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捐纳概念的核心内涵及其检讨

从某种意义上说，捐纳是一场无数个体与国家之间特定的资源互换游戏。在国家的允许下，经过朝廷系列的精心制度设计，人们遵从特定的游戏规则，进行经济资本与其他社会资本乃至权力资本的交换。捐纳对于我们理解清代社会运作的特定逻辑，尤其是国家治理的核心规则，有着特殊的意义。

置身于捐纳的游戏场中，就参与交易的个体来说，捐纳是人们升迁的重要通道，也是助力人们获取更多资本的重要砝码。对于何宗逊等人来说，在官场中直接获取捐纳回报显然很难，但是他们愿意花费真金白银，获取仕途的某种便利或者人生的某种特定资本，这是一场自愿的交易，更是一场豪赌。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从来都是知道某一个特定资本的价格，都想了解每一次新规则的出台，他们都愿意投入这场特意为他们设计的游戏。对于游戏的主持者来说，朝廷也从来都是心知肚明，他们既想要快速获得大量现金，同时也希望这场游戏不给自己的统治带来过多的损害。他们调整捐纳的品种，估量每次捐纳的收益，最终在越来越泛滥的过程中收场。

在捐纳这场交易之中，谁是受害者？是捐纳者本人，还是其他读书士人，又或是所有的被统治民众，抑或清朝统治者呢？我们需要对这场交易进行特别的历史情境界定。需要界定的是，本书所使用的“捐纳”概念，尽管与以往“卖官鬻爵”有所差别，但其本质仍然是指出售权力及其衍生商品。“国家治理”主要是指古代国家统治者如何进行日常统治和处理社会危机，即清代统治者怎样在艰难的内外困境中，处理自身危机，采取捐纳等非常规手段汲取民众资源，渡过难关，它也是了解古代国家管理与政治运作的关键机制之一。本书的研究时段为清初至鸦片战争，少数地方有所延伸。

（一）清代捐纳的时代特征

这场持续的捐纳游戏，究竟是传统社会中固定的治理项目，还是清代统治中独有的现象呢？或者说，它在清代国家治理中扮演何种特殊的角色，与传统王朝国家有着何种的差异呢？

近些年来，清史研究的重要进展是开始重视清朝的制度建设，清朝自身独创的诸多制度设计受到格外的重视，特别是八旗制度、奏折制度、秘密立储制度和驻防制度等，均成为了解清代政治文化和国家治理的重要路径。[52]相反，一些传统社会中长期沿袭的制度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如科举制度、仓储制度和户籍制度等。抑或说，这种制度在清代延续发展的独特性与创造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重要的原因是，人们还只是注意到“清承明制”的历史连续性方面，而对清代制度的创造性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诸多历史上长期传承的制度如科举、户籍等，在清代依据特定的国情也有所变化。以往有关清代捐纳制度的研究，仍然更多地强调明清制度的传承与统一，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明清科举、捐纳制度的差异性，特别是清代捐纳制度的特殊性。从捐纳制度来说，清代的创造性与适应性与明代更是有着明显的差距。在清代国家权力架构与运作体系中，捐纳制度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相比明朝和其他传统王朝，捐纳在清代国家治理中扮演着更为特殊的角色。因为，在清代的国家治理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旗人以几十万人统治广大的数亿民众，以少驭多，难度自然不小。对于统治者来说，选取合理制度，调控各种资源，加强国家治理是一个需要时时考量的难题。以往学者更多从民族冲突或融合的视角来观察清代社会的基本矛盾，研究清代满汉文化的直接冲突与权力斗争。实际上，以制度为媒介，可以观察相当长时段内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和权力竞争，捐纳作为各个民族各种资本竞争、沟通和转换的重要渠道，在展示清代国家权力生成、演变和运作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简单地说，捐纳不仅是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交易，也是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易，是不同群体之间的竞争。如满汉之间，除了日常的生活竞争外，还有政治上的权力分配、经济上的资源互补。他们的较量是长期的，也是全方位的。

（二）清代捐纳的社会形象

清代捐纳是不是一种权钱交易的勾当呢？如果从运作机制本身来看，清代捐纳是一种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合法资源交易。不明白这一点，就很难分析清代捐纳制度的独特社会形象，也无法深入理解其背后国家治理逻辑的深层含义，以及捐纳对社会流动、社会变迁所产生的独特作用。事实上，以清代捐纳制度为研究对象，从政治权力的多重建构，日常治理与危机治理，政治资本、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互动等多重视角，来检讨传统社会政治运作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矛盾，解析传统社会中政治与经济运作的实际状态，进而展示传统社会政治运作的内在机制和特定逻辑，正成为新时期捐纳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在以往研究中，捐纳制度大多以负面的形象出现，卖官鬻爵与贪官污吏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53]可是，人们不禁发问，为什么这样的制度能够堂而皇之存在且历久不衰呢？当学人进入历史深处，会发现事情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当我们从捐纳的市场交易本身来看，对于这场买卖的双方立场、诉求，买卖的具体商品以及支付的费用，需要重新界定，不可一概而论，更不能简单地将其与非法交易挂钩。首先，作为卖方，国家出售的是稀缺资源，大致可分为三类商品。一是纯粹的荣誉产品，以封典、称号等为主，对个人是一种精神性的鼓励，也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资本。特别是对祖先的封赏，体现了子孙的孝顺和对国家报效的热忱。二是任官的资历或者学考的资历，这是捐纳商品的大头所在，不仅包括科举考试中各类资格的出售，同时还包括铨选升迁中的资格。此类产品是广大民众的刚需，受到热烈的追捧。三是实际的官职，如县官等，它往往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或者情境中出现，如康熙年间的捐纳和晚清的实官捐制等。这类产品往往极为稀少，存在的数目和时间都极为有限。其次，对于买方来说，购买商品也需要一定的资格，如考试的资格需要身家清白等，任官的资格更是要求有对应的级别基础。当然，购买商品最需要的是金钱。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产品具有较长的保质期限，如监生的资格，只要捐主没有考取举人，或者没有去世，这个身份都是伴随终生的。最后，买卖的规则是向社会公布的，也是向所有符合条件的人敞开的。不管是满人还是满人以外的人群，不管年长还是年少，不管文化程度高还是低，大家都要支付相应数量的银子才能得到对应的荣誉、资历或实职。在这场交易中，买方和卖方都坚守了公平和自愿的原则。从留下的历史记录来看，每项捐纳都有对应的则例规定，如何执行，如何实施，都有详细的规定，其手续的复杂和执行的高效，都让后人叹为观止。

当然，也不能把这种交易与现代交易完全等同，对交易者的资格也有一定的时代的特定要求，如对购买者的性别还是有所限制，女性不能当官，不能入学，自然也不能捐纳。需要强调的是，在清代社会中，这是一场影响所有民众的游戏。对于很多家族来说，捐纳需要数代积累，共同竞争，对于民众生活的影响可谓深远。

一场由国家主导、允许大部分人自由参与、公平买卖的交易活动，为什么又受到如此多士人的攻击，特别是很多士人对此总是讳莫如深？这必然涉及国家出售商品的性质。这种商品的出售是否影响国家治理的正常秩序，是否影响社会风气呢？这是当时士人最为担心的。批评激烈的如陆陇其，他指责捐纳亵渎清廉风气：“若保举可以捐纳，则是‘清廉’二字，可捐纳而得也。此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且捐纳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竞躁进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54]不过，自康熙十三年、十四年捐纳县官实职后，清朝政府对于实官出售的限制非常严格，大多数时期内基本没有发生，除了晚清的实官零星出售外。

清朝政府究竟出售何种商品，其与权力有何种关系，这些是本书深入讨论的问题。台湾学者陈宽强从政治学出发，认为金钱与政治关系最为紧密，“捐纳制度将政治权力商品化，政治上的名和位，均可以金钱交易而得，官可卖，爵可鬻，这种交易循朝廷所规定的程序公开而合法进行，因而形成政治制度之一环”。[55]“权力商品化”的提法隐约地指出了捐纳与政治和国家治理的某种联系，但是权力在何种条件下成为商品，权力或者权力的衍生品如何成为商品，商品需要何种条件和境遇才能帮助人们获得真正的权力，仍是需要详细界定的问题。

清代捐纳交易中，人们所指责的直接权力买卖是非常罕见的。有清一代，实官售卖除了康熙年间和晚清以外，基本没有。即使特定历史危急情境中的售官，所售官职也大都为小官，县官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官职。做官、求学的资格或资历，才构成捐纳买卖的主体内容。关系到清代统治安危的关键部门的核心权力是不会出售的。即使再多的金钱也不可能购买无限的权力，这是传统社会统治者心知肚明的道理。对于国家来说，也有一个成本的考虑，售出的东西是很难危及自身安全，或者说立马威胁自身统治的。换句话说，在权力的商品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卖方市场，出售的大多是权力的衍生品。从收益方面来看，捐纳确实是一条来钱最快的路径。在特定的情势下，国家可以通过特殊手段，合法快速筹集到大量资金，从而解决自然灾害、财政危机或者国家统治危机。

不过，放到整个国家主导下的治理体系中来看，权力的商品化显然会伤害权力的运作，但是这种损害又在国家可控范围之内，以权力商品获取短时利益，换取统治的基本生存，这种牺牲还是可以承受的。打个简单的比方，壁虎遇到危急时刻，也会断尾求生。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牺牲部分官职，换取救命资金，这样的行为也有着一定的统治理性，并非完全不可理解。

（三）清代捐纳的治理角色

清代捐纳究竟有什么特殊作用，让朝廷非得坚持呢？简单来说，捐纳扮演了国家治理中救急箱的角色。

从资金的筹措来看，捐纳这种交易在整个治理体系中，相比其他“融资”手段，显得更加安全。相比征税来说，捐纳对民众有着更大的吸引力，毕竟这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平等交易，是有保障、有回报的交易。无论是对个体的民众还是整体的国家而言，捐纳似乎都有益无害，更多受损的是社会的底层群众或普通的读书人。很多士人，他们读书中举前往往抨击捐纳，但是到了自己身居高位的时候却偷偷给子孙捐纳，翁同龢就是典型。[56]捐纳与科举一样，是传统社会中一种智力与金钱的竞争游戏，其与民众生活的密切程度，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似乎值得学人予以更多的关注。

政治上有损官僚队伍素质，经济上有益于国家财政，这是以往学者对捐纳的定性。从研究成果来看，捐纳有益于国家财政的结论，似乎更加明确。汤象龙的统计就是经典的例子。[57]捐纳的规模，也在张仲礼的统计之中。[58]捐纳对于官僚队伍素质的降低影响有多大，缺少更多的实证研究。清朝政府为什么总是使用捐纳这种方式解决财政危机呢？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捐纳对于清代官僚机器的腐蚀又有多深程度呢？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清代捐纳异于前朝，最凸显之处在于其与政治权力结构紧密相关，是满汉政治势力对抗的重要隐性场域。清朝实施崇满法明、满汉共治的统治政策，一面维护八旗、弘扬满洲特色，另一面又积极开科举士、借鉴传统社会治理经验。倚满治汉，以武治文，无疑是清朝统治策略的根本特征。[59]特别是八旗驻防制度的设置、八旗科举制度的创设，都体现了这种统治策略的深入与贯彻。清初统治者励精图治，在政权建设、社会管理、权力建构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不过，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统治管理方面也留下了诸多隐患。

最为明显的是，清代统治者对于怎样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怎样培养自己的后备力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乾隆后期，八旗生计问题开始突出，此后一直未能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满族统治集团的危机，特别是生存危机。重要的是，满族统治集团的军事力量也日渐衰落，特别是八旗的战斗力，诚如孟森等指出，满族统治集团的竞争力开始日渐消退。[60]更为隐性的是，八旗科举的发展使得科举常规化，使之成为满人进入全国官僚集团的重要途径，但也使得旗人直接进入权力体系的渠道越来越少。科举制度及捐纳制度在消解满人竞争力、统治力方面的特定影响，正是本书力图突破之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它对清朝统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为了拯救自身，清朝政府对于捐纳制度的使用到了恶性透支的地步，大量的捐纳特别是地区性增广学额，使得科举制度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张仲礼统计了太平天国运动前后绅士的数量，几乎成倍地增加，而捐纳就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怎样看待这样的绅士群体扩张，怎样看待战争对国家治理造成的冲击？特别是同光年间清廷大量奖励个人绅士，他们或捐输赈务，或捐输洋务、海防，或捐输海运，等等。捐纳补偿成为清朝政府动员地方力量、汲取地方资源极为重要的路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捐纳中，汉族人士的捐纳数量与满蒙的数量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参与政治决策的满汉势力再次发生倾斜。

清朝统治者虽知捐纳制度对其政权合法性、官吏管理的损害，却迫于生存与生计考虑，不得不持续推行，以此弥补财政之急需，解决统治危机。捐纳制度成为清朝维系统治的重要造血工具，是其应对社会危机和自然危机的重要法宝之一，它的更替变迁轨迹独特地反映了有清一代国运的兴衰。简单地说，一次或两次的捐纳肯定难以损害清朝政府的肌体，但是持续的多次损害，乃至无底线透支，最终不仅使得这种制度本身失去效力，更重要的是，国家的信任体系遭受到巨大的冲击。满汉两大群体在特定的捐纳场中隐性对抗了200多年，最终的结果是汉族士人进入仕途的体量和群体力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长期的隐性对抗最终改变了不同阶级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影响了满汉对抗的根本趋势。

概而言之，捐纳的核心内涵是清代社会各种资源的置换平台，包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乃至社会资本。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捐纳在清代社会中得以公开有序进行，扮演了国家治理中救急箱的重要角色，这是以往王朝中很难出现的现象，需要理性地看待，而不是一味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