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争

《慎子·逸文》云：“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君主的作用没有比能禁止人们彼此争夺更大的了。“止争”一语始见于《管子·七臣七主》，其云：“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意思是说律是用来明定本分制止争端的。两造发生争执，一方将争执提交官府请求为其主持公道，官方受理并着手解决，目的十分明显就是希望解决纠纷，制止和消除争执，使社会关系恢复和谐，故止争是官方司法的最直接目的。对此，管仲甚至将“不弥人争，唯趣人诏”（《管子·四称》）看作无道之臣的表现之一，认为有道之臣理当排解人们的纠纷，制止人们的争诉，相反者，即无道之臣。

关于止争的具体方略，中国古代的先贤有两种主张：一是主张不立法，使民不知法，其基本假设就是民不知法便不生争心。春秋晚期晋国的叔向是持这种观点的重要代表性人物。公元前536年子产在郑铸刑书，叔向给子产去信加以谴责说：“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左传·昭公六年》）叔向的看法得到了当时大多数儒生[2]的同情和声援，影响深远。2300多年后清人焦循在其《使无讼解》中还写道：“听讼者以法，法愈密而争愈起，理愈明而讼愈烦。”说什么消除纷争不应依法，而应用情。

另一种主张是完善法制并加以公布，使民众人人知法守法，从而消除争端。子产是这种主张的先驱，而法家代表人物基本也都持这种论调。为此，法家提出了定分的学说，认为要止争必先定分，即明晰产权和名分，对此《商君书·定分》云：

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今先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

在先秦法家著作中与上述论述相类似的文字还可见之于别处，谁是其最初的著作权人现已不可考。例如，《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篇》引《慎子》云：“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并由此得出“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分定而已矣”的结论。慎子讲的这个话与《商君书》中《定分》篇的论述如出一辙。在法家看来，“夫民无礼义，则上下乱而贵贱争”（《管子·版法解》），人民若无礼义，则上下混乱而贵贱争夺。“贵贱无分则争”（《管子·五辅》），完善法制，明定名分，做到有法可依，是治国的不二法门，也是化解纷争的基础和前提。《管子·禁藏》云：“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法制是天下的准则，是用来解决疑难明辨是非的，与百姓的命运相关。

对于上述两种主张，《新唐书·刑法志》曾总结说：“古之为国者，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知争端也。后世作为刑书，惟恐不备，俾民之知所避也。其为法虽殊，而用心则一，盖皆欲民之无犯也。”不过，后来的历史显示，法家的主张最后取得了胜利，中国历代专制王朝均重视法制建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