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出路在读书
峄县农村，当时一般的农民家庭，特别是贫苦农民家庭，思想相当保守和闭塞，对于读书并不怎么重视。他们的孩子入学启蒙，大都跟私塾先生念两三年“四书五经”，便改习他业，以求生存，而对于新式学校教育并不感兴趣。贺敬之的家庭在农家中比较特殊，从他的曾祖父、祖父到他的父母，相当重视后代的学业，都深深感到，生活在农村穷人家的孩子尤其应当上学读书，因为只有读书才不受人欺负，只有读书才有出路。
由于家庭的影响与熏陶，更由于贫困农家艰苦生活的磨炼，贺敬之自小就逐渐养成了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的品质，加之天资聪颖，思维敏捷，记忆力强，因此走上了求学成才之路，走上了天宽地阔的人生坦途。尽管这条人生之路是曲折艰难、荆棘丛生的，但他能以披荆斩棘、百折不回的精神，在这条路上苦苦探寻着人生的真谛与意义，一步步登上了他所锐意追求的文学的峰巅。
1932年，贺敬之8岁入本村小学读书。这所茅草房小学的校址就在他家的后面。教师名叫石同伦，教课很认真，大小楷毛笔字都写得颇有功力，深得学生及其家长们的尊敬。学校开办不到一年，学生猛增到40多人，年龄大的有十七八岁。贺敬之上一年级，个子最矮，年龄最小，但很老实、稳重，学习非常用功和刻苦。他聪慧过人，喜欢画画和写字，所学课程往往过目成诵，总是先交作业，各门功课常得高分。老师开始教汉语注音符号，许多同学读起来吃力发笑，而贺敬之每次几乎都拼写正确，发音准确。贺绅谟在回忆他这位族侄和小同学当时的学习与表现情况时说：“幼年时期的贺敬之，不但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在平日表现上，也与普通儿童迥异。性格略呈内向型，但不孤僻，除学习外，一般的热闹很难惊动他，思想极为冷静，用‘文质彬彬’来形容他，也恰如其分。如他家的门前，是逢集的粮食摊子，每年秋收后，总要唱上几个月的拉魂腔（即现在的柳琴戏），不过那个时候，道具简单，摆地摊出演，一般儿童哪个不去看热闹听唱？贺敬之虽然对家乡的艺术十分喜爱，却总是克制自己，尽量少去戏场听唱，而是在家学习。”[8]
在贺窑村小学念书三年后，少年时代的贺敬之面临人生道路上第一次重要的抉择。由于他勤奋刻苦，天分甚高，学识智力增长很快，本村小学显然不能满足他强烈的求知欲望。下一步他到底如何迈，往哪里走，当时有多条路可供他选择。一是入运河南涧头集的小学就读，校方可供食宿。二是到台儿庄镇上当学徒，学一技之长，虽然这未必不好，但出路也十分渺茫。贺敬之有幸的是，他是个好学上进的少年，他的父亲也是个明白人，因此，既没有送他上涧头集的小学，也没有送他到台儿庄镇当学徒，而是在他11岁那年，即1935年春天，由族人祖父辈、进步人士贺祖尧帮助，转学到北洛小学插班入四年级就读。
北洛小学设在峄县运河北边的北洛村。这所小学为该村孙业洪私人独资创办，经营十年，名冠全县。据山东史料记载，1932年，全县举办运动会，北洛小学夺得10项冠军；1933年举行全县小学毕业生会考，北洛小学毕业生，不但全体通过考试，并且获得第一名；这所小学的毕业生，革除了不升学的思想，绝大多数升入简师、初中，完成大学教育者亦居全县各小学之冠[9]。由于该校教学质量高，声誉大振，闻名遐迩，各地学生纷纷转学到这里读书。
孙业洪是国民党党员，任过国民党的乡长、区长、游击大队长、行署副主任、县参议员等职，曾投身抗日。当时他从峄县城请来老国民党员刘克敏任北洛小学校长，他自己担任总务主任。这两人办教育还是颇有一套办法的，比较热心，也很认真。他们的功劳就在于为学校聘来了水平相当高的好教师。这些教师中给予贺敬之影响特别深的主要有两位，一位叫崔宝之，一位叫梁吟鹤。他们都是胶东人，学识渊博，思想先进，为学校买来许多进步书籍，常给学生讲革命道理，介绍红军的消息。
贺敬之进入北洛小学，犹如走进一片新天地，思想大为开阔，学习更加勤奋刻苦。第一学期成绩较差，从第二学期起，他每学期考试成绩均名列第一，由于品学兼优，深得学校领导和任课教师的器重。他的家庭经济困难，贺祖尧及其他亲邻都尽力接济他，学校也免收学杂费，使他得以继续学习。
这期间，农村里残酷的阶级压迫，给贺敬之留下强烈的印象。那是发生在北洛小学旁边一个村庄里的事，贺敬之亲眼见到一个地主鞭打长工的惨景，那长工被打得遍体鳞伤。不久，贺敬之将这件事写进他的一篇作文里，引起老师和同学的共鸣。
在这所学校里，贺敬之不仅精修课业，还阅读了鲁迅、巴金、蒋光慈、叶紫等许多进步作家的作品，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及外国的《爱的教育》等小说也曾深深吸引过他。特别是鲁迅的作品，如《离婚》《肥皂》等短篇小说，老师曾作为课外读物向他们认真分析讲解，使他激动不已，反复品读，不少句子都能背诵。
当时社会上正开展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北平设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学会总会，还出版拉丁化新文字的刊物和书籍。北洛小学的老师教学生学习拉丁化新文字，学校里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学会，贺敬之被推选为会长。他当时不仅能阅读拉丁化新文字书刊，还会用拉丁化新文字写信。在老师的指导下，他曾用新文字给北平总会写过一封信，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从当时的拉丁化新文字报刊上，他还得以知道红军到了哪里及西安事变等消息，知道了毛泽东、朱德的名字，也朦朦胧胧知道有共产党。
贺敬之在北洛小学就读的两年半中，接触到许多新鲜事物，学习了较为丰富的文化知识，进步文学的熏陶开始引起他对文学的兴趣，特别是他在这里第一次受到了革命的教育。这一切，对于贺敬之后来人生道路的选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7年秋，贺敬之高小毕业，又面临着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还是由他的父亲决定，并在亲友的帮助下，他前往滋阳县（今属兖州区）投考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这是一片穷学生角逐的天地。他们都知道，乡师毕业出来可以当小学教员，有一个较为可靠的谋生职业；在校学习期间每月还能得到8元钱的生活补贴[10]，可以解决伙食问题；还有，入乡师学习，年龄不受限制。对于出身于贫苦人家而又有志于求学的学生来说，这些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滋阳第四乡师又是当时鲁西南一带名气颇大的一所乡村师范，学校里教师水平相当高，其中绝大多数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金陵大学等名牌大学的本科生，这在考生们面前更增添了一层迷人的色彩。
贺敬之投考滋阳第四乡村师范学校那年，竞争尤为激烈。这年前往该校报考的学生达4000多人，而学校录取名额为100名，也就是说，40名考生中只能录取1名。为了保证招生质量，录取真正的优秀学生，学校采取了两次考试、两榜筛选的办法。第一次考试国语、算术、常识3门课程，择优预取300名，先淘汰3000多名；第二次考试除这3门课程外，并加体检与口试，再择优录取正取生100名，备取生20名。贺敬之在两次考试、两榜筛选中，都以优异成绩名列前茅，被录取为正取生，时年不满13岁。9月初开学，他入第四乡师第九级学习，是全班也是全校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一位学生。他那出众的才华，受到全校师生的称赞。
这一录取消息震动了贺敬之的家乡。贺绅谟回忆说：“贺敬之考取乡师回家后，家乡亲友无不为之庆祝。一致认为，小小年纪能考取省立学校，当时在运南[11]各村是绝无仅有的。那时运南农村凋敝，教育不发达，他能考取省立乡师，确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各乡，都认为贺敬之是个奇才。”[12]
然而，个人的前途命运，总是同祖国和人民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就在贺敬之考取滋阳第四乡师的时候，“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了，全国局势出现急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步步逼近山东。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消极应付日本侵略者，轻易放弃黄河天险，屯兵20万于宁阳观战，形势咄咄逼人。山东全省中等学校纷纷停课，动员学生们回家。值此民族危亡之际，青年学生走投无路，苦闷彷徨，年龄稍大的学生，有的投笔从戎，有的参加抗日团体开展救亡宣传活动。贺敬之年龄太小，只好回家等待。
1938年3月23日，离贺窑村仅十多里的鲁南古镇台儿庄上空响起了隆隆炮声，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战爆发了。贺敬之爬到村旁的山头上，目睹台儿庄方向火光冲天，耳闻炮声、机枪声震动大地。4月，台儿庄大战结束后，日军又蠢蠢欲动，杀气腾腾，向徐州进逼。一天，贺敬之的父亲心情沉重而又满怀希望地告诉他，从北洛小学传来消息说，山东的一些普通中学和乡村师范，已经一起流亡到湖北西北部的郧阳和均县，他可以去湖北寻找学校继续念书。在那个战火纷飞、兵荒马乱的年代，让尚未成年的儿子远离家乡，浪迹天涯，作为父亲，作为一名普通农民，这是多么不容易、需要下多么大的决心啊！尤其是贺敬之的母亲，这位崇高而慈爱的母亲，怎么能舍得让自己心爱的儿子，离开她走向一个她无法想象的有多么遥远的地方？然而，为了儿子能继续读书，为了儿子的前途，他们割舍了心头肉，决定让儿子远行。
这是贺敬之少年时代面临的又一次重大的人生抉择。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全家人围坐在一间小茅草屋里，夜深了，一盏如豆的油灯，微弱的灯光跳跃着，闪烁着。父亲送给儿子一本中国地图，又将家里仅有的5元钱放进贺敬之的母亲手里。母亲不断地撩起破旧的衣襟，擦着流不完的泪水。她用颤抖的手将那5元钱装进儿子的衣角里，拿起针线，密密地缝着。母子相对无言，把一片骨肉深情各自藏进心底。贺敬之后来在诗中写道：
母亲呵，
撒开手，
妹妹，
给我的夹袄——
我要走了！
这长长的道路，
这漆黑的道路……[13]
就这样，年仅13岁的贺敬之告别了父老乡亲，告别了生他养他的亲爱的母亲，告别了他熟悉的那座茅草房，告别了伴他成长的院子里那恋恋不舍的老槐树、香椿树、桃树和石榴树。他的父亲陪伴着他，送他一步步走进了许阳乡涧头集镇旺庄那个村子，依依惜别地同儿子分手，返回家去。
贺敬之在那个村子里，与他的同学张延龄、陈德秀、孙炳成聚会，决定立即动身到湖北找学校去。临走时，又碰到一位初小老师任宝善。五人同行，奔赴津浦铁路附近的一个小站贾汪，在一片混乱中爬上火车。到徐州下车，他们找到了战地红十字会，在难民队里排着长长的队列，领到一点仅能充饥的食品。当时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铁路沿线人心惶惶，火车每到一站，无数的难民都拼命往上爬。他们五人在徐州车站好不容易在混乱中爬上了火车，到了郑州，又在郑州爬上开往武汉的火车。在火车呼啸着从河南许昌奔向漯河的这段路程中间，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发生了。尹在勤和孙光萱曾这样记述了如此一个小小的却惊人的插曲：
实在是太拥挤了。他们四人（实为五人——笔者）爬上火车，根本进不到车厢里去。怎么办？他们只得爬到车厢顶上挤着。夜间，火车开到漯河附近，突然上来了几个人，拔出匕首，向他们要东西。抓住车把的陈德秀开始带头反抗。哪知他一反抗，猛地就被那几个人一家伙推下了火车。陈德秀惊叫了一声。火车不停地开走了。
到了下一个小站，火车停了。年纪比较大的孙炳成说：“我们赶快下车，找陈德秀去！”于是，三人（实为四人——笔者）立即下了车。他们沿着铁路线，倒回过去找寻着自己的同伴，焦急着，呼喊着，找呀，找……
陈德秀被推下去时，身上还挎着一个小包袱。除了他自己的东西外，里面还装着贺敬之临行前母亲给他缝在衣服里的那五块钱。因为离家以后，小小的贺敬之觉得，钱缝在自己的衣角里还不保险，于是又取出来，交给了陈德秀，认为让他保管更可靠一些，想不到恰恰又出了这个意外。……
后来，陈德秀终于被找到了。三人（实为四人——笔者）急忙凑上前去，看到的是陈德秀那被撕碎的衣衫，被摔伤的血痕……[14]
途中经历的这一次令人胆战心惊的事件，深深地刻印在贺敬之的记忆里。父亲临行前送给他的那本中国地图，也是在这次事件中丢失的。他们五人继续爬火车南下，又遭遇了不知多少类似的惊人险境，才到了武汉，费尽周折，又从武汉乘上汽船沿汉水而上。到湖北钟祥县，任宝善脱离了这个小群体，自谋出路去了。贺敬之他们四个吃着大饼，喝着江水，终于在1938年5月，流浪到了湖北西北部汉水上游偏僻的均县。
贺敬之少年时代所走过的求学之路，是有幸的，又是艰难曲折的。这是文明与愚昧的拼搏，是意志与阻力的抗争。贺敬之的父母、族人和亲友，都深信贺敬之是有出息、有作为的，都深信他的出路就在于读书，为此，他们同心协力，百折不挠，培养贺敬之。是的，贫苦农民家的孩子想有出路，无疑要读书；然而，在当时那样的社会条件下，只是读书，穷人家的孩子是不是就一定有出路？有什么样的出路？这个问题，贺敬之在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逐渐找到了明确的答案。
[1] 歌德：《歌德自传》，生活书店，1936，第10页。
[2] A.阿德勒：《自卑与超越》，作家出版社，1986，第66～67页。
[3] 贺敬之1994年3月16日同笔者谈话记录。
[4] 贺敬之：《并没有冬天》，上海泥土社，1951，第60～62页。
[5] 贺绅谟：《贺敬之的青少年时代》，《台儿庄文史资料》第二辑，1990，第38页。
[6] 贺敬之1994年3月16日同笔者谈话记录。
[7] 贺敬之1994年3月16日、18日同笔者谈话录。
[8] 贺绅谟：《贺敬之的青少年时代》，《台儿庄文史资料》第二辑，1990，第39页。
[9] 《山东文献》第一卷第一期，第109页。
[10] 据贺绅谟在《贺敬之的青少年时代》一文中回忆，1937年以前乡师每月补贴学生生活费为5元。
[11] 运南系指运河南岸。
[12] 贺绅谟：《贺敬之的青少年时代》，《台儿庄文史资料》第二辑，1990，第41～42页。
[13] 贺敬之：《雪，覆盖着大地向上蒸腾的温热》，《并没有冬天》，上海泥土社，1951，第64～65页。
[14] 尹在勤、孙光萱：《论贺敬之的诗歌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第3～4页。关于同行者中有任宝善，因此应为“五人”一说，系根据贺敬之1994年3月16日同笔者谈话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