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满洲人入关前满族文化发展特征

一 多民族融合的满族文化

满族作为进入中原的统治民族，在其入关之前的数百年发展中，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民族以及相应的民族文化。特别是后金的建立，使之在政治上日趋成熟，统治机构逐渐汉化和完善，与之相配套的是在文化上逐步形成了具有相对完整体系的满族文化特征。

满族文化的最大特征是它的多民族的融合性。应该说，满族的文化形成和发展历程像这个民族的形成一样，是一种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体，它吸纳了女真人向满洲族演化过程中涉及的所有民族的文化养分，并在各个民族的文化养分培植下，以其新兴民族特有的渴望及活力，吸纳着对满族成长有直接作用的文化养分，并产生了具有明显北方少数民族特色和浓郁的东北地域风格的满族文化。从文化组成结构上看，满族文化是在远古女真渔猎文化基础上，采纳和吸收了中原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农业文明、蒙古的游牧文化，形成了一种新的民族文化形态。满族文化的这一特征，在满文的创立和发展上具有明显的代表性。女真人在金代所创立的文字到建州女真时代已经失传，其所使用的文字皆为蒙文。“凡属书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初未尝有清字也。我太祖高皇帝己亥年二月辛丑朔，始欲以蒙古字改制国书，乃谕儒臣额尔德尼、噶盖曰：‘汉人读汉文，凡习汉字与未习汉字者，皆能听而知之。蒙古人读蒙古文，虽未习蒙古字者，亦皆听而知之。今我国之语，必译为蒙古语，读之始解，其未习蒙古语者，仍不能知也。如何以我国之语制字为难，返以习他国之语为易耶？'”[9]伴随着满族的逐渐崛起，女真统治者也开始意识到这种缺乏本民族文字的巨大的局限性和文化的劣势性。特别是随着满洲族的逐步壮大和意欲向中原挺进，更需要满族拥有自己的文字来表述其政治的、社会的发展愿望。由此，努尔哈赤立意创立满文，于是“额尔德尼遂与噶盖遵依睿谟，将蒙古字编辑连写，制为国书，创立满字，颁行域内。今所用满文连合数字为一者，皆额尔德尼等承旨拟制者也。其后又命儒臣大海增添圈点，分别语气，其法盖备。又以满文与汉字对音未全者，于十二字母之外，增添外字；其不能尽叶者，则以两字连写，切成一字。用韵之巧，较汉文反切法更为稳叶”[10]。由此可见，在满文的创立和完善过程中，充分显示出满族在它的成长过程中各个民族文化兼容的特点。

二 满族文化早期生长性需求特征

满洲人作为在东北地区长期生存发展的少数民族，与当时长城以南广大土地上形成的中原汉文化体系有着巨大的文化落差。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少数民族，其成长历程中，对领先于自身文化的中原农耕文化有着一种发育性的饥渴，因此满族文化在其入关前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极其迫切的生长性需求。

满族文化的形成，基本上是伴随着女真人的兼并、满洲族的形成而同步发展起来的，甚至是满洲族形成的现实需要所孕育产生的。因此，它的文化发展与中原地区的汉文化相比较，自然性的文化积累就显得有点不足，而功利性的快速成长特征倒显得颇为突出。早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后金在统治体制上多仿照蒙古统治政权的模式，同时也吸纳一些汉族统治的内容。随着满族势力的发展，到了皇太极统治时期，情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大清的统治者更关注效仿和学习汉族的封建文化。天聪三年（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皇太极“命巴克什达海同笔帖式刚林等翻译汉字书籍，笔帖式吴巴什等四人记注本朝政事”[11]。天聪五年（崇祯四年，1631年）七月，皇太极仿效明朝政体“设立六部，改巴克什为笔帖式，其文馆大臣原有榜式之号者仍之”[12]。

天聪八年（崇祯七年，1634年）后金政权按照中原汉族政权的模式实行了科举考试。据记载：“天聪八年（1634年）四月，始立科举之制，太宗文皇帝命礼部考取八旗通于文义之士，取中满洲习满书者刚林、敦多惠二人，满洲习汉书者察不害、恩国泰二人，汉人习满书者宜成格，汉人习汉书者齐国儒、朱灿然、罗绣锦、梁正泰、雷兴、马国柱、金柱、王来用八人，蒙古习蒙书者博特、石岱、苏鲁木三人，共十六人，均赐举人，各予衣一袭，免四丁，宴于礼部。”[13]

皇太极建大清国后，满族统治者进一步加快了学习效仿汉族封建体制的速度，甚至几乎是亦步亦趋地效仿着明代的政权结构。皇太极曾告谕廷臣“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14]。同时也加大翻译汉文经典书籍，据记载：“崇德初，文皇帝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治体，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15]此外，崇德元年（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在原有的三院六部基础上，又仿照明制设置监察机关——都察院，完善其官僚统治监管体系。崇德二年（崇祯十年，1637年）十月朔，皇太极“以汉文历书颁行满洲、蒙古”。另外，为了多聚揽人才，满足其政治、文化的发展需要，在科举上也愈加重视，不断提高参加科举人员的待遇，抬升其社会地位，“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赐新中举人罗硕、常鼐、胡邱、阿济格毕礼克图、王文奎、苏宏祖、杨方兴、曹京、张大任、于变龙十名，各衣一袭，半个佐领品级，各免人丁四名”。“六年（1641年）六月，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刚林、希福等奏，以满汉蒙古士人考取秀才举人。秋七月，赐新中举人满洲鄂貌图、赫德，蒙古杜当，汉军崔光前、卞三元、章矛天、卞为凤，各缎朝衣一领。”皇太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频频举行科举，而且每次给予的赏赐和给予的待遇都颇为丰厚，有其聚揽人才的客观所需，也可以看出满族统治者效仿中原汉族封建制度的急切心情。这些颇有点急于求成的方法和政策，虽然很明显是照搬、照抄的，但对满族及其大清国快速向封建社会转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作为满族的最高统治者，皇太极不仅仅在统治制度上积极仿效明代的政权体制，在思想上也极为重视吸纳儒家文化思想。他对汉族典籍抱有极为浓厚的兴趣，甚至“于军旅之际手不释卷”[16]。他认为“儒书一节深明道理”，故积极倡导诸王公、贝勒贝子及其大臣们阅读儒家典籍，甚至将学习儒家文化作为其统治阶层子弟的重要内容。他曾经谕令“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以使之“忠君亲上”。皇太极对儒家经典的积极倡导和政策性要求，使得满族统治阶层中对儒家思想及其文化理念基本处于全盘的接受状态。

不仅如此，从后金时代就开始的对关公老爷的崇拜，也显示出满族对中原文化的接受和同化。在中原地区，自宋代开始将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羽关云长尊奉为神祇，从此关公由人变成神，受人供奉。元明以后，尤其是明朝统治时期，对关公的供奉和崇拜发展到顶峰，明嘉靖十年（1531年），敕封关公为“汉关帝寿亭侯”，开始称关公为“帝”。明神宗万历年间又欶封关公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而在道教的供奉中尊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人们简称为“关圣帝”或“关帝”。各地纷纷建立“关帝庙”，作为人们信奉忠义气节的象征。对关公的尊奉也逐渐传到关外满族生活地区，尤其是关公作为英勇善战的忠义名将演化而来的神祇，对崇尚武功、恪守信义的女真族民众而言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自然要被满族所信奉。尤其是满族统治者看到“忠义节气”对自己统治的积极作用，更是格外予以褒奖和推广。崇德八年（崇祯十六年，1643年）满族统治者在盛京修建了颇具规模的关帝庙，皇太极还亲自赐匾曰“义高千古”，并明确“岁时官给香烛”。不管是赐匾“义高千古”还是“岁时官给香烛”，其作为及其规制都俨然一个中原帝王的做派，这不能不说满族统治者到这时候已经高度汉化。当然，对关公的崇拜和敬奉不仅仅是修庙塑身，在满族入关前民众对关公的敬重和传诵也极为普及。在关外满族居住地域，满族的长篇说部中，“关玛法传奇”是最受满族民众欢迎的内容。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传到关外满族聚集区之后，关公被满族亲切地恭称为“关玛法”，即“guwan mafa”，汉族应称为“关爷爷”。在长篇说部中，讲述人用满洲语讲述，边讲边唱，唱念相合，成为满族老幼喜闻乐听的娱乐活动。满族长篇讲述的关玛法故事内容丰富，包括关玛法出世于东海，还有盗马、比武等情节，“关玛法”平日里的饮食用具、穿着服饰及礼仪等都已满族化，在满族民众看来，“关玛法”就是一位具备和代表着北方民族个性的神话人物和崇拜的英雄。

如果将契丹人的辽朝、女真人的金代、蒙古族的元朝这三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与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前相比较，大清国的满族统治者与其他三个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入主中原之前就在思想上、社会道德观念上几乎全盘接受了中原儒家思想和先进的中原封建文化。而另外三个少数民族政权，更多的是入主中原后才逐步开始与中原先进文化相融合。相比之下，满族在入关之前已经高度的“汉化”，并将儒家正统思想融会到自己的统治理念之中。所以，当吴三桂兵败大顺军后向清军乞兵投降时，多尔衮以所谓“率仁义之师”入关作战，俨然已经是儒家文化的继承者的身份。在文化中以儒家文化为其精神本质之一，是满族入关前就具有的文化发展特征的一项很突出的内容。也正是由于这个文化发展特点，才使得清军在入关以后迅速地占领全国。这里固然有其军事上的强大和明代统治政权的腐败原因，但是清军入关后长驱直入，迅速统治中原大地，在思想文化上的提前儒化起着颇为重要的作用。

三 鲜明东北地域特征的满族文化

满洲人在其发展进程和与中原汉民族等不同民族融合过程中，虽然十分迫切地吸纳着先进的中原汉文化的丰富养分，但其居住的东北地区特有的地域环境和女真人早期存留的文化印记，使得满族依然保持了它特有的地域性文化特征和女真族原始的文化特质。这在它的宗教信仰和祭祀文化上表现得就十分突出。满族最早的宗教信仰是萨满教，这是女真族原始的宗教信仰。萨满教是盛行于女真族原始多神信仰的宗教，其以专门承担祈神的神职人员萨满而得名，起源于女真人的原始部落图腾崇拜。萨满，是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称呼跳神巫人的音译，女真人所说的萨满就是指能够通灵的男女巫师。作为原始的一种宗教，萨满教作法的时候，一般是跳神的萨满身着怪异神服，头戴神帽，腰系神铃，口念神词，手击神鼓，手舞足蹈。跳神的萨满要力求达到人格解离或精神意识的变化，其身体不停颤抖，伴随着鼓声，舞步越来越快，逐渐达到忘我境界，进入一种几近于催眠的状态。这时便认为自己已经神灵附体，魂灵开始出窍，过阴捉魂，附体还阳，以达到现实的人间与神灵沟通的效果。由于女真各部在原始部落时的自然崇拜，形成了萨满教的多神崇拜特征。萨满教伴随着女真人的崛起、满族的形成，一直持续到清末还依然存在。这种原始氏族社会时期自然崇拜的宗教，体现出女真族早期的渔猎文化特色。不仅如此，在重大祭祀和重要年节的祭奠活动中，满族保留了许多与中原汉族文化相异的习俗。满族祭祀时，很多习俗与中原地区的汉族差异很大，“荐熟时，先到牲之耳、唇、心、肺、肝、趾、尾各尖，共置一器荐之；或割耳、唇、蹄、尾尖，献于神杆斗盘之内。又有荐血之礼……牲首之礼，旧俗相沿，莫知其义者多矣”[17]。满族的吃白肉、供老妈等风俗，都保留有东北地区女真族的原始生活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