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满族兴起与大清政权建立

一 满族兴起及建州、海西、东海女真三部形成

满族本身就是一个在历史融合过程中形成的少数民族，它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民族贡献和积极的历史推动作用。满族的先民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文献中记载的肃慎人，他们以部落氏族为居住群体，栖息在东北辽阔的白山黑水之间。据《左传·昭公九年》记载：“肃慎、燕、毫，吾北土也。”《后汉书·东夷传》也记述说：“挹娄，古肃慎之国也……有五谷、麻布，出赤玉、好貂。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处于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后。其人臭秽不洁，作厕于中，圜之而居……种众虽少，而多勇力，处山险，又善射，发能入人目。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枯，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镞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盗，邻国畏患，而卒不能服。”隋唐以后，靺鞨成为东北地区的主要居民。《旧唐书》记载：“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在京师东北六千余里。东至于海，西接突厥，南界高丽，北邻室韦。其国凡为数十部，各有酋帅，或附于高丽，或臣于突厥。而黑水靺鞨最处北方，尤称劲捷，每恃其勇，恒为邻境之患。俗皆编发，性凶悍，无忧戚，贵壮而贱老。无屋宇，并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于上，以土覆之，状如中国之冢墓，相聚而居。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中。父子相承，世为君长。俗无文字。兵器有角弓及楛矢。其畜宜猪，富人至数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敛之具，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1]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唐朝设立黑水都督府，管辖黑龙江流域的黑水靺鞨活动的区域。黑水靺鞨可谓是满族的直系远祖。

五代时，契丹人逐渐统治北方地区，其称黑水靺鞨为女真，女真族的名称由此而来。后因避辽真宗耶律宗真名讳，改女真为女直。辽代末期，女真各部在阿骨打的率领下起兵抗击辽代统治。阿骨打作为女真部落首领带兵反抗辽朝统治，对辽统治者形成莫大的威胁，《辽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上密谓枢密使萧奉先曰：‘前日之燕，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可以边事诛之。否则，必贻后患。'”金太祖收国元年（1115年）阿骨打建立金朝政权，并于金天会三年（1125年）灭了辽统治政权。随后，又于天会五年（1127年）将北宋灭亡，确立了女真族的金朝在中国淮河以北的统治格局。金代统治时期，原黑水靺鞨区域被置于金朝上京直接管辖之下。当时，进入中原的女真人逐渐分化或汉化，但是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则处于较为缓慢的社会发展状态，以渔猎或者狩猎为主，甚至有的处于原始社会状态。而这一部分女真人与后来的满族部落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联。

金天兴二年（1233年），蒙古军队占据了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金上京故地为蒙古军队所有。天兴三年（1234年），元代灭金朝统治，并在原金代上京会宁府设合兰府，统治外兴安岭到黑龙江一带的女真各部落。当时元朝政权对这一地区的女真人采取随俗而治的统治方法，设置五万户。

进入明代以后，东北地区的女真人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明朝政权在东北女真等部族地区通过设立卫所等军政机构，对东北地区女真人居住的区域进行行政管理，陆续设置了一批羁縻卫、所，用以统治或控制当地居民。当然，明朝政权也竭力招抚东北女真各部归顺。据《大明会典》卷一百○七《东北夷》记载：“女直古肃慎地，在混同江东，开原城北。东滨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为金余孽。永乐元年（1403年），野人头目来朝，其后悉境归附。九年（1411年）始设奴儿干都司，建州兀者等卫及千百户所。以某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赐敕印。又置马市开原城，以通贸易。”这是东北女真人发展历史形成新的一次重大转变。

永乐元年（1403年）设立建州卫，永乐九年（1411年）设置的奴儿干都司，下面管辖约三百八十四个卫、所。[2]奴儿干都司治所驻于黑龙江下游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塔赫塔。奴儿干都司的主要官员像都指挥使、同知、佥事等职官均由明朝统治政权派遣，而各卫、所的指挥、千户等官职则任用土官，也就是当地女真部族的首领。以后建州卫又在原基础上分设建州卫和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建州三卫的首领均由女真部落首领担任，且父子世袭。东北地区的女真人经过元、明两代的发展，到明代中后期，逐步形成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及东海女真三大部分。

建州女真原居住于吉林海龙县一带的古奉州，因曾屡屡遭受鞑靼和兀良哈的侵扰，如明正统七年（1442年）“冬十月壬辰，兀良哈犯广宁”，建州女真被迫向明朝政权乞求迁移他地，永乐年间先后两次迁移，最终迁至浑江一带。经过长期的发展，其居住活动区域主要分布于以今辽宁省境内的浑河流域为中心，南至鸭绿江，东到长白山东麓和北麓的广大地域。其内部又分为建州五部，即苏克苏护部、浑河部、完颜部、董鄂部、哲陈部；长白山三部，即鸭绿江部、讷殷部、珠舍里部。海西女真在元末明初主要活动于今黑龙江呼兰河流域，明太祖后期，海西女真开始向南迁移，永乐年间已经迁至松花江上游今吉林长春一带。明英宗年间迁徙到今辽宁浑河到吉林省南部地区，并逐渐形成哈达、乌喇、叶赫、辉发四部，其称为扈伦四部。东海女真又称为“野人女真”，实际上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活动区域以北广大地域散居女真人的泛称，主要居住和活动于松花江下游、黑龙江流域、外兴安岭及外兴安岭以东到日本海沿岸地区。东海女真的社会状态发展得极为缓慢，以渔猎经济为主，基本上处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状态。《大明会典》记载：建州、海西女真“极东为野人女直，野人女直去中国远甚，朝贡不常”。这里所说的“中国”是指中原地区。由此可见，东海女真在女真各部之中属于社会生活发展水平最低的部落。

二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与大清政权建立

明代中后期，建州、海西及东海女真，尤其是生活在辽宁浑江流域的建州女真的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社会形态也发生重大的转变，快速向奴隶制社会转型，伴之而起的是各个部落之间的袭掠冲突和兼并性的征伐频频发生。“各部崛起皆称王争长，相互残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3]在这个征伐的历史过程中，努尔哈赤脱颖而出，成为统一女真各部落的历史人物。努尔哈赤，也就是后来的清太祖，出生于建州左卫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赫图阿拉老城）女真贵族爱新觉罗家族，其先辈从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开始受明朝册封，官至右都督。祖父觉昌安任建州左卫都指挥，父亲塔克世继任指挥。努尔哈赤十岁时丧母，后寄居其外祖父、建州首领王杲家中。他曾到抚顺、清河等地经商，广交朋友，逐渐学会使用蒙、汉语言文字。努尔哈赤偏爱中原汉文化，喜欢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这对努尔哈赤的成长和了解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也从中学习了一些韬略兵法。其年轻时曾投奔明总兵李成梁，在李成梁部屡立战功，逐渐得到器重。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的父亲及祖父被明军误杀，遂袭父职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他以“兵不满百，甲仅三十副”起兵，征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开始了他统一女真各部的大业。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一方面进行军事征讨，另一方面也注意招抚各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4]。经过十年的征讨，努尔哈赤兼并了建州女真各部。随后，又开始对海西女真、东海女真进行征伐和兼并，逐渐将女真各部统一起来。“上自是开拓疆土，东自海，西至明辽东界，北自蒙古科尔沁之嫩乌喇江，南暨朝鲜国境。凡语音相同之国，俱征讨徕服而统一之。”[5]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的满族自治县）登汗位，建大金国，年号天命，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后金”。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颁“七大恨”檄文，征伐明朝统治政权，开始向南发展其势力。第二年，他在萨尔浒大战中大败明军，克开元、铁岭。天命六年（天启元年，1621年）再接连攻占沈阳、辽阳。天命十年（天启五年，1625年）努尔哈赤将其都城迁至沈阳，完成了后金进一步向南发展的重要一步。次年，努尔哈赤在攻打宁远时负伤，不久伤病交加而死。他的第八子皇太极继承其汗位，改年号为天聪。

皇太极登基以后，继承努尔哈赤的统一志向，不断向周边扩展和征讨，先后用兵朝鲜，征服察哈尔、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招抚喀尔喀部和黑龙江流域的虎尔哈、索伦各部。“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6]明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已经不再满足当大汗，其登基称帝，“崇德元年夏四月乙酉，祭告天地，行受尊号礼，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清，改元崇德，群臣上尊号曰宽温仁圣皇帝，受朝贺”[7]。

皇太极的大清政权建立，标志着以女真族为主体，与部分汉族、蒙古族、朝鲜族等融合形成的新民族群体——满洲民族政治实体的正式确立。应该说，不论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早期的融合、征伐与兼并，还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迁移到辽河流域的汉族居民逐步与女真族的融合，也包括努尔哈赤、皇太极对漠南、漠北蒙古的征讨而使之臣服，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在女真族的基础上，造就了一个新的民族——满洲族。天聪九年（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极下诏明确表示：“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之后，一切人等，止称我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8]至此，女真之称被满洲替代，后来人们所称的满族，实际上是满洲族的简称。至此，一个拥有相同的族源、相同的语言、相同生存的地域、相近似的经济生活和生活习俗及其心理状态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孕育而成。这也标志着满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在东北地区形成了绝对的统治实体。而崇德元年（崇祯九年，1636年）建立的大清政权，早已摆脱了女真各部的奴隶制社会甚至部分的原始社会后期的发展阶段，快速向中原地区的封建社会过渡，由此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又一次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