中的城市》（Gamla：A City in Rebellion）。[51]
三 马萨达蕴含成为政治神话的因素
通过对比约瑟夫斯有关约他帕塔、加马拉与马萨达的叙述，可以得知在马萨达顶部并未发生与罗马人的交战，也没有造成罗马方面的任何伤亡；而在约他帕塔与加马拉却发生了真实的战斗，并且是极度惨烈的殊死搏斗。其中存在的反差有以下方面：首先，围困约他帕塔与加马拉的罗马军队规模很大（第五、第十、第十五军团等），而围困马萨达的只有第十军团；其次，在战斗遇难人数上，约他帕塔为4万人，加马拉为9000人，都比马萨达的不到1000人要多；最后，罗马军队在约他帕塔与加马拉围攻中都经历了较大伤亡，而在围攻马萨达时未折损一兵一卒。前两者都是足以比马萨达更为壮烈感人的战斗，而马萨达只是一场失败的悲剧。此外，在这三大围攻战中，在前两者（约他帕塔与加马拉）的整个围攻叙述中战斗过程占据了绝大部分，而在马萨达的围攻叙述中，以利亚撒·本·亚尔的演说占据了绝大部分。通过对约他帕塔、加马拉与马萨达的叙事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一些模式性问题。
表1-1 三大围攻战之比较
然而，在20世纪犹太复国主义的集体记忆中，马萨达被彰显为争取自由、反抗压迫的最大符号，而约他帕塔与加马拉却消失得无影无踪。约他帕塔与加马拉这两场极其惨烈、使罗马遭受重创的围攻战几乎被忽略，而没有发生任何战斗的马萨达却被形塑为当代政治神话，充分体现了集体记忆的重要作用。个中原因，正是本书探讨的关键所在。
约瑟夫斯虽然反对自杀，却在马萨达的叙述中留下了神话化的可能，后来的神话制造者从中找到了一些因素进行发挥。在某种意义上，约瑟夫斯成为康福德所说的“神话化历史”（Mythistoricus）的制造者，[52]与一再宣称求真求实的修昔底德一样，力求真实的约瑟夫斯也不完全真实。以至于有学者干脆就将马萨达的历史叙事视为“神话”：“我们可以认为，远非约瑟夫斯良心发现要返回和安抚他的人民，马萨达上的英勇自杀不是投降而是约瑟夫斯自我罗马化的另外一面。因此，它是进一步的背叛，或者可以说为他的背叛做进一步的自我辩解。与之相似，亚丁对这个神话的接受是用来作为使‘绵羊般柔弱’的现代犹太人转变为真正以色列人的一个策略。”[53]
符号往往具有竞争性。同类的符号中，人们往往只会选取一个，给予其过度的渲染与夸张，使之超越于其他之上。马萨达的遗址在战争结束后仍然保存了下来，并始终以其壮观雄伟的外形引人注目，有学者指出：“马萨达极其独特的意义在于，它与最为坚固的场所、不可移动的山脉、永恒不朽的要塞联系在一起。”[54]相较之下，约他帕塔与加马拉在战争结束后原址几乎毁灭殆尽，后人难以寻觅其踪迹。记忆不是凭空产生的，往往需要借助具体的物体来激发与提醒。具体的场所由于其特定的空间指向，成为承载集体记忆的重要实体，也是记忆铭刻与再现的重要手段。
[1] Josephus，The Jewish War，VII.280-283.
[2] Josephus，The Jewish War，VII.292-294.
[3] Louis H.Feldman，Josephus and Modern Scholarship（1937-1980），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1984，p.769.
[4] Josephus，The Jewish War，VII.285.
[5] Josephus，The Jewish War，IV.399.根据所罗门·泽特林的研究，马萨达的建造者更有可能是马卡比的兄弟约拿单，在马卡比战死后，约拿单与西门为了躲避叙利亚将军巴奇德斯的追捕而来到了提哥亚（Tekoa）旷野。而《马卡比前传》记载了他们在阿斯帕（Asphar）池边驻扎的情况（《马卡比前传》9：33），阿斯帕位于隐基底西南6公里处，正好在马萨达的周围。因此，约拿单很可能是为了抗击巴奇德斯大军而在马萨达建筑要塞进行防御。参见S.Zeitlin，“Masada and the Sicarii，”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Vol.56（1965），p.299。
[6] J.P.Kane，“Yadin and Masada，” Bulletin of the Anglo-Israel Archaeological Society，Vol.4（1984-1985），p.15.
[7] Josephus，The Jewish War，I.286.
[8] Josephus，The Jewish War，VII.286-289.
[9] Josephus，The Jewish War，VII.298.
[10] Josephus，The Jewish War，VII.296.
[11] Josephus，The Jewish War，VII.300-303.
[12] H.St.John Thackeray，Josephus：The Man and the Historian，New York：Ktav Publishing Hou-se，1929.
[13] Shaye J.D.Cohen，“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in the Against Apion of Josephus，” in Ada Rapoport-Albert，ed.，Essays in Jewish Historiography，Atlanta：Scholars’ Press，1991，pp.1-11.
[14] Harold W.Attridge，The Interpretation of Biblical History in the Antiquitates Judaicae of Flavius Josephus，Missoula：Scholars Press，1976；Louis H.Feldman，Studies in Josephus’ Rewritten Bible，Leiden：Brill，1998.
[15] Josephus，The Jewish Antiquities，I.5；X.218.
[16] Josephus，The Jewish Antiquities，I.5；XVI.174；XX.262.
[17] Josephus，The Jewish War，I.30.
[18] R.J.H.Shutt，Studies in Josephus，London：SPCK，1961，p.125.
[19] Josephus，The Jewish War，I.1.
[20] J.P.Kane，“Yadin and Masada，” Bulletin of the Anglo-Israel Archaeological Society，Vol.4（1984-1985），p.14.
[21] Josephus，The Jewish War，II.40.
[22] Josephus，The Jewish War，IV.407.
[23] 塔西佗：《历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346页。
[24] Josephus，The Jewish War，VII.323-336.
[25] Josephus，The Jewish War，VII.381-388.
[26] Josephus，The Jewish War，VII.401.
[27] Josephus，The Jewish War，VII.407-408.
[28] Josephus，The Jewish War，IV.398-399.
[29] Josephus，The Jewish War，IV.401-405.
[30] Jonathan Roth，“The Length of the Siege of Masada，” Scripta Classica Israelica，Vol.14（1995），p.25.
[31] Jodi Magness，“Masada-Arms and the Men，”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Vol.18，No.4（1992），p.64.
[32] C.Hawkes，“The Roman Siege of Masada，” Antiquity，Vol.3（1929），p.204.
[33] Kenneth Atkinson，“Noble Deaths at Gamla and Masada？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Josephus’ Accounts of Jewish Resistance in Light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Zuleika Rodgers，ed.，Making History：Josephus and Historical Method，Leiden：Brill，2007，p.351.
[34] Josephus，The Jewish War，VII.336-340.
[35] Josephus，The Jewish War，VII.390-395.
[36] Josephus，The Jewish War，VII.398-400.
[37] Pierre Vidal-Naquet，The Jews：History，Memory，and the Present，p.22.
[38] Mordechai Aviam，“Yodefat/Jotapata：The Archaeology of the First Battle，” in Andrea M.Berlin & J.Andrew Overman，eds.，The First Jewish Revolt：Archaeology，History，and Ideology，London：Routledge，2002，p.121.
[39] Josephus，The Jewish War，Ⅲ.141-218，316-408，432-442.
[40] Josephus，The Jewish War，Ⅲ.158.
[41] Josephus，The Jewish War，Ⅱ.257-259.
[42] Josephus，The Jewish War，Ⅱ.338.
[43] Mordechai Aviam，“Yodefat/Jotapata：The Archaeology of the First Battle，” in Andrea M.Berlin & J.Andrew Overman，eds.，The First Jewish Revolt：Archaeology，History，and Ideology，p.121.
[44] Josephus，The Jewish War，Ⅳ.7-8.
[45] Josephus，The Jewish War，Ⅳ.9-10.
[46] Josephus，The Jewish War，Ⅳ.39.
[47] Josephus，The Jewish War，Ⅳ.60.
[48] Josephus，The Jewish War，Ⅳ.85.
[49] Josephus，The Jewish War，Ⅳ.80.
[50] Danny Syon，“Gamla：City of Refuge，” in Andrea M.Berlin & J.Andrew Overman，eds.，The First Jewish Revolt：Archaeology，History，and Ideology，p.150.
[51] Shamarya Gutman，Gamla：A City in Rebellion，Tel Aviv：Misrad Ha Bitahon，1994.加马拉被发掘后，古特曼本人以及许多人将之与马萨达联系起来，以马萨达的精神来解读加马拉，将之称作“北方的马萨达”“戈兰高地的马萨达”。每当在讨论以色列是否应当撤出戈兰高地时，反对者用加马拉来强化对于那场惨烈战争的记忆，强调“加马拉决不再次陷落”，这几乎就是“马萨达决不再次陷落”的翻版。认为如果把戈兰高地归还给阿拉伯人，将再度酿成加马拉式的灭顶之灾。
[52] 参见弗朗西斯·康福德《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孙艳萍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康福德本意在于强调修昔底德并非传统观念所认为的信史书写者，他实际上也是一个神话制造者，因此“Mythistoricus”译为“神话化历史”更为恰当。
[53] Jonathan & Daniel Boyarin，Powers of Diaspora：Two Essays on the Relevance of Jewish Culture，Minneapolis，Min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2，p.49.
[54] E.M.Bruner & P.Gorfain，“Dialogic Narration and the Paradoxes of Masada，” in S.Plattner & E.M.Bruner，eds.，Text，Play，and Story：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elf and Society，Washington：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1984，p.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