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苏州文坛的三位领袖

弘治五年，与唐伯虎订交之际，祝允明正与杨循吉、都穆等一起领导一场轰轰烈烈的古文辞运动。二十三岁的唐伯虎和文徵明加入之后，成为这个文艺小团体中的年轻健将，一时名噪吴中，为时所重。文徵明次子文嘉在《先君行略》中记载：“（文徵明）稍长，读书作文，即见端绪，尤好为古文词。时南峰杨公循吉、枝山祝公允明，俱以古文鸣。”

人们据此认为，唐伯虎在与祝允明订交之后，经过祝允明的引荐，得以进入苏州文坛，得到前辈耆宿的指点和提携，才开始大放光芒。

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在唐伯虎与祝允明订交之前，唐伯虎已经与苏州文坛上的耆宿名家交往了。《贞寿堂图卷》上的题咏者们，就是此间苏州文坛的核心人物，而声名最著者，当数吴宽和沈周，他们已经是苏州文坛的领袖。

吴宽于成化八年中状元，为明朝苏州地区的第二位状元。他与文徵明之父文林是同年，两人同赴殿试时，唐伯虎才三岁，还在穿开裆裤。二十年之后，吴宽已是朝中名臣，天下闻名。他不仅是著名文学家，而且书法也相当出色——明朝早期的书坛，台阁体大行其道，吴宽则书写出一手苏轼的“墨猪”书风，与沈周的黄庭坚书风、李应祯的米芾书风一起挣脱了台阁体的束缚，为开创吴门书风的辉煌时代，奠定了深厚的时代基础。尤其是，吴宽曾侍奉皇太子朱祐樘读书，被誉为名相阁老，在家乡苏州享有崇高威望，赢得拥趸无数。

早在成化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吴宽曾邀请苏州一些书画名家来鉴赏自家收藏的名画《赵千里兰亭图轴》[1]，祝允明和唐伯虎都在此画上作了题跋。

祝允明在《赵千里兰亭图轴》上书写了王羲之的《兰亭序》，落款为“成化丙午三月望，太原祝允明书”。成化丙午年，就是成化二十二年。唐伯虎题跋曰：“宋室赵伯驹，丹青为南渡画家之冠。寸图传世，价重南金，况此灿然全璧乎？匏庵先生及希哲皆当代巨鉴，则余何敢望诸公哉。勉附数语，以申幸观。吴趋唐寅。”[2]

唐伯虎的题跋耐人寻味。他先是夸了画家赵千里的历史地位，再赞其作品之珍贵，然后又评价藏品的品相完美，接着话锋一转说“匏庵先生（吴宽）及希哲（祝允明）皆当世巨鉴，则余何敢望诸公哉。勉附数语，以申幸观”，显示出唐伯虎极为恭敬和谦虚的态度。

世人皆知唐伯虎恃才傲物，常在人前表现得桀骜不驯，颇有玩世不恭的做派，可是面对吴宽和祝允明二位先生，他却如此乖巧。这说明，唐伯虎性格率真无邪，不加掩饰。对自己敬佩之人，他俯首帖耳，而对自己不屑之人，则表现得狂傲，所以唐伯虎对世人的态度并非一概傲慢，而是因人而异、区别对待的。

当然，由于唐伯虎没有在题跋上留下时间，我们也可以推测这则唐伯虎的题跋是后写的，但从内容上看，应该与他和祝允明订交的时间很近。

没过多久，即成化二十二年夏，唐伯虎又与吴宽有了一次纸上相会。

当日，吴宽遥想苏州东禅寺的一位宋代和尚“林酒仙”。（这位和尚俗姓林，名遇贤，曾是苏州东禅寺的高僧，因为嗜酒，号酒仙，留下很多逸事掌故。）吴宽以“酒仙诗”命题，最先邀请祝允明写诗，结果祝允明一下子写了九首，随后又有沈周和唐伯虎的和诗各一首，而后合成一卷，名曰《酒仙诗卷》。

唐伯虎写林酒仙的四言诗，俏皮而活泼：

不痴不颠，是佛是仙。

开眼狂走，合眼吃酒。

北斗须弥，着紧婴儿。

日午夜半，打乖老汉。

唐伯虎结识吴宽，不像是祝允明引荐的，应该另有其人。此人可能就是唐伯虎的好友，吴宽的侄子吴奕。关于吴奕，此处暂按不表，我们将在后文谈到他的为人处世。

吴宽此时年过半百，早已名满朝野，而唐伯虎只是一个十七岁的懵懂少年，羽翼未丰。他们两人之间的差距不只是年龄与辈分，更在于社会地位，且各自思考的问题也大为不同。

从史料上看，在成化二十二年的半年之内，吴宽与唐伯虎有过两三次书画交往。二人看似联系紧密，实则互动并不热络，而且，吴宽对这位青年才俊似乎也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以至于唐伯虎后来去北京拜见吴宽时，两人之间依旧显得很生分。我们据此推测，唐伯虎青年时代为吴宽藏画所作的题跋与诗，极可能都是后配的。也有一种可能，就是由他人代办的，而这位替吴宽办事的马前卒，应该就是唐伯虎的好友吴奕。

苏州文坛的另一位领袖人物是诗、书、画大家沈周，他比唐伯虎整整大了四十三岁，此时已年过六旬。

沈周是一个时代的高标，无论是人品、学识，还是艺术成就，都是那个时代的典范。

沈周出生在苏州长洲县的艺术世家。他的祖父沈孟渊、伯父沈贞吉、父亲沈恒吉等都是读书人，与元末明初的许多文化名人及其后裔多有交往。在经历明初的社会与政治动荡之后，他们的好友如陈汝言、王蒙、徐贲、王绂等先后受牵连而死或遭贬谪，因此沈家人厌恶政治，家族有着不应科举、寄情山水、书画自娱的传统。沈周本人继承了这个家族传统。他热衷与文坛名士交游，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沈周的艺术成就，首先体现在他的绘画上。他的画于元四家的基础上，兼容南宋马、夏派的技法而自成一家。中年后，沈周不仅可以独步江南书画界，甚至在全国，也堪称翘楚。

好友吴宽评价说：“石田先生（沈周）绘事妙绝天下。盖其工力既到，而阅历更深，直入荆（浩）关（仝）之堂奥。故其所作，每自珍惜，而人皆贵重之。”[3]最权威的观点应该是明代王穉登对沈周的评价：“先生绘事为当代第一，山水、人物、花竹、禽鱼悉入神品。其画自唐、宋名流及胜国诸贤，上下千载，纵横百辈，先生兼总条贯，莫不揽其精微。”[4]这一评论切中要害，进一步认证了中年之后的沈周，在明中期艺坛的领袖地位不可撼动，同时引领了吴门及江南画坛的潮流。

沈周的书法也跟吴宽一样，勇于创新，摆脱了旧式台阁体的窠臼，弘扬了黄庭坚的书风，为吴门书法树立起一面新的旗帜。而作为一位出色的诗人，尤其到了老年，他的诗风“踔厉顿挫，沉郁苍老”，更是为世人所称道。

今人看沈周，其杰出的书画艺术成就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

其一，沈周是一位具备了全面艺术修养的宗师级大画家，能将自己在诗、书、画三个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完美呈现在尺幅之间，他的作品诗里有画，画中藏诗，将中国书画的神韵推向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其二，他的画风，能将中国画南宗的写意、北宗的画工融会贯通，既弘扬了宋、元以来的文人画传统，又融进了明初浙派画家的艺术特点，将北宋壮丽雄浑的景象与南宋苍茫峻秀的画风融为一体，从而展现出自己的艺术气质；其三，沈周的书法学黄庭坚，书风“遒劲奇崛”，在“书画同宗”这一理念的实践中，他采用了书法的运腕和运笔技巧，增强了自身用笔的硬度，突显出绘画作品的力量感，完美地阐释了诗情画意的艺术效果，使其书画艺术具备了独特的精神风貌，奠定了他在明朝中期独步天下的艺术地位。

尽管沈周名气很大，可他一生始终保持着谦谦君子的文人风度，为人低调，待人和善，广交朋友，因此赢得了好口碑，广受敬仰。

王穉登指出：“一时名士如唐寅、文壁之流，咸出龙门，往往致于风云之表。”[5]前文已经说过，文徵明与沈周是亲戚关系，文徵明二十岁时成为沈周的入室弟子，而唐伯虎作为画坛的晚辈，与沈周的接触也应十分频繁。我们观摩唐伯虎早期的绘画作品，的确能轻而易举地感受到沈周画风对他的影响。而王穉登又说：“（唐伯虎）才雄气逸，花吐云飞，先辈名硕，折节相下，庶几青莲之驾，无忝金龟之席矣。”“评者谓其画远攻李唐，足任偏师，近交沈周，可当半席。”[6]唐伯虎是不是沈周的入室弟子？并无确证。但是，从唐伯虎一生对待沈周的态度上来观察，他确实是始终执弟子礼。

除了吴宽和沈周之外，苏州还有一位文坛领袖，风头正健。这个饱学之士就是唐伯虎的恩师王鏊。他的科举文章在当时享有盛名，是全国知名度最高的文人之一，也是身居朝廷高位的苏州士人，影响力不在吴宽之下。

王鏊的家在苏州太湖的洞庭东山，具体地址是洞庭东山震泽乡胥母界陆港口王氏三槐堂王琬旧第。他父亲王琬曾在湖滨建造一座得月楼，与湖水相映，远近可见。王鏊自己又修建了一处别墅，名曰“招隐园”，内有真适园等建筑。

王鏊的从兄王鎜家也在洞庭东山，相距不远。兄弟俩感情融洽，过从甚密。

厌倦了世间俗情的王鎜要避世，想要躲进自家楼台里颐养天年，就在洞庭东山石桥边建造了一座园林，寓“藏舟于壑”之意，命名为“壑舟园”[7]，作为自己修身养性的别业。壑舟园的水边还仿船修建了一座亭子，名叫“虚舟亭”。无人荡桨行，只合投竿住。王鎜闲来凭栏，畅想着自己在万顷碧波上航行。

王鎜的出世神思，正合王鏊的夙愿。早在三十五岁时，王鏊就曾自书《三十五初度》，其诗曰：“人生七十古来少，嗟我如今已半之。来日更添如许久，余生能得几多时。功名似鹢长遭退，学问如船逆上迟。万事悠悠只如此，青山能负白云期。”表达了王鏊厌弃官场、崇尚知识、乐于治学的态度，让我们了解到王鏊对青山白云般的闲适生活也充满无限期望。

成化二十三年，王鏊三十八岁。十月初一这天，王鏊担任召集人，以“壑舟园”为主题，举行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文雅集，并邀请了多位朝廷同僚和江南俊彦和诗助兴。

王鏊以庆祝壑舟园落成为契机，邀请16位重量级嘉宾前来参加盛会。是否这16人都亲临壑舟园的落成仪式？未必。其中一些人可能只是参加了纸上雅集。但这些和诗者中，拥有进士头衔者有12位，其中状元2位、榜眼1位、探花2位，此外还有会元1位、历届乡试解元7位。

参加和诗的嘉宾，身份反差极为鲜明，例如文徵明一辈子参加了九次乡试，至死都未能考中举人，而杨廷和[8]十二岁时就中举人，十九岁时又考中进士，应该算是全国最年轻的举人和进士之一。

同年二月，京城刚刚举办过殿试，状元郎是费宏，他也参与了和诗。他是整个明代最年轻的状元，时年二十岁。

在状元费宏的前一届，即成化二十年的殿试中，李旻获得状元，李旻和他的同年、榜眼白钺也都参加了和诗雅集。

参加壑舟园雅集的宾客中，年龄最长者是画家姚绶，他比沈周还要年长五岁，是天顺年间的进士，长须飘然，时年已经六十六岁。他这次来苏州，由其弟子蒋文藻陪同。蒋文藻年纪也应不小了，因科举无望，于是专心于绘画，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这次他来壑舟园，画了一幅《壑舟园图》。参加这次雅集的年纪最小者，就是唐伯虎，这一年他十八岁。

这次和诗活动，参加者名气之大、层次之高、人数之多，是苏州城前所未见的，自然轰动一时，这也足见王鏊人脉之广，以及他在朝廷内外的威望。

状元郎李旻外表秀伟，面拖长须，不拘绳墨，喜欢与人探讨学问。他出口即为妙文，甚得大家钦服，所以他愈加喜欢说话，在壑舟园里更是滔滔不绝。与他同届考中进士者，还有苏州本地名人杨循吉。他个性鲜明，时人称其“性狷隘”，也就是说他性格偏急、心胸不广，喜欢议论人家短长，还常常以生僻的典故考问别人，故意让人下不了台，因此颇不招人待见。

三年前，杨循吉考中进士，授礼部主事。椅子还没有坐热，就上疏要求皇帝释放建文帝的子孙。吴宽提前得知此事，痛骂他道：“汝安得为此灭族事耶？”吴宽夺下其疏，这才避免了他大祸临头。

这样的学究怎么能做官？于是杨循吉为自己找了个理由，不久就致仕回家了。他在苏州西郊支硎山（又名观音山）下结庐，读书著述，成为苏州文坛的名士。他曾经以诗言情，曰：“君以我乐山林耶？我非忘世爱陇亩。衙门晨入酉始出，力不能支空叹愀。”说明他也明白自己不是当官的料，就趁早收钵回家。

李旻和杨循吉虽然是进士同年，但地位已然不同。李旻是状元，殿试之后就被授予六品官，而且被选为庶吉士，成为皇太子的师傅。而明朝所有的首辅、内阁大臣，都须是庶吉士出身，这样一来，就显示出他的远大政治前景。而杨循吉虽然也被授予官衔（七品），可当了礼部主事不久就从官场上败下阵来，所以在李旻面前矮了一头。看到李旻神采飞扬地讲话，杨循吉即使憋得难受，也不敢夺其话锋，只能乖乖听着。

为纪念这场盛会，主人邀请沈周和蒋文藻分别绘制了《壑舟园图》[9]。这两幅同题的作品，想必是事前已经绘制好的，待16位嘉宾赋诗唱和的书法作品集齐之后，装裱成两大册，一为《蒋文藻壑舟图册》，一为《沈周壑舟图册》。

《蒋文藻壑舟图册》中题诗者7人，即李旻、姚绶、杨廷和、费宏、杨循吉、蒋冕、沈翼，俱是进士出身。王鏊亲自在此册页上书写长篇《壑舟记》，落款曰：“仲兄涤之既倦游，筑室洞庭之野穹焉……成化丁未冬十月朔，弟翰林院侍讲鏊记。”

在《沈周壑舟图册》中，王鏊在扉页题写了“壑舟”两个大字，其下题诗者亦是7人，有沈周、祝允明、唐寅、罗玘、白钺、涂瑞、刘机。

唐伯虎此时只是苏州府学的一名秀才，之所以能够跻身这样豪华的文士圈，不仅是因为他才华出众，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是王鏊的得意门生。

唐伯虎早年与恩师王鏊的联系并不多，这可能与王鏊长期在京城做官，很少回到故乡有关。后来王鏊官场失利，退居故乡，而此时的唐伯虎已是中年人，师生俩这才热络起来，几乎是三天两头就会见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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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梁章钜：《退庵金石书画跋》卷十二《赵千里兰亭图轴》。此画左边有“吴宽”朱文印，可证实其为吴宽本人的藏品。

[2]《退庵金石书画跋》卷十二《赵千里兰亭图轴》。

[3]见吴宽在沈周《摹古册》上的题跋。

[4]《吴郡丹青志·沈周》。

[5]《吴郡丹青志·沈周》。

[6]《吴郡丹青志·唐寅》。

[7]民国叶承庆《乡志类稿·方舆》载：“其先王文恪公（王鏊）从兄涤之高隐不仕，取藏舟于壑之制，名其居曰‘壑舟’。”

[8]杨廷和，字介夫，号石斋，四川成都府新都人，文学家杨慎之父。他是四朝元老，为明中期政治改革家。

[9]《壑舟园图》配诗文后装裱成两大册，由钱谦益收藏，后数易其主。裔孙王金增珍先人之遗物，以善价购归。后又得闲旷之地，仿先人园景而筑之，仍名“壑舟园”，但此园非彼园矣（据《苏州日报》2023年05月13日潘君明文章《壑舟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