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前贤成果及拓展空间

捐纳关乎金钱权力，既是普通士人、家族的重要投资和升迁渠道，又是朝廷筹措资金、救急济困的重要法宝，社会影响广泛而深远。相比清代其他政治诸事，捐纳并不属于某个特定领域，而是遍布整个政治场域之中。王锺翰在1940年的演讲中指出，清代政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礼、乐、兵、刑；狭义则是指用人、理财和行政。捐纳则是用人之中的关键枢纽。实际上，拓展王氏思考，清代政治按照领域可以分为礼仪、军事、文化、法律等方面；同时从运作本身来看，可以分为人才、治理与财经等具体环节。[61]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清代捐纳制度不仅是研究清代政治权力运作的重要平台，更是了解清代政治文化的绝佳窗口，理应受到学界重视。

令人遗憾的是，清代捐纳研究在学界发展却极为缓慢，原因无外乎有二：一是人们对捐纳持有很强的刻板印象，大都认为捐纳为一代弊政，没有太大的研究价值；[62]二是人们对捐纳持有谨慎的态度。与一般的制度研究不同，捐纳制度不仅关联面广，更多的是涉及私下交易和人情往来，很多关键史料难以找寻。当年许大龄、王锺翰等重视收集中央各部捐纳则例，与此有很大关系。[63]捐纳研究由于人们的陈旧观念和史料限制，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不过，自清末民国以来，历经诸多有识之士的辛勤耕耘，捐纳研究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就捐纳的综述整理看，韩祥《近百年来清代捐纳史研究述评》用力甚深，值得重视。该文收集国内外民国以来的捐纳相关研究，对捐纳的研究概况、概念辨析、运行机制和社会影响做了极为详尽的梳理，梳理研究对象的积累程度与研究共识，强调未来捐纳研究需要加强统计量化，改变专题研究过少的不平衡格局，提高理论水平。[64]不过，该文将捐纳研究从属于清代财政研究，似乎又有矮化捐纳对象、遮蔽捐纳作用的局限，同时对捐纳的特殊治理角色和史料积累仍未能照顾。另外，伍跃谈及对于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一书的学习体会时，特别补充了1980年以前有关清代捐纳的相关研究，特别是日本学界的研究。同时，伍氏也强调国内系统研究捐纳制度的成果，较早应为王锺翰的硕士学位论文。[65]针对某一类型捐纳，如清代赈捐也开始得到较为系统的梳理。[66]

整体来说，站在资源置换平台的视角，重新理解捐纳在国家治理中的关键角色，对捐纳已有研究进行梳理仍是一项重要的学术任务。下面就此做一简要整理。

（一）清末民国时期的研究成果

捐纳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广为世人关注。清末以降，伴随新式媒体的出现，诸多捐纳资料得以保留，大量上谕、奏章在《万国公报》《知新报》等报刊上刊登，这类资料大多为消息传播或事件描述。1901年，《北京新闻汇报》刊文《停捐纳非为清仕途说》，认为清理仕途的关键在于法制，而非捐纳。[67]1904年，《东方杂志》所登《论捐民不如捐官》指出，民众捐纳不如官员捐纳对于国家有利。[68]1906年，《劝输海军捐启》号召人们为兴建海军捐纳，展示了人们对于捐纳筹措资金能力的信心。[69]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政局动荡频繁，捐税、抗捐等事仍然不断。捐纳正式进入研究，代表作为1931年汤象龙在《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的《道光朝捐监之统计》一文。[70]尽管汤文仅统计道光一朝的数据，但它开辟了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使用军机处、户部等档案详细论证清代经济现象的学术路径。该文详细统计道光朝历年的捐监人数与银数，细致比较各省数据差异，提出捐纳数量与各省富裕程度呈现明显的对应关系，指出捐纳在清代财政中的应有地位。汤氏利用清代一手档案，以统计量化手段研究捐纳制度的影响与规模，这一研究路径至今仍有典范作用。

从政治制度运作来研究捐纳的前贤著述中，学人应该重视邓之诚1934年出版的《中华二千年史》。邓氏自1927年开始在大学讲授“中国通史”，后讲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论述康乾时期的内政时，他指陈“清代弊政，捐纳为最，然一代不改，《会典》中一字不提，盖讳言之”。邓氏特别设置“兴捐纳”一节，阐述康雍乾三朝捐纳的基本情况，阐述余国柱、陆陇其和于成龙等有关捐纳的争执，整理《康熙捐叙事例简表》《雍乾以后实官捐纳事例简表》，对捐纳制度的脉络进行梳理。[71]

作为邓氏学生，1940年，王锺翰利用捐纳则例对捐纳制度进行初步研究，完成硕士学位论文《清代则例及其与政法关系之研究》，其中第八章专门讨论则例与捐纳关系，借此探讨捐纳与清代政治的复杂关系。[72]该文重点搜罗清代中央各署机关颁布的各种则例，分析清代政治机关的运行情况，充分肯定则例在法律上的特殊地位，同时讨论则例对于研究报效、捐纳和藩属等问题的重要性。关于捐纳的演变流程，特别是清代捐纳演变的重要节点、捐纳的主要内容以及捐纳实施的诸多史料，王文均有涉及，为后来捐纳研究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王文罗列了当时多达五六百部的则例，对于后来学者了解捐纳的具体操作很有益处。王氏当时还在学校发表演讲《清代特殊政治之捐纳》，阐述捐纳与清代政治关系之密切，强调“清季州县官，以官数论，正途出身者，实不及捐纳十分之一”。[73]

整体来看，清末民国时期的捐纳研究数量不多，但精品不少。这一时期最系统的捐纳研究，应数1947年许大龄的《清代捐纳制度之研究》一文，后公开出版题为《清代捐纳制度》。[74]该文首次从国家制度层面系统研究清代捐纳制度，纵横观察。一是论述清代捐纳制度之沿革，确定制度演变分期，详细论述各朝捐纳制度发展之轨迹与特征。二是研究捐纳制度之内在组织结构，将其分为暂行事例和现行常例两大部分进行剖析，分析捐纳的诸多形式。特别是对于捐纳银数在不同则例中的变化，不仅详细论述，还列表分类统计；对于官员捐官的铨选，也进行精细描述和仔细统计，分析不同则例中捐班的构成与程序。三是分析捐纳制度的影响。尽管康熙朝围绕捐纳停废展开讨论，清朝政府也深知其弊，但始终无法废止；由于捐纳施行不力，官吏朋比为奸，停捐声音不断。该文同时指出，清朝政府不能停捐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满足军需财政需要；二是平衡科举选才、照顾满人等。在清代政治的研究中，许大龄有关捐纳的研究占有一席之地。[75]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捐纳的研究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捐纳制度研究未能深入发展。1984年，刘次涵、张学明等梳理晚清捐输的沿革、种类与实施，认为其实质与捐纳无异。[76]1985年，姜守鹏开始利用清代档案重新讨论清代前期捐纳制度的社会影响，认为捐纳强化了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与封建政权的关系，深化了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如地主与农民、地主与国家、候选官吏与科途官吏等的矛盾，毒化了社会风气。[77]1990年，王胜国质疑姜守鹏的论点，肯定清代捐纳制度的三大积极影响：一是缓解财政危机，稳定统治秩序；二是让商人参与政治；三是开拓人才选拔渠道。王文还强调清代捐纳与社会风气并无必然联系，捐纳官在清代多受限制，同光年间才形成弊政。该文虽然论证不甚详细，但观点确有新意。[78]1994年，吕小鲜利用清代档案具体分析嘉庆朝江西万载县的学额纠纷问题。[79]1996年，梁严冰等将清代捐纳制度的积极作用具体化：一是适应了清代文化人才剧增的趋势；二是解决了财政问题；三是支援了洋务运动。[80]相比汤象龙、许大龄的研究，上述研究更多体现出一种宏观性的整体分析与讨论。1996年，郭润涛对幕友的脩金开支与捐纳关系进行详细讨论，指出捐纳费用是幕友脩金的重要开支。[81]1996年，薛瑞录、郝艳红利用清代档案具体讨论太平天国时期中央官员的捐输活动，并对捐输的规模及社会效果进行论述。[82]

21世纪以来，捐纳研究呈现出两种不同态势。一方面是继续从宏观角度反思捐纳制度的社会角色及其影响。如谢俊美梳理晚清捐纳制度认为其是晚清政权灭亡的重要原因。[83]李银涛、柳岳武认为晚清捐纳的泛滥破坏了传统的官民关系，使官民互相承认的结构发展为统治阶级单方面的行为表达，官民之间的关系发生背离。[84]陈开江认为晚清捐纳反映出近代社会转型中的诸多问题，如政治权威的流失、功利政治的自生、传统统治集团的调适功能失灵、财政制度的瓦解、官商关系的市场化、工商阶层参政的畸形化等。而清朝政府采取捐纳制度以筹集资金、招揽人才，成为清朝政府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原因。[85]欧阳跃峰等认为晚清捐纳对近代社会转型起了客观作用，包括提供资金、人才和适应社会转型等。[86]应该承认，此类研究虽然在思考捐纳的整体作用方面有所探索，但是缺乏扎实的数据论证和细节分析，显得过于笼统。

另一方面，学界开始从微观角度细化捐纳内部分类研究，深入讨论清代捐纳制度的运作机制与社会影响，显示了捐纳研究的新态势。

第一，尝试从灾荒史角度观察捐纳制度的运作。如牛敬忠探讨了同光年间赈灾捐纳所起的关键作用，提出捐纳是晚清政府腐败的重要原因，重点探讨了丁戊奇荒中捐纳对于财政的贡献。[87]赵晓华首次将赈捐作为单独个体进行检讨，梳理晚清赈捐的演变特征，展示晚清赈捐的运作实态，分析晚清赈捐的社会影响，在捐纳的深化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88]针对某次赈捐的研究也得到某些学者的关注，如张小坡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赈捐为例，分析徽商对于家乡救灾的支持作用。[89]对于赈捐与晚清社会活动，特别是精英人物盛宣怀的赈捐活动，朱浒进行了比较独特的新视角研究。[90]

第二，尝试从政治史视角观察捐纳制度的演变与实施。刘凤云利用清代档案对康熙朝捐纳的诸种弊端进行详细论证，尤其详于搜罗康熙朝有关捐纳的各种案例，且考证康熙年间捐纳的开始时间。同时从康熙平定三藩出发，具体讨论康熙朝捐船、捐马等形式，认为康熙朝捐纳开始突破原来只捐虚职的界限，给后来的吏治衰败留下了巨大隐患。[91]在刘氏看来，以捐纳弥补地方亏空，固然有利于财政一时补充，但是长远来看，是不值得推荐的政府管理举措。[92]

钞晓鸿广泛征用清末档案、报纸，具体论证光绪二十七年“永远停止”捐纳实官的实施情况，认为除了部分实官捐纳停止外，其他均照常执行，且巨款奏奖实官开始制度化，中央和各省的捐纳实官仍在继续。[93]杨国强重在梳理晚清的捐纳和保举，认为其使得晚清官场出现庞大的冗官群，官场日益失范与无序。[94]清代捐纳中某些重大贪污案件，也受到学人关注，如卢经对乾隆朝甘肃捐监冒赈案进行阐述；[95]晏爱红对乾隆九年的福建捐监案进行专门的研究，对捐纳中官吏的贪污实态和背后原因进行分析，为清代捐纳中贪污的量化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例。[96]清代捐纳实际运作的诸多细节也得到了论证，如和卫国专门讨论乾隆前期放弃本色捐监的原因。[97]

第三，尝试从科举史与社会史角度研究捐纳。学额问题本质上涉及清代科举资源分配问题，但是特定的捐纳制度与捐纳行为的出现，使得科举制度也发生了某些深刻改变，如太平天国前后的学额变化，受各地捐纳影响很大。李世愉在张仲礼关注咸同时期学额增广的基础上，继续讨论清代学额的两次大规模增广活动。[98]梁志平则通过对江南地区学额增广的研究，证明江南地方士绅在增加学额上的主动性和客观效果。梁志平、张伟然还对长江三角洲府州县学额的运作与地区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99]探索具体区域中学额增广与社会行为的互动，成为当下学额问题研究的新动向。捐纳也影响清代教育自身的发展，如张学强具体讨论了清代官学教师发展与捐纳制度的关系，认为清代捐纳对于官学教师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是清代官学教师成长的重要渠道。[100]讨论商人与捐纳的关系，也是分析捐纳对社会的重要影响所在。如梁仁志对明清徽商的捐纳原因进行讨论，认为其热衷捐纳源于保护原有财产、免除赋役、光宗耀祖等的考虑，捐纳也使得徽商从商转为绅，失去了向资本家过渡的可能，成为近代化的牺牲品。[101]又如常建华通过对山西洪洞苏堡刘氏的个案考察，论证捐纳在清代家族兴起中的特定作用。[102]

第四，有关少数民族的捐纳行为也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宝音朝克图首次论述蒙古地区的捐纳问题，认为蒙古地区的捐纳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咸丰六年的捐例显示出蒙古地区捐纳的成熟。[103]清朝在蒙古地区能够实施捐纳，固然有政府的强制因素，但是蒙古自身的捐输热情、捐纳行为也是重要因素。捐纳在为清朝稳定提供有利因素的同时，也加速了蒙古地区的吏治腐败。谢海涛、徐建国对于清代八旗科举考试名额的考证，也为人们继续推进八旗科举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104]关于捐纳制度在边疆地区的具体实践，有学人以循化厅为例进行个案研究，展示捐纳的推广过程。[105]

第五，捐输与捐纳的关系。据许大龄解释，“捐输是奖励，捐纳是卖官”，捐输强调清朝政府为了某次具体的财政需要，号召个人捐款、捐物，事后给予一定奖励，而捐纳则是个人与政府之间明码标价的交易，捐钱以卖官鬻爵。王春林则具体分析了辛亥革命时期满族亲贵的捐输数目和社会效果。[106]滕德永选择咸丰年间的内务府捐输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捐输的产生原因、实施动态和社会效果。[107]毛晓阳则具体研究了太平天国时期江西省的捐输与学额增加问题。[108]熊英则对太平天国时期湖南省的各地捐输进行了整理。[109]清代盐商的捐输活动，近年来得到学者的较多关注。周琍分析了清代广东盐商的捐输数额及其流向问题；[110]王宏斌则分析了有清一代芦商的捐输事例、捐款数目以及清朝政府给予的奖励等。[111]马丽对明清扬州徽商捐输活动的考察，重在揭示扬州徽商的捐输动机，试图探索徽商的超越精神。[112]

值得关注的是，明代捐纳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许大龄的大作对于明代捐纳有着诸多考证，特别是明代捐纳的开始时间等。伍跃对明代捐纳的细节进行进一步考证，丰富了人们对于明代捐纳实施程序的认识。近年来，王海妍就明代的捐监、捐纳与吏治、捐纳与社会风气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113]方志远从国家动员的视角出发，认为明代长期实施赈灾动员的政策，通过对社会资本的出售获得资金已成为一种管理手段。对于国家财富与社会财富，民众对“冠带荣身”的追求，以及官本位的社会价值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114]

近些年来，国内捐纳研究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开始关注清代某一朝的捐纳制度实践。如王志明对康熙朝与雍正朝的捐纳制度进行考析，重点使用《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对两朝的捐纳行为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证。[115]黄妍同样是利用《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研究官员履历及其升迁情况，对光绪朝捐纳制度进行了微观的比较统计，对于人们了解光绪朝官员升迁路径和捐纳内容有所帮助。[116]清季科举停止前后，捐纳与保举的消长关系及其对晚清铨选制度的影响，学人对此也有论述。[117]关于咸同时期的捐输与厘金关系，许存健利用《叶名琛档案》等资料，证明广东一地存在从捐输为主到厘金为主的变化过程，捐输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独有的筹款方式。[118]潘威、李瑞琦认为清代嘉道时期的河工捐纳成为河工财务的最主要来源，且呈现常态化趋势，这与河工官员素质的下降成为鲜明对照。[119]关于晚清捐纳在海外的具体推广，也开始有学人关注。[120]显然，有关学额问题、赈捐的研究，学者都在不断深化和丰富伍跃等人所未能涉及的领域，特别是他们跳脱单纯的制度史视野，关注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如捐纳与救荒、捐纳与财政、捐纳与科举等，使得捐纳研究呈现前所未有的气象。

（三）大陆以外捐纳的研究成果

1953年，张仲礼在美国完成其专著《中国绅士》。该书对于清代捐纳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贡献是对太平天国运动前后的绅士变化做了精细的统计，论证晚清捐纳在绅士群体的扩大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张氏首次使用《缙绅录》等资料，对于晚清捐纳的规模与作用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121]1962年，何炳棣在《明清社会史论》（原书名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一书中实证研究了科举制度对于明清500余年社会流动的关键作用，直到咸丰元年（1851）清代社会流动才为金钱所主导。[122]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捐纳的生员超过科举考试正途的生员。该书讨论了捐纳对清代社会流动的巨大作用，认为其是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明清捐纳制度尽管有些不同，但是在宗室科举、荫叙制度等方面无疑有着很大的共通性。同年，瞿同祖在美国完成《清代地方政府》一书，该书重点引用《缙绅全书》等资料，对清代捐纳人员的就任知县概率进行统计，特别是比较满汉官员的人数，对于捐纳制度与铨选制度的关系有较多的涉及。[123]1963年，日本学者近藤秀树发表《清代捐纳与官僚社会始末》一文，对清代捐纳出身的官僚与科举出身的官僚的人数与势力消长进行了详细分析，特别是利用《爵秩全函》和《缙绅录》等资料进行统计，为了解清代社会官僚体制的崩溃提供了重要的佐证。[124]台湾学者杨启樵所撰《康熙末年广西捐纳案》指出，许大龄文章有借鉴日本《清国行政法》之处，缺乏案例研究。该文重点研究康熙末年捐纳与地方财政的复杂关系，指出清代捐纳初期可能于地方财政无补，反有伤害，主要是捐纳官员利用捐银与捐谷之差价，借机损公肥私，导致捐纳制度尽失本意。[125]

21世纪以来，捐纳研究呈现出细化与深化的强劲势头，特别是在学额问题、赈捐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最为集中代表这一时代捐纳研究水平的重要著作，当数伍跃《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一书。该书对于当下的明清捐纳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示范作用，其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海内外有关明清捐纳的前人研究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整理，特别是将2009年以前的国内成果搜罗殆尽。伍氏还广泛借鉴了日本学界有关清代捐纳的研究成果。其次是在许大龄研究的基础上，推进清代官僚制度的细化研究，在清代捐纳报捐手续、印结费用和捐复程序上，都极大地推动和丰富了清代捐纳研究，为了解捐纳与官僚制度的复杂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最后是注意到赈捐的复杂性，研究了光绪十五年江南赈捐的案例。此外，从山西商人的研究角度出发，分析清代捐纳与商人的复杂关系，揭示山西商人在清代捐纳中的独特作用，展示国家、中间人与捐纳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后人分析社会阶层流动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另外，伍氏多年来辛勤收集史料，对各种捐纳史料，如光绪十五年江浙赈捐中清册的分析，显示出作者对于捐纳制度研究的杰出贡献。[126]近年来，伍氏又详细考证康熙年间的捐纳事例史实，同时从捐纳视角检讨康熙晚年吏治与财政的复杂关系。[127]

2014年，台湾学者陈宽强也将其博士学位论文《清代捐纳制度研究》（写于1968年）出版。该书注重从政治史视角重新梳理清代捐纳的沿革与制度演变，重在关注清代捐纳制度的实际运行，特别是对捐生的资格，捐纳的程序如印结、执照以及捐纳的执行机构如户部捐纳房，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对于清代捐纳的积极与消极作用进行了综合的评价，指出人民也利用捐纳进行自身的社会流动。[128]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有关捐纳研究也有所突破。白莎（Elisabeth Kaske）教授对于晚清财政中的捐纳行为，特别是武职的捐输有深入研究。[129]而张乐翔博士则更多从家庭策略等视角出发，分析清代官职的售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