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意义

尽管在漫长的帝制时代，[1]父权父系制的长期稳定存在和占据主导地位，[2]使得以儒家传统为主导的主流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强烈坚持应该将女性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然而，与此相反的政治现实却是两千年帝制史中女性统治的不绝如缕。女主作为最高阶层家庭中重要的女性成员，一直与整个帝国的政治体系、政治格局和政治运行有着无法割舍的紧密联系。不仅最高政治权力的分配和交接通常与她们有着直接的关系，她们甚至还曾在实际上获得了在特殊情况之下代替君主统治整个帝国的政治权力，从而在男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政治领域中留下了女性的印记。正如杜芳琴已经观察到的那样：“在‘女祸论’‘女不干政’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社会，在牢不可破的父系宗族的政治权力圈内，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现象：（一）封建社会竟以女主政治相始终；（二）二千多年，竟有约四分之一的时代由女主统治或男女主共同执政，即便是绝对的男主统治，权力的交接与分配也常与母后、妃妾有关。”“母后参与政治者约计五十人之多，执政约五百年之久；后妃约一八人，预政一十五年上下……二、三百年封建社会中女主统治或女主参与统治约六百年。”[3]而这一客观现实，正如赵凤喈所言，显然“决不可以偶然之事实目之”[4]。

然而，相比较于学术界对皇帝、官僚集团等男性政治主体之发达繁荣的研究状况而言，女主不仅并未获得与其政治地位和历史作用相匹配的研究境遇，甚至还长期处于尚未充分展开的基本状态，并不得不在事实上承受着主流文化界对于她们这一群体的不断“漠视与歪曲”[5]。究其原因，则可以主要归结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相比较于对帝国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关注和重视而言，历代史官往往将对女主进行记录看作对皇帝本人的历史事迹与生命历程的一个补充和完善，而并不是值得特别予以关注和记载的对象。因此，对于她们进行研究，将会在客观上面临着史料不够充分的基本困难。其次，由于帝制时代的主流话语体系一贯坚持女性没有参与政治的合法权利，因此，这些介入了政治领域的女主们的种种作为，往往会被看作是对正常政治秩序的破坏，历代史官对于她们的历史记载，自然也就难以避免地带上了强烈的性别偏见，甚至有时还包括刻意为之的史实曲解与历史建构。对于现代的学者而言，如何厘清包含在史料中的偏见，从而对她们形成一个更为客观、中肯的认识，无疑将会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而且，那些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影响的学者往往倾向于认为，女主同皇帝一样都属于“压迫阶级”，其统治与男性君主毫无区别，因此，她们应当属于被批判和打倒的主要对象。在这种历史观的影响之下，对于她们的研究自然就被置于次要地位。与此同时，由于女性长期被主流话语体系认为是次属于男性而存在的性别，这就使得女性往往被认为是与主流文化传统没有太大关联的边缘群体，许多学者仍顽固地以为对她们进行研究对于理解中国的情况并无多少紧密相关性，女主作为女性群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随之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状态。

在上述几种原因的交叉影响之下，迄今为止，除极少数的成果对于这一问题有所关注和涉及之外，如何对女主政治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进行一个整体性的、宏观上的分析和解释，仍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领域。尤其是如何将这一群体视为一个个具有相对独立意义和主动性的“政治主体”，并从政治学的方法入手，对她们与整个帝国的政治体系、政治运行以及政治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较为深入和系统的分析研究，无疑仍然是学术研究的相对空白之处。

吊诡的是，与学术界的研究不足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近年来关于这一群体的普通读物和影视作品的大量涌现，[6]并明显出现了历史研究成果趋向于市井化、肤浅化、快餐化的虚假繁荣景象。而贯穿于绝大部分这类著作之中的猎奇性的眼光和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在将女主从不为人知的幕后推向众人瞩目的台前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加深了主流社会对于这一群体的性别偏见，并更加有助于将她们塑造成为一个个贪婪、恶毒、冷酷、残暴和令人生厌的“龙夫人（dragon lady）”[7]的刻板形象。

毫无疑问，严肃研究成果的相对匮乏和面向普通大众的通俗作品的普遍滥觞，这两种情况的并存和交织，不仅无益于对女主政治这一长期存在的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做出相对客观中肯的认识评价，而且还从思维意识和观念形态上进一步否定了帝制中国这些最为杰出的女性政治家们参与政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更为重要的是，对她们这种不乏偏颇的认识和评价，同时还在深刻地塑造和影响着当下女性参与政治事务时的基本文化氛围和外部政治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个较为深入和系统的学理分析，则显得极为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