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追求光明的文学青年
一 流亡岁月的心路历程
从山东家乡到湖北均县的艰险经历，拉开了贺敬之流亡生活的序幕。其实，到均县后，直至到达延安前，贺敬之一直处于流亡岁月中。
作为青少年时代的学生，流亡，是在特殊年代里人生旅途中一种特殊的生活状态，而在流亡生活中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则是由各人不同的心灵发展历程所决定的。当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祖国大地，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烽火遍地熊熊燃烧。在这国难当头、人民激奋的年代，流亡学生中，有的投奔国民党的军队，有的报考国民政府的军校，有的仍孜孜于个人读书成才，也有极少数沦为国民党三青团的走卒。然而，流亡学生中的绝大多数，将个人的命运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一到均县就开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做时代的弄潮儿。贺敬之便是这些弄潮儿中年纪虽小却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
山东的中等学校，包括高中、初中和乡村师范，在抗日烽烟弥漫大地的动荡岁月中流亡到湖北后，组建了国立湖北中学，总校设在郧阳，师范部和简师部设在均县。均县有学生800多名。贺敬之同张延龄、陈德秀、孙炳成都插入均县分校简师部一年级二班学习。
当贺敬之他们到达均县时，这个武当山下的小县城里，抗日浪潮汹涌澎湃。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等抗战歌曲日日夜夜响彻大街小巷。县城南北大街的墙壁上贴满了号召民众团结抗战的标语口号和学生宣传抗日的壁报。学校里课程较少，师生们纷纷走向街头，走向机关，走向工厂，走向农村，编演抗日救亡的小节目，高唱抗日歌曲，宣讲抗日道理。国文课老师选讲与抗日有关的教材，给学生提供抗日宣传资料。在这群热血沸腾的爱国学生中，人们渐渐发现经常闪动着一个少年学生的身影，他就是刚从山东结伴流亡到均县的贺敬之。
小小年纪的贺敬之，不仅经常为壁报写稿，在歌咏队伍里唱歌，还参加演戏，在一个描写中国平民家庭遭受日本飞机轰炸和鬼子抢劫惨景的独幕话剧里，他扮演一个小孩，台词不多，就在台上哭啊哭，哭得是那么伤心，那么动情，仿佛台儿庄大战那冲天的火光、隆隆的炮声和流亡途中难民们那惶恐拥挤哭喊着的情景，又浮现在自己的眼前，震响在自己的耳边。
特殊年代，常常促使那些有着独特生活经历和个人禀赋的青少年早熟。同均县简师部许多学生相比，贺敬之那好学、多思和政治敏感的特点，渐渐凸显出来。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时期，不少进步书刊在学校里能够读到。学校图书馆有进步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学书籍，学生们也组织起读书会，凑钱买些进步书刊。给贺敬之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读了描写中国工农红军长途奋战去延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表现苏联地方军队投奔主力红军的《铁流》等革命书籍。一天，同学们传看一张《大公报》，贺敬之要来看了，见上面登有蔺风萼（柳杞）的一篇描写他自己从郧阳总校奔赴延安的生动经历的散文，开头一句就是“山谷里的水哗哗地流着”，深深吸引了贺敬之。这篇散文给贺敬之以强烈的震动，他的心灵深处开始萌生对延安的向往之情。
时局变化很快。由夏入秋，国民党战干团来学校“招生”以欺骗青年学生上钩，并派来军事教官在简师部增加军训课，训育主任还向学生吹嘘在武汉成立的三青团的“进步性”。与此同时，国立湖北中学里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林英纯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活动，有的进步学生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不少青年学生悄悄加入了“民先”[1]。学生们从汉口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的宣传中了解到三青团的反动本质，认识了“民先”的进步性。贺敬之当时年纪很小，虽未加入“民先”组织，但他心明眼亮，唾弃三青团，倾向进步师生，积极投入抗日活动。由于他好学多思，接受进步思想快，因此懂的革命道理也往往比一般青年学生多。比他年长4岁的山东老乡、简师部同学李德让回忆说：“我从此认识了贺敬之，并从这位青年的言谈中受到不少启发。”[2]
1938年冬，日本侵略军向湖北武汉地区大举进攻。国立湖北中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迁往四川。从湖北均县到四川梓潼，有两千多里的崎岖路程，师生们徒步跋涉一个多月才到达目的地。他们白天走，晚上还搞宣传活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电线杆子》等抗日小戏。李德让曾这样记述这段艰难历程和感受：
记忆犹新的是，在长途跋涉中，我们翻山越岭，跨过无数条河流，在经白河至安康的途中，我们发现从敌占区逃出的难民。他们衣衫褴褛，愁容满面，肩挑背驮，扶老携幼，迈着沉重的双腿，一步一步艰难地在路上走着，缓缓地走向暂时无敌人魔爪的汉中平原。只有从他们的眼中闪着同我们青年学生一样的无比仇恨的光芒。
这一切对我们有志的青年来说，怎能不同情，怎能不激愤！无家可归的人们啊！何时才能回到可爱的故乡，与亲人团聚！[3]
这种感受对于那么小年纪就远离家乡、历经磨难的贺敬之来说，尤为深切。难民们的惨状每时每刻都紧紧揪住他那颗年轻的心。一路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没有使他感到畏惧与疲劳，祖国的命运、人民的苦难，增强了他勇往直前、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勇气和决心。行进途中，他和同学们的背包里装着他们最宝贵的“财富”，那就是他们凑钱购买的书籍。他深知，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除必须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就是要多读书，多读那些深蕴革命道理、描写革命进程的书。深深吸引着他的描写延安革命生活的那本《活跃的肤施》[4]就是他们到达安康时，他从一位同学那里借来看的。读着读着，如饥似渴地读着，他不禁心往神驰：啊，延安，多么诱人的地方啊！这本书在年轻贺敬之的心灵世界里，展现了一片充满光明的崭新天地。
1939年2月，庞大的师生队伍纷纷到达川北。从此，“国立湖北中学”更名为“国立第六中学”，下设四个分校。总校设在四川绵阳，三个分校分别设在川北其他几个地方。第一分校为师范学校，分师范部和简师部，校址设在梓潼县城。贺敬之随学校来到梓潼，在简师部学习，开始了他人生旅途中又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
梓潼这座小县城位于四川盆地的北部，依山傍水，涪江支脉梓潼河沿城西流淌，川陕公路穿街而过。梓潼境内七曲山上建有张亚子文昌庙，庙对面盘陀石上有一石床，相传唐明皇南逃至此曾卧息于上，梦见张亚子。元仁宗加封张亚子为“文昌帝君”。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县城迎接文昌巡幸潼城的场面依然盛大，虔诚的百姓光着上身，身上挂着点燃的油灯。梓潼县城内亦有一座文昌庙，六中第一分校就设在这座庙内。
贺敬之在梓潼求学期间，日寇在中国大地上的残暴肆虐和国民党政府的日渐腐败，使他越来越对黑暗现实不满。1939年农历五月初十、十三两天，日机在重庆上空狂轰滥炸，被炸死、炸伤的无辜居民3万多人，血洗街头，可国民党重庆市政府的一些公杂人员在处理死难同胞时却丧尽天良，乘机大发国难财。国内外舆论哗然，各国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谴责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滔天罪行。贺敬之与学校里广大进步青年学生，个个摩拳擦掌，义愤填膺，决心以实际行动积极投身革命斗争，挽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和人民。民族仇，阶级恨，激发了贺敬之长期积蕴于心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
满怀救国救民抱负的贺敬之，努力学习学校里开设的国文、代数、历史、地理等各门课程，考试成绩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为了宣传抗日、推动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他还废寝忘食地参加歌咏活动和街头演出，成为一名积极分子。当时学校里壁报很多，贺敬之便与另外4名同学一起办了一个壁报叫《五丁》。他们5位同学办的这个赋有象征意味名称的壁报，名字取自古代传说：“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献山，秦王（秦惠王）献美女与蜀王，蜀王遣五丁迎女。见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并引蛇，山崩，秦五女皆上山，化为石。”[5]又传说：“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6]由陕南入四川的途中，有一峡谷名“五丁峡”，有一关隘名“五丁关”，即源自这些传说。可见贺敬之他们以“五丁”名壁报，面对当时国难当头的局势，其寓意是十分深刻的，充分表现出这批爱国青年学生的远大志向和追求光明与进步的满腔热情。贺敬之曾回忆说：“梓潼有‘五丁开山’遗址，我们当时办的壁报刊名也叫‘五丁’，那时办刊有五个人。‘五丁’这名字饶有诗意，在国统区尽管风雨如磐，可是有‘五丁’在，当然是不难摧毁的。”[7]
革命斗争形势的迅猛发展，激发了爱国青年们的满腔热情，也让他们产生许多迷惘。贺敬之同当时一批进步青年学生一样，阅读更多革命书刊的愿望愈加强烈。他积极参加了同学组织的“挺进读书会”，成为其中的骨干，会员约10人，负责人是同班年龄较大的学生刘允盛和李锡恩。同学们节衣缩食，凑钱买书刊。读书会逐渐购买了一批进步文学书籍和一些宣传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等方面的书刊。这期间，贺敬之贪婪地阅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等书，还经常翻阅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和《解放》周刊等报刊，获得了大量的革命信息，明白了更多的革命道理，思想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得到显著提高。从这些书刊中，他不仅越来越明晰地了解了红军和革命，而且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大批杰出的人民革命的领袖人物。他的内心深处，热切地向往着那一片圣地，那一片在黑暗年代里祖国的光明所在、人民的希望所在的延安。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蒋介石假抗日真投降、积极反共的面目充分暴露了出来。大后方的学校里也一片昏天黑地，强化了法西斯教育。在梓潼第一分校，三青团大肆活动，公开收缴学生的进步书刊，查询并登记订阅《新华日报》的同学的姓名，监视学生的行动。贺敬之所在的那个班里，有个很坏的学生成了三青团员，常在教室里骂骂咧咧，叫嚷：“咱们这儿有共产党的孝子贤孙啦，你们小心点！”他还检查和偷看同学的信件。学校的训育主任、教导主任都去国民政府教育部受训，回校后积极执行CC特务的反动训导。教育部还派人来校审讯参加抗日宣传活动的积极分子。一时间，学校里的读书会和壁报均被取缔。军统特务刘魁升甚至持刀行凶，杀伤民先队员崔培祥。面对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贺敬之和他的伙伴们展开了机智而巧妙的斗争。他们刨开墙上的砖，把书刊藏在墙里面，或者塞在无水的古井的砖缝里，或者藏在郊外的墓穴里与荒草中，待敌人不注意时，又取出来阅读，吸取斗争的智慧和力量。
自到川北后，在国立第六中学的四个分校里，一直有一批进步师生，如教师中的李广田、陈翔鹤、方敬、廉立之、张超等，学生中的侯金镜、朱寨、李方立、程芸平、孙跃东、刘允盛、贺敬之等，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分别在各个分校里，同学校反动当局及三青团、CC特务，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多种形式的斗争。他们高呼抗日口号，进行请愿与示威，反对压制抗日，反对贪污腐败，反对法西斯教育。特别是设在罗江的第四分校，学潮尤其高涨，早就搞得热气腾腾。
贺敬之是一个性格非常倔强的青年，他所树立起来的革命信念是无法动摇的。一天，训育主任宋东甫找贺敬之去谈话。宋东甫是山东省峄县许阳乡涧头集镇旺庄人，即贺敬之离开家乡时父亲送他去会见张延龄等同学的那个村子里的人。此人为梓潼分校国民党组织的主要头子，学校里的三青团就是他建立的。这是一个思想很顽固的国民党员。特别是到1939年秋后，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他就在学校里大力加强党务活动，监视进步青年，搜捕共产党人。贺敬之跟这个人从来没有接触过，可是他突然把贺敬之找去，主动套近乎。他说：“贺敬之，咱们是老乡啊！你这个小孩，我还是挺看重你的啊！都是我们家乡的嘛，你还是我的小老乡嘛，你要跟着我们走，那就好啊！我听说你呢，糊涂，要跟着他们走了。国家现在的情况呢，你难道不知道吗？你要吃哪碗饭喽？现在有大锅饭有小锅饭，大锅饭是国民党，小锅饭是共产党，那小锅饭吃不了几天了！”[8]
其实，糊涂的并不是贺敬之。贺敬之的心里亮堂堂的。这个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正直善良的青年，这个在抗日战争烽火中走南闯北、迁徙流亡、历经磨难的青年，这个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的青年，这个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反对独裁、争取民主、追求进步的青年，这个长期以来憎恶黑暗、向往光明的青年，他怎么能不明白自己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呢！他自小在家中、在故乡，就亲身感受到了地主对农民的盘剥与欺压，国民党的腐败；流亡岁月中，他进一步认清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质。早在北洛小学时，他就知道了红军，知道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知道了西安事变；到均县后，直至到梓潼，他更加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了解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革命领袖，了解了革命圣地延安。对他来说，已经找到了应当跟谁走而不应当跟谁走、是共产党有前途还是国民党有前途的明确答案。祖国的出路在哪里？人民的出路在哪里？他自己的出路在哪里？他倾慕着、向往着、渴望着那一片光明的圣地——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