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近现代以来学界的基本研究状况

尽管在世界各个文明体系之内，女性均作为占据总人口一半的庞大群体而存在，但对这一群体的社会地位、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情感特征等问题的关注，却从来没有像男性那样获得过与之比例相称、相对平等的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她们在社会文明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密不可分的。绝大多数父系父权制文明体的主流观念普遍认为，女性只不过是劣于男性而存在的“第二性”，[8]并不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占据主体地位，因此，对她们进行研究往往显得没有多少必要。而在儒家传统占据主导文化地位的帝制中国，这种观念的影响力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女性从整体上成为一个“沉默失语的群体”[9]，女性的缺席成为贯穿主流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女性作为父权父系传统下长久以来的“被忘却的人”[10]，中国历史中长期存在的对其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角色和影响力进行记载和研究的“‘不存在’现象，恰恰折射出传统社会千百年间实际的‘社会存在’状况”[11]。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伴随着帝制中国的全面解体，受到“救亡与启蒙”之历史责任感驱使的知识分子逐渐认为，父系父权体制这一“旧传统”是导致中国这一曾经辉煌的世界帝国在近现代以来处于积弱积贫地位的重要原因，而女性长期以来所处的“卑下”社会地位，就是这一“旧传统”最为卑劣的产物之一，“五四父权压迫模式”[12]成了这一时期研究女性问题的主导认识模式。在这种认识模式的影响下，“受父权压迫的女性，成了旧中国落后的一个缩影，成了当时遭受屈辱的根源。受压迫的封建女性形象，被赋予了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至最终变成了一种无可置疑的历史形象”[13]。而在当时的知识界看来，要想彻底改变中国在近现代以来所处的被动地位，就应该在清算“旧传统”的基础上重新起步，同时引进新的思想与新的知识，拓展女性的视野，更化并提高她们的意识，以便使处于“救亡”与“启蒙”这一关键时期的女性也能同男性一样，为中国这一古老文明的重新崛起贡献力量。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形势和历史任务的驱使之下，传统女性的历史地位和生存状况逐渐进入了学术界研究的基本视野，并呈现出日益繁荣的景象。然而，这种带有强烈政治目的的研究，大多并未立足于女性自身的立场，也并不真正关心她们的历史境遇和身在其中的真实感受，相反，服务于当时特定时代任务的基本学术出发点，使得女性这一长期不受关注的群体最终以“嵌入”的方式“被带进历史记载：她们嵌入了塑造她们的故事的人的历史，嵌入了他们的权力争斗之中”[14]，在日益喧嚣和繁荣的表象之下，则蕴含着女性主体性缺失的基本文化土壤。

与此同时，与对普通女性的研究日益兴盛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女主这一特殊阶层女性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淡漠和不足。除了武则天本人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而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有助于激发女性自我奋斗意识的“女权运动者”，从而引发了较多研究成果的出现之外[15]，她们在整体上依旧被认为是与普通女性相隔绝的一个独特群体而受到了普遍的忽略。大致只有在赵凤喈出版于1927年的《中国妇女在法律上之地位》中，曾将“皇太后摄政”列为帝制时代女子的“公民权”，并对其产生的基本条件进行了极为简略地讨论[16]；而陈东原出版于1937年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也对后妃作为皇帝的“玩物”所拥有的“悲惨生活”进行了较为概括的描述[17]。由于对她们的研究不能更好地服务于增长女性见识、提高女性地位的现实政治目的，这一群体在整体上消隐于中国学术界研究的视野之外。

同时期的西方学者对于这一群体进行研究的内容也较为单一，通常或者是对中国史籍中的后妃传记进行译介，或者是对个别女主进行单独的个人传记式的研究，并主要集中于吕后、武则天、杨贵妃、慈禧等极少数几位女性身上[18]，从而开始向西方世界逐渐展示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处于隐秘地位的独特女性群体的生活状况。而杨联陞发表于1960年的英文论文“Female Rulers in Imperial China”（《中国历史上的女主》），则成为这一时期相对而言较为少见的从宏观层面对摄政太后的职责、权限及其批评予以讨论的精彩论文。[19]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妇女研究新高峰的带动之下[20]，女主作为一个独特的女性群体开始逐渐进入知识界关注的视野。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学者坚持认为女主专权总是导致王朝由盛转衰，女主政治和外戚专权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把“封建专制社会的腐朽性、阴谋性、残酷性暴露得淋漓尽致”[21]，并进一步强调由于女性自身所具有的“自私、嫉妒、贪婪”等性格的缺陷，使得掌握了权势的女主往往“生出害人、祸国的后果，甚至对国家的灭亡产生直接的催化作用”[22]。而出于为这些女性“正名”的目的，更多的学者则强调必须要放弃从性别和道德立场出发去评价女主的旧有做法，而应该从她们参与政治的实际历史作用和功能角度入手，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具体的政绩。在这种反对声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便是不光强调女主统治的积极作用不能被抹杀，而且坚持认为女性的统治要远远优于男性的统治，如侯立朝就在《中国皇后史》和《十大太后临朝》的序言中声称，中国临朝的太后无一做得不好，反倒男性是“最末流”的皇帝。[23]然而，正如刘詠聪所言，这种迫切想要为女主“正名”的做法显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历史不应该是某一个阶级或某一性别（无论男女）的专利品。史学贵乎求真，而不贵乎矫枉过正，基于同情心而予弱者以过高之评价。侯氏理论的最大弱点，在于破坏‘祸水史观’有余，而建设‘真实信史’不足。”[24]尽管如此，这一坚持对女主的评价必须建立在对她们在实际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效用做出客观评价的基础上才能成立的观念，对于厘清长期以来基于性别偏见而反对女性参与政治的一般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已成为目前研究女主政治问题上的基本学术立场。

在总体上为女主“正名”的目的和立场的指引下，这一时期对于女主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研究，主要包括了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最为多见的是针对个别女主所进行的个人传记式的研究。学者往往从她们的人生发展历程入手，或者着重考查在当时具体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环境中这些女性之所以能够参与政治的主、客观条件；或者致力于研究其在历史中的实际作为，从而力求站在一个较为公正的立场上来对其一生做出评价。主要涉及的人物大多为吕后[25]、北魏冯太后和胡灵太后[26]、武则天[27]、辽萧太后[28]、慈禧[29]等学界相对而言较为熟悉的人物。然而，这种个人传记式研究著作的相对涌现，并不能减弱对于女主统治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和分析的重要性。正如日本学者小岛毅在评价日本学界对于中国“皇权”的研究状况时所指出的一样：“关于各个皇帝的人物研究非常盛行。这种研究很容易给人一种皇帝研究的错觉，使人误认为‘关于皇帝已经研究得够多了’。但我个人认为，例如‘唐太宗论’和‘唐代皇帝制度研究’是两码事。”[30]换言之，虽然关于女主个人传记式的成果相对较多，但关于女主政治及其统治合法性的研究成果尚未作为研究的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而逐渐凸显其地位。而刘静贞的《从皇后干政到太后摄政——北宋真仁之际女主政治权力试探》，则成为建立在扎实的史学基础上对北宋真宗刘皇后的政治权力的获得、保持以及丧失的内在文化、制度原因进行分析的非常重要的学术文章[31]。

第二，从总体上评价某个朝代的女主整体或某个女主对于当时政治的现实影响力与实际作用的文章也占据了一个主要部分。[32]这类研究成果通常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对其参与政治的基本条件、与政期间的具体措施以及实际影响力进行分析，从而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其历史效用的“进步”与“落后”，以便对女主参与政治的正当性做出一个整体性的评价。

第三，从后宫制度入手对女主进行研究的论著也开始出现。在许多学者看来，“后宫生活从来就是古代政治生活的一个缩影，尤其是朝廷中枢政治运作的内容，几乎每一项都能直接或间接地在后宫生活的层面中反映出来。因此，后宫从来就是皇权运作须臾不离的重要内容”[33]。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女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成了对皇权进行研究的一个必要补充。基于这一基本认识，一些学者在对传统的政治制度进行研究时往往也包含了对女主的分析，并着重考察其在政治领域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力[34]。但是，绝大部分的研究著作并未将女主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主体”来进行详细论述，而是往往将其依附于对“外戚专权”的分析之中。另外一些学者有感于长期以来对后宫制度本身进行学术研究的缺乏，开始致力于通过专门的著作来系统分析后宫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嬗变的规律。[35]从整体上将后宫看作帝国政治体系内部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并集中考察其生成方式、运作模式、等级关系、管理机构、礼仪制度、后妃生活状况等等，并对女主参与政治的条件、特点和历史功过进行总体上的分析和评价，则成为这类著作的显著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学界在政治制度领域对于后宫和后妃进行研究的不足。与此同时，与后宫制度相关的一些学术论文也开始出现[36]，但其篇幅及论证的力度也相对有限。

第四种研究成果往往注重从某一历史时期具体的时代特征、社会背景、政治制度设计等方面入手，对女主之所以能够参与政治的条件、女主与外戚之间的关系、执政的特点和实际历史影响力予以分析[37]。这类论文大多认为女主参与政治是皇帝制度不可避免的产物，其最终的归宿也往往不能跳出男性政治的窠臼。而杜芳琴的《中国历代女主政治略论》[38]和张星久的《母权与帝制中国的后妃政治》[39]，则成为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入手对女主政治的产生、特点和变迁进行总体性讨论的非常重要的论文。

同时期的英文著作基本上仍然以个人传记式的研究方法为主，其共同的关注点在于试图揭示在儒学占据主导地位的父权父系制中，女主参与政治事务时必须要承担的性别歧视和巨大压力，以及其具体的施政措施与所取得的政治成就[40]。另外的一些著作还包括对北宋宫廷妇女的组织系统、所拥有的权力以及在政治领域的作为进行研究的著作[41]；对明代皇后的甄选、地位、权利界定以及皇后制度的建立和运作进行探讨的论文[42]；对北魏皇后的政治权力的初步探讨[43]；等等。其中，非常值得重视的则是R.W.L.Guisso 的博士论文“Wu Tse-T’ien And The Politics Of Legitimation In T’ang China”（《武则天与唐朝政治的合法性》）。在这篇极为优秀的博士论文中，Guisso运用历史学的视角和个人传记式的写作方法，从合法性角度入手对武则天之所以能够登上皇位的原因、政权的基本特征、所面临的外界挑战以及所取得的杰出政治成就等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分析，并挑战了学界的一些固有观念，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尽管一些批评者认为除了一些极为大胆的观点（boldest ideas）之外，这篇论文的不足之处还在于缺乏一个持续不变的论述焦点（sustained focus），并且有时会将自己的立场置于相互矛盾（contradictory）的境地之中，但他们仍然不得不承认，这一作品毫无疑问是许多年来研究武则天的权威和典范之作，并且必将令所有的读者“获益匪浅”[44]。

综观这一时期以来对于女主的研究状况，除吕后、武则天、慈禧等极少数人物受到了较为充分的关注之外，从整体上而言这一群体仍然处于知识界的主流视野之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主要以短篇论文为主，并大多停留在对传统观念的批驳、基础性的介绍、个人传记式的研究等几个固定的层面。从政治学的视角入手对这一长期存在的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予以全面解读的学术专著寥若晨星，而将其放置在一个宏观的政治体系、文化传统和性别体系的框架之内，并进行深入、系统分析的研究著作，则更是付之阙如。相比较同时期其他领域所呈现出的繁荣景象而言，这种状况不仅体现出学术界对于女主政治在理解帝制中国的政治文化、政治体系与政治运行中所具有的关联度和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同样也反映出女性作为与男性相对而存在的一个群体，在主流文化领域和官方话语体系中实际所处的次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