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
在家天下的政治格局下，君主的家事和国事是一体的，君主的家事也就是国事，而国事也不过是君主的家务事而已。司法当然也概莫能外，它也只是君主家务事的一部分，只是君主经营自身产业的一道常规作业而已，故司法首先需要满足的是君主的利益，而不是回应当事人的诉求。司法只是君主们下的一盘治理天下的棋局中的一个棋子，故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通盘定义和考虑司法就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司法被赋予了许多解决纠纷以外的功能。
首先，司法是镇压和清洗政治异己力量的工具。邱濬曾评论说：“人君不仁之政，固非一事，然皆假刑以行之”（《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一），刑罚是从肉体上消灭政治异己力量的途径。在中国古代，君主有权亲自随意处罚任何人，但是君主本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许多时候不得不将镇压和打击政治异己势力的任务交给法司。而为了消除司法官僚的职业理性对君主本人意志的障碍，皇帝们不惜起用酷吏和任用太监成立特殊的侦查和审判组织，前者如武则天，《旧唐书·酷吏（上）》载：“则天以女主临朝，大臣未附，委政狱吏，剪除宗枝。于是来俊臣、索元礼、万国俊、周兴、丘神勣、侯思止、郭霸、王弘义之属，纷纷而出。然后起告密之刑，制罗织之狱，生人屏息，莫能自固。至于怀忠蹈义，连颈就戮者，不可胜言。”武则天为了清洗潜在的异己势力，广泛任用酷吏制造冤假错案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司法成为其名正言顺地展开大屠杀的“遮羞布”。后者如明朝的厂卫，其受皇帝指派在暗中侦察各级官员的言行举止，收集情报，在特许下可以不经由正式司法机构的审理而判决并处罚犯罪人，成为事实上的司法机构，以致史家评论说“自锦衣镇、抚之官专理诏狱，而法司几成虚设”（《明通鉴》卷五十）。
其次，让司法协助解决军事问题。只要需要和可能，在中国古代司法是完全可以用来为军事目的服务的。据文献记载，具体做法包括如下这些情形：一是令诉讼当事人交纳武器装备作为诉讼费。《周礼·秋官·大司寇》云：“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当事人要先交一百支箭，官员才会受理其案件。《周礼》只是时人的制度理想蓝图，并非完全真实的历史记录，但当时有这种思想是无疑的。二是让犯罪人交纳武器装备赎罪。《管子》载，在卒伍已定、事功已成的情况下，齐桓公问管仲是否可以开始干预诸侯的事务了，管仲说还不行，因为齐国还缺少盔甲兵器。为了解决此问题，管仲建议：“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胁二戟，轻罪入兰盾鞈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钧，分宥薄罪入以半钧，无坐抑而讼狱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则入一束矢以罚之。”（《小匡》）[21]三是驱使诉讼当事人习武。《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载，李悝担任魏文侯的上党郡守，希望人们善于射箭，于是下令说：“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规定对于是非不明的案件，就让当事人比赛射箭，谁射中了箭靶谁就胜诉，反之，则败诉。命令下达后，人们都日夜不停地练习射箭，结果与秦国开战时因为人人都善于射箭而大败秦国。四是让犯罪人充边，加强边境军事防御。例如，据《汉书·晁错传》载，汉初北部边境经常受到匈奴的侵扰，对此晁错就建议汉景帝在北部边境筑城，“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汉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北魏和平末年，冀州刺史源贺上书说：“自非大逆手杀人者，请原其命，谪守边戍。”（《魏书·刑罚志》）文成帝同意了他的建议。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下诏“流罪无远近皆徙边要州”，两年后“又徙死罪以实西州，流者戍之，以罪轻重为更限”（《新唐书·刑法志》）。五是招募犯罪人当兵。例如，《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二年（前109年）朝鲜王攻杀辽东都尉，汉王朝即招募天下死罪击朝鲜。此外，招募犯罪人修筑军事防御设施也是较常见的做法，相关记录常见于史册。
再次，用罚金和赎罪制度来解决财政经费问题。《尚书·吕刑》就有关于罚金制度的记载，其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要求法官判案时用五刑惩治得不到核实，便根据五等罚金来处理。而赎罪制度在中国古代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尚书·舜典》就有“金作赎刑”的记载，帝舜允许人们用铜赎罪。西周以来中国历朝基本上都有罚金和赎罪制度，特别是在朱明王朝，赎罪制度的运用特别广泛，成了国家财政经费的重要来源。对此，《明史·刑法志》云：“明律颇严，凡朝廷有所矜恤、限于律而不得伸者，一寓之于赎例，所以济法之太重也。又国家得时藉其入，以佐缓急。而实边、足储、振荒、宫府颁给诸大费，往往取给于赃赎二者。故赎法比历代特详。”
最后，司法要为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发展）服务，不得有碍农时。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生产对于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法家提供的政治蓝图中，治国要务莫过于耕战。从战国末期起重农抑商就成为一些诸侯国的国策，而不耽误农时，确保农民能及时播种和收割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孔子就曾明确指出治理国家要“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孟子也十分强调治国应“不违农时”“勿夺其时”（《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则明确主张“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春秋繁露·王道》），而诉讼常常费时费力，影响相关当事人从事农业生产，对此韩非子曾说：“狱讼繁，则田荒。”（《韩非子·解老》）为了解决进行司法活动与保障农时的冲突，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一方面努力息讼，另一方面主张即使诉讼也最好安排在农闲时，于是创设了务限制度。据学者考证，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的《杂令》大致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农忙止讼”规定的最早法律文献，[22]后世历朝基本都沿袭了“农忙止讼”的思想和做法，甚至像金朝这样由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王朝也深受此思想的影响，例如天会二年（1124年），金太宗在诏书中就说：“新降之民，诉讼者众，今方农时，或失田业，可俟农隙听决。”（《金史·太宗完颜晟本纪》）直到清代也有“农忙止讼”制度，乾隆五年（1740年）修订的《清律例》第334条“告状不受理”所附“条例”一即规定：“每年自四月初一日至七月三十日，时正农忙，一切民词，除谋反、叛逆、盗贼、人命及贪赃坏法等重情，并奸牙、铺户骗劫客货，查有确据者，俱照常受理外，其一应户婚、田土等细事，一概不准受理。自八月初一日以后，方许听断。若农忙期内受理细事者，该督抚指名题参。”
在中国古代，法律只是君主治国的工具。《管子·侈靡》云：“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韩非则直接称法律为“帝王之具”（《韩非子·定法》）。《淮南子·泰族训》亦云：“故法者，治之具也。”法律只是个工具，而且最可悲的是，法律还并非唯一的治国工具，如果需要，君主完全可以弃法不顾，实行没有法律的治理。法律的权威来自于皇帝的武力，法律本身谈不上崇高，甚至还极为阴损。例如，《商君书·定分》就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在法家眼中，法律是君主制定来防备民众的。法律只是工具，贯彻落实法律的司法就是工具的工具，法律不被人奉为神明，司法当然也就难言神圣，谈不上具有什么独立价值。司法首先要做的就是满足君主家天下的利益和偏好，其次才是帮助臣民解决他们的现实问题，不符合君主利益的司法绝不是好司法，故司法本身是无独立和自治可言的，必须放在君主治国理政的全局中来通盘考虑，是达成其他政治目的的工具，这是我们在了解中国古代司法的诸多具体面向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部分。引自：《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部分。引自：《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1] 当然，对于家天下历史上也有人批判，最有名者当属黄宗羲，他在《原君》篇中批判君主以天下为私产的思想和现实，说：“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2] 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就对侍臣说：“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贞观政要·政体》）
[3] 在古汉语文献中，有时人们甚至将狱讼和赏罚并举，例如《旧五代史·梁书·太祖本纪四》载，朱温与裴迪一见如故，三十年间将四镇的“租赋、兵籍、帑廪、官吏、狱讼、赏罚、经费、运漕”皆委托裴迪管理，此处就将狱讼和赏罚并举，司法并非赏罚的唯一方式。
[4] 梁启超曾说：“儒家恒以教育与政治并为一谈，盖以为非教育则政治无从建立，既教育则政治自行所无事也。”参见《梁启超论先秦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19页。
[5] 《尚书·大禹谟》载，帝舜曾对皋陶讲：“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后人将其简化为“明刑弼教”，但《大禹谟》系战国到秦汉间的伪作，是儒法合流后的产物。
[6] 汉文帝就曾说：“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汉书·刑法志》）西魏时的名臣苏绰草拟奏行的六条诏书，其第二条就是“敦教化”，要求“凡诸牧守令长，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北史·苏绰传》）。
[7] 后世也有皇帝对天称臣，例如刘宋的开国君主刘裕登基时发布的祭天策书开篇就称：“皇帝臣裕，敢用玄牡，昭告皇天后帝。”（《宋书·武帝（下）》）刘裕对天称臣。
[8] 鲍宣曾在上书汉哀帝的奏书中说：“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太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汉书·鲍宣传》）随着儒学成为经学，皇帝乃天的儿子的说法成为不刊之论。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122页。
[10] 沈括的《梦溪笔谈·续笔谈》记载：“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赵普道理最大的观点获得了宋太祖赵匡胤的认同。
[11] 金朝进士出身的李冶曾对还是藩王的元世祖讲：“且为治之道，不过立法度、正纪纲而已。”（《元史·李冶传》）
[12]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
[13] 刘泽华：《王权思想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14] 中国古代君权的取得和保持依赖的是武力，遵循的是“枪杆子出政权”这一规律，例如五代时的安重荣即常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旧五代史·安重荣传》）人们之所以敬畏君主，是因为其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力，而不是其拥有至高无上的精神力量。
[15] 对于从公天下向私天下的政治变局，据传孔子是持批判态度的，其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礼记·礼运》），认为家天下是失道的结果，其向往的是公天下的大同社会。后世面对家天下的政治现实，中国历代士人中总有人念念不忘公天下这个理想，申言“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例如谷永就对汉成帝讲：“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汉书·谷永传》）高堂隆也曾对魏明帝讲：“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咏德政，则延期过历，下有怨叹，掇录授能。由此观之，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此后，虽然专制主义日渐强化，但诸如“夫天下者，盖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晋书·段灼传》）、“‘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辞而已者乎”（《晋书·潘尼传》）、“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所得私也”（《明史·霍韬传》）之类的言论仍时常出现在士人的嘴边，见诸典籍。在中国古代与“家天下”的政治现实并行的还有一个“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
[16] 孟子就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说法。
[17] 语出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18] 儒家开辟的谏诤思想传统使“从谏如流，人君之令范；极言无隐，臣子之常规”（《旧五代史·刑法志》）的观念深入人心，有作为的大臣们都想“正君”之过，实现孟子所说的“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的理想图景。
[19] 为了说明官僚制度的这种自主性，余英时曾引征过艾森斯达的研究（参见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113页），最后得出结论说：“官僚制度最初虽然也是在君主授权之下建立起来的，但它既产生之后，本身即成一客观的存在，有它自己的发展和运行的轨道，不再完全随君主的主观愿望而转移了。”（《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第105页）
[20] 监察御史马怀素曾对武则天说：“且陛下操生杀柄，欲加之罪，自当处决圣心。既付臣按状，惟知守陛下法尔。”拿皇帝的法律来劝诫和抵制皇帝的恣意妄为是较为有效的方法。
[21] 《管子·中匡》上还有个类似的记载：“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办军事矣，则可乎？’对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请薄刑罚以厚甲兵。’于是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以甲兵赎。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罚以胁盾一戟，过罚以金，军无所计而讼者，成以束矢。”
[22] 参见郑显文：《中国古代“农忙止讼”制度形成时间考述》，《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但岳纯之认为不能因此就误认为“农忙止讼”制度首创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令，参见氏著《中国古代农忙止讼制度的形成时间试探》，《南开学报》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