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真时代”的叛逆者

伊迪丝·华顿生活的时代是美国历史上的“天真时代”：遵从高雅传统，以做作的乐观看待现实生活，喜欢“装点门面”，“用圣洁和正直的保护层装饰他们的行动”，对丑陋的社会问题避而不谈，视而不见，导致了社会上的不负责任、虚伪和道德感迟钝。所以它只是表面的天真。“这个表面斯文、真伪颠倒的传统企图枉费心机地用所谓的良好教养来掩饰一个物欲横流的庸俗世界。”[24]而老纽约上层社会不仅是这种时代精神的滥觞，更是其典范。华顿虽然在这种高雅而虚伪的环境中长大，但却成了老纽约社会和“天真时代”的揭秘者和叛逆者。最终，华顿通过种种努力逃离了这个束缚人性和才能的社会藩篱，走向了独立自主的新生活。

华顿从小就表现出对文学的热爱和优秀的创作才能。和圈内别的女性不同，她喜欢独自待在父亲的书房，阅读欧洲文学名著；别人学习基础的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更多的是用在聚餐宴会上，她则用来读文学；她16岁就自费出版了自己的诗集。但在老纽约社会，“作家这个职业被看作介于妖术和体力劳动之间”，不太被接受和认可，加之母亲的保守和偏见以至于横加阻拦，华顿不得不暂时搁浅自己的文学追求。成年后的生活经历与她所属阶层的其他人没什么两样：频繁地参加社交活动，嫁给了一位大她20岁但很有社会地位、非常富有的爱德华·华顿伯爵，从此到处旅游、社交。除了旅游这个共同兴趣外，他们夫妻之间没有过多的思想情感交流，因为爱德华是一个只知道花钱而不懂得情感沟通的乏味的人，这使华顿非常痛苦。逐渐地，她患上了神经衰弱症。在医生的提议下，她开始重拾旧爱，进行文学写作，把它当作治疗其疾病的主要方式。华顿“只有通过创造一个想象性的世界，才能忍受婚姻的精神孤独”[25]。她勇敢地破除了社会习俗的禁戒，勤于创作。1905年，《欢乐之家》的成功使她由一位业余作家转变成专业作家，其创作热情一直持续到晚年。

被人们崇尚的“高雅传统是一个虚假的外表，或一个掩饰着丑恶的社会现实的假面具”[26]。华顿以“叛逆者”的勇气揭穿了这层面具，使之显露在大众之下。这种行径不仅惹恼了仍试图维护这种高雅传统的人士，也使华顿与其所属的传统和阶层更加疏离。过去，在局外人眼里，老纽约就像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堡，它象征着荣耀、地位、高贵和文雅，城市普通百姓可望不可及。华顿用文字揭开了笼罩其上几百年的神秘面纱，还原了纽约上层社会生活的原态。“她解密了她所生活的社会，不仅揭示了表面的风俗，而且揭示了没有被挖掘的、半挖掘的或不可能被挖掘的不同层面的意义。”[27]对于贵族出身的华顿来说，这最为难能可贵。虽身处其中，但华顿能透过轻浮奢华的表面，以文学家的敏锐抓住其所属社会生活的本质样态：物质至上，精神真空，一切流于形式，自我与婚姻在物质主义中消融并毁灭。作家站在一个相当的高度上解构了“老纽约”社会，由风俗、礼仪、惯例和细微差别所编织的生活网在一场场悲剧中土崩瓦解，旧贵族群体摆设的宴会也最后落下了帷幕。

华顿的叛逆不仅表现在对女性作家的职业追求上，还表现在对待婚姻的态度上。1913年，已过50岁的华顿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毅然决定和丈夫离婚，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痛苦婚姻，这无疑给“高雅体面”的纽约社会带来了爆炸式的震惊。这是她与自己所属阶层和家族最激烈的一次斗争，为了追求自己的作家梦，延续和发扬激情，她主动抛弃了老纽约及其社会风俗礼仪，隔断了与那个社会的联系。一方面为了写作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逃避来自社会的道德舆论，20年代，华顿加入了美国旅外作家队伍，逃离了老纽约社会和美国的局限，在异国他乡——巴黎开始了一种独立自主的女作家生活。但事实是，华顿永远也不可能在精神上真正逃离老纽约，因为那个部落已经在华顿脑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虽然晚年最终定居巴黎，但老纽约永远在这位叛逆女作家心中，清晰而深刻。华顿的老纽约小说创作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体现了作者对老纽约的不同态度和情绪倾向：战前的《欢乐之家》和《国家风俗》表现了华顿对纽约激进的批判姿态和立场；在战后的小说《天真时代》和回忆性散文集《回眸》（A Backward Glance，1934）中，又流露出作家对老纽约社会和逝去传统的怀旧式的眷恋之情。前后两个时期的作品反映了作家对老纽约社会由叛逆到眷恋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