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新史”何以可能？

王铭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754年，让—雅克·卢梭在其杰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称，最初的人生活在“自然状态”下，无不平等现象存在，对不平等也没什么感觉。不平等是随着文明而到来的。文明先表现为人的能力的开发和思想的进步，接着表现为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前者使其成为可能，后者使之稳定和合法。

做人类学，追求在文化上返璞归真，不免要受“自然状态”意象的魅惑。恐怕正是因此，大师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才追认卢梭为“人的科学的奠基人”[1]。

必须承认，卢梭的人类史叙述，简直就是古老的伊甸园神话的近代版本。它假设人原本童真，自在地享受着幸福生活。人之恶，不是本性的花果，而是来自他们不慎吃了人身之外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这个果子给人智力上的进步，使人脱离了他们原来的天真无邪状态，进入了需要“他律”来加以规范的相争时代。

神话的翻译，总是有新的针对性，卢梭借此回应了霍布斯1651年在所著《利维坦》中提出的政治哲学观点。霍布斯认为，人生性好斗，“自然人”（即人类学家笔下的“原始人”“蒙昧人”）的习性是最好的说明。文明的主要机制是司法，这机制含有不平等属性，但这机制是为了止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而设的，有其合理性。而卢梭则认为，“为人为权利所认可的伦理上的不平等，只要它和生理上的不平等不相称，就违反了自然权力”[2]。

“自然状态”是则政治寓言。然而，两个多世纪以来，它却被当成人类史的真知延伸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