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祝允明的出现

直至二十一岁，唐伯虎才终于被一位奇特的贵人关注，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唐伯虎遇到的这位贵人，正是有明一代书法大家祝允明。

关于唐伯虎订交祝允明的时间，学术界有三种观点：一是在唐伯虎十四岁时[1]；二是在十五岁时[2]；三是宋志英辑《明代名人尺牍选萃》中祝允明《六如居士尺牍序》自述的二十三岁时。《六如居士尺牍序》是不是真迹，尚存争议，但从内容上看，应该是有依据的。从唐伯虎成长的轨迹来看，祝允明自述的二十三岁的说法更具可信度。

祝允明怎么会关注到这位年轻书生呢？原因在于福昌寺壁上唐伯虎的一首诗，拨动了他的心弦。祝允明在《六如居士尺牍序》里回忆道：“宏（弘）治三年，与徵明游福昌寺，见楼壁题四言诗，狂放可掬，更觉钦钦。余和之云：宅此心体，沈矣洞洞。爽气西纳，妙月东奉。时临长津，以鉴群动。徵明笑睨曰，‘汝倾心唐寅耶？渠好使酒，与张灵昵，余当与汝偕访之’。”[3]文徵明向祝允明介绍唐伯虎时，特意提到张灵，因为张灵在几年前就已经是祝允明的弟子了。其实，祝允明早就听说过唐伯虎这个人，所以他又说：“余向耳其名，闻声相思者数年。余亦傲，不愿交俗儒。”[4]只是因为祝允明也是个高傲的人，担心唐伯虎是个“俗儒”，所以没去见他。

祝允明又说：“后以循未果。壬子秋，方与子畏订交。”[5]壬子秋，是指弘治五年（1492年）的秋天，这一年，祝允明才正式与唐伯虎订交。

第一次见到唐伯虎，祝允明吃了一惊，说：“子畏天授奇颖，才锋无前，百俊千杰，式当其选，形拔而势孤，立峻则武狭。”[6]就是说，唐伯虎言辞机敏，话锋犀利，昂首挺胸，有一种威武不能屈的侠士风采。这是弘治三年的事。

从弘治三年到弘治五年秋天的两三年间，祝允明曾多次拜访唐伯虎。可能是为了观察，但最终目的一定是为了与他订交。可是唐伯虎并未答应，所以“循未果”。

祝允明当时已三十有余，颇负盛名，而且背景很硬，可这一回，他算是热脸贴上了一个年轻人的冷屁股。

为什么说祝允明是一位奇特之人？原因就在于他生有异相，右手比别人多出一个指头，共六根手指。众人皆称奇怪，他也洒脱，跟着别人一道起哄，因此自号“枝山”。

祝允明是个典型的高官子弟。他是苏州长洲人，于1460年出生在山西太原。其祖父祝颢时任山西布政司右参政，祝允明的父母作为随眷居于太原，于是他出生在太原。

祝允明的外公是曾任内阁首辅的徐有贞，名重一时。徐有贞是位心狠手辣的政客，在英宗复辟的“夺门之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初，他与家人告别时说：“事成社稷利，不成门族祸。归，人；不归，鬼矣。”政变成功，他大权在握，翻脸不认人，不仅把有恩于自己的大臣陈循逐出内阁，令其谪戍铁岭卫，更罗织罪名，将民族英雄于谦置于死地，一时“天下无不冤之”。[7]

成化十四年（1478年），十九岁的祝允明娶中书舍人李应祯之女为妻。第二年生子祝续。

年长唐伯虎十岁的祝允明，虽然已是名人，但名声不太好。史书上说他“为人好酒色六博，不修行检”[8]，整天去青楼喝花酒，酒气熏天还要再去赌博，欠人钱财却装作若无其事。人们对这位浪荡公子纷纷侧目。

不过，说祝允明是“浪荡公子”也不属实，其实他在苏州府已负盛名，并不是酒囊饭袋。史书上还说他“聪慧绝伦，博学，工属文，不为章句”[9]。这源于他祖父祝颢的精心栽培。天顺八年（1464年），祝颢致仕之后就全力培养孙子。祝颢强调因材施教，曾说“教人与治人不同，贵在随材成就……毋强以文辞”之语。小小祝“枝山”，五岁起就坐在祖父腿上开始临帖学习书法，不久便能写出雄健大字。

祝允明的外公徐有贞也是博学之士，熟知天文、地理、道释、方技，尤其擅长书法行草，深得怀素、米芾笔意，风格古雅雄健。后因官场失意，徐有贞卸任归田，放浪山水十余年。在此期间，徐有贞对外孙祝允明的书法多有教诲。徐有贞去世时，祝允明已经十三岁，跟随外公学习书法已有七八年之久。

祝允明成年后，又得到岳父李应祯的精心调教。李应祯擅长篆、隶，兼长行、楷、草书，尤其惯用三根手指的指尖搦笔，虚腕疾书，风格独绝，无人能比。他的入门弟子除了外孙祝允明，另一位出名者就是文徵明。

由此可见，祝允明书法之所以如此了得，皆源自家学。他的父亲祝瓛虽然不出名，但其祖父祝颢、外公徐有贞以及岳父李应祯，均是有明一代的书法名家。拥有这样优越的学习条件的人，不光在明朝绝无仅有，纵使放眼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也属罕见。当然，这绝不是祝允明成才的绝对条件，他的天分自是必不可少，但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以及长年累月的勤学苦练。

在吴中四才子中，祝允明年纪最大，出名最早。他不仅书法出色，还十分崇尚唐宋派文学，文章奇伟，曾经得到督学御史（即提学御使）司马垔的激赏，甚有时名。文徵明回忆说：“于时，公（祝允明）年甫二十有四。同时有都君玄敬者，与君并以古文名吴中。”[10]这位“都君玄敬者”，就是都穆。此君比唐伯虎年长十二岁，未来也将成为少年唐伯虎的挚友。

“好酒色”是否就是祝允明的人生缺陷？他所生活的明中期社会并不是这样认为的，否则泛滥于大江南北的青楼妓院，也就不会成为上至达官显贵，下至文人雅士，乃至商人们乐此不疲的去处。这是因为宋代以来，程朱理学死板僵化，害人不浅，到了明朝中期已经遭遇一些开明之士的不屑与唾弃，社会风气较明代早期已趋开放，所以像祝允明这样的才子，依旧很受欢迎。

在福昌寺看到唐伯虎的题壁诗之后，祝允明认定唐伯虎是个有为少年，再加上文徵明的撮合，他决定亲自登门拜访。

身为官宦公子的祝允明与微贱商人之子唐伯虎素昧平生，而且两人的社会地位悬殊，他为什么要主动亲近唐伯虎？

这是苏州地区特殊的文化环境决定的。苏州士人在一起，常见“折辈行与交”[11]，对于彼此的年龄、家庭背景并不太重视，而常常是“追逐其间，文酒倡酬，不间时日”[12]。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科举制度对社会各阶层所起到的调节和融汇的作用。读书可以改变穷苦人的命运，科举使得底层人民进入统治阶层成为可能。尤其是苏州府这个地方，具有浓郁的尊崇文化、尊贤下士的传统。而这种文化现象的背后，实则是重视人才的培养和爱护。以当时画坛盟主沈周为例，王鏊说他“尤喜奖掖后进，有当其意，必为延誉不已”[13]，而身为帝师的王鏊本人，也是如此，唐伯虎、文徵明均深受其益。当然，子弟不肯用功读书的高门大户，也可能会很快地衰败下去，成为破落户。岁月似水，按照不可预知的规律，不停地搅拌着泥土，重塑着每个读书人的命运。

弘治三年首次见面后，祝允明又专程跑去见唐伯虎，彼此加深了印象。祝允明说“唐君子畏……偏玩世不恭，有睥睨一切之意”[14]。他貌似一副无所谓的愤青模样，可听他谈吐，才思敏捷，胸怀抱负，见解超过了同龄读书人，确实才华横溢。祝允明感叹他“性极颖利，度越于士”[15]，果真是一位人才。

祝允明料定唐伯虎的前途不可限量，只是在心里暗暗感叹：虽说孤傲之人都瞧不起流俗之辈，可是他不过是个少年郎啊，不应该太过孤傲。祝允明不免为之惋惜。不过祝允明很大度，多次去见唐伯虎，向他伸出橄榄枝，表示自己愿意与他交往，可是这位小老弟却不领情，对伸来的橄榄枝不置可否。

唐伯虎当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子，情绪波动很大，也不太懂人情世故。祝允明解释说：“（唐寅）幼读书，不识门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气。不或友一人。余访之再，亦不答。”[16]

这时期，唐伯虎正在府学读书，而府学的管理非常严格。“游郡学时，学官以严厉束诸生。辨色而入，张灯乃散。”[17]学子们天不亮就要赶到学堂接受点名，到了天黑才可以放学。可能在客观上，他也挤不出多少时间与社会上的名士交游。

到了弘治五年秋天，祝允明考中举人。唐伯虎登门道喜，还给祝允明送来了两篇自己撰写的文章，述说了自己的情怀和理想。

祝允明回忆说：“一旦，（唐伯虎）以二章投余，乘时之志铮然。余亦报以诗，劝其少加宏舒。言万物，转高转细，未闻华峰可建都聚，惟天极峻且无外，故为万物宗。子畏始肯可，久乃大契。”[18]祝允明读了唐伯虎的文章，发现他写作时犯了幼稚病，即空话、大话过多，于是跟他促膝谈心道：写文章与做人是一个道理，要么你向更高处攀登，要么向细微处探究，这样你才可以在人世间图谋自己的发展方向，但从没有听说过把都市建立在巍峨的山峰之中。读书人应该拥有辽阔的胸怀，包容万物，不排斥新鲜事物，才能成就更大的事业。之后，祝允明还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并写诗作为回赠之礼。

唐伯虎听从了这番教诲，两人在弘治五年的秋天“乃大契”，正式订交。祝允明从此成为唐伯虎亦师亦友的挚友。

虽然唐伯虎此时写的文章属于雏鸟初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正如鲁迅表达过的，即便是天才，他的第一声啼哭也不是好诗，还需要给他一点成长的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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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杨继辉硕士论文《唐寅年谱新编》第18页。明宪宗成化十九年癸卯年（1483年）条：“先生（唐寅）与祝允明交约在是年。”

[2]吴诵芬等编：《明四大家特展——文徵明》，台北故宫博物院，2014年版。

[3]宋志英辑：《明代名人尺牍选萃》，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5—8页。

[4]同上。

[5]同上。

[6]《怀星堂集》卷二十七《梦墨亭记》。

[7]另见《明史》卷一百七十一。徐有贞，字元玉，又字元武，晚号天全翁，苏州吴县人，明朝中期大臣、内阁首辅。宣德八年进士，选庶吉士，历任编修、侍讲。景泰八年，徐有贞与石亨、曹吉祥等人密谋发动了“夺门之变”，拥戴明英宗复辟有功，拜华盖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封武功伯，因此世称“徐武功”。他谗杀于谦、王文，又与石亨、曹吉祥争权，结果被构陷罪名，贬为广东参政，后又流徙云南金齿卫。石亨败亡后，他被放归。成化八年郁郁而终，时年六十六岁。徐有贞善书法，长于行草，小行书尤为精妙，名重当时。其长女嫁给了祝瓛，生子即祝允明。

[8][明]阎秀卿：《吴郡二科志·祝允明》。

[9]《吴郡二科志·祝允明》。

[10]《甫田集》卷二十三《题希哲手稿》。

[11]《甫田集》卷二十三《题希哲手稿》，另见文嘉《先君行略》。

[12]同上。

[13][明]王鏊：《石田先生墓志铭》（拓本）。

[14]《明代名人尺牍选萃》，第5—8页。

[15]《怀星堂集》卷十七《唐子畏墓志并铭》。

[16]《怀星堂集》卷十七《唐子畏墓志并铭》。

[17]《名山藏·高道记》，转引自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第44页。

[18]《怀星堂集》卷十七《唐子畏墓志并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