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常听人说，“新诗回暖了”“新诗升温了”，并且言之凿凿，不容置疑。这对被边缘化困境折磨20余年的新诗来说，自然是件令人感奋的好事。放眼当下诗坛，也的确可以捕捉到许多新诗“繁荣”的迹象：写作者几代同堂，众声鼎沸，不辨男女长幼皆可心态自由地恣意抒情，众人每年推出的产品远超《全唐诗》的总量，任何一种类型的诗歌均获得了生长的空间和可能；诗人们早已不止于“纸上谈兵”，层出不穷的网刊、民刊、广告和自媒体，让诗歌栖居的园地越发流布纷然，蔚为大观；至于名目百出的诗歌节、研讨会、朗诵会、改稿会、讲习班、讲座，堪称此起彼伏，走势连绵。据不完全统计，仅仅2015年，举国上下每天的诗歌活动平均达到三个以上；就是一向寂寞的新诗研究，似乎也凭借新诗百年诞辰的东风，伸开日渐僵化的“触角”，开始活络起来，论题、论坛、论苑多点开花，一些名气显赫的批评家不得不感叹分身无术，日夜兼程地赶场。一句话，从创作到传播再到批评，新诗生态的诸环节都前景看好，“春意盎然”。尤其是历经20世纪90年代运动情结之后的艺术沉潜，新世纪诗歌自觉调整与现实的关系，走“及物”路线，同时努力完善诗歌本体的创造，实现了本质内在的精神提升，更给人造成一种感觉，那就是新诗“复兴”的时代已经莅临。

如果诚像一位批评家所说，“中国当代诗歌，其实也就是当代先锋诗歌”，“占据新时期以来诗坛主流位置的并不是其他流派的诗歌，而是先锋诗歌”[2]。按照这一逻辑推衍，中国先锋诗歌就理应庆幸，因为从异端的、非主流的“地下”生长状态，上升为覆盖诗坛主体的主流存在，说明它的栖息氛围得到了彻底改观，和W.J.F.詹纳尔公开断言的“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坛根本就没出现过现代主义”[3]的80年代的文化语境相比，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当下诗歌的发展生态就愈加证明中国先锋诗歌进入了最佳时期。

事实果真如此乐观吗？我以为，说新时期诗歌的主流是先锋诗歌道出了先锋诗歌繁荣的正值一面，是有别于一般性认识的真知灼见，只是它并未更多地言及先锋诗歌的局限与潜在危机。W.J.F.詹纳尔的论调固然无须辩驳，不足为信，但是中国先锋诗歌的命运一直多舛，先天的孱弱与后天的“水土不服”遇合，注定了它从没进入过引领风潮的新诗中心或主流的位置，甚至无法和常动不息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诗潮分庭抗礼。由于种种原因而沦为被“割裂的缪斯”[4]，百年孤独，则也是它不争的客观存在：20世纪20年代，象征诗派将象征主义引入中国，令人耳目一新，可它多停浮于对法国象征主义的复制上，其“现代”的艺术土壤很快被大革命失败后的现实风潮所淹没；30年代，现代诗派在中西诗歌的交汇点上创造，标志着先锋诗歌进入了清朗的创造阶段，但由于抗战烽火的烧灼而旋即衰颓；40年代，九叶诗派进入了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境地，只因社会动荡和自身规模太小，苦力挣扎的结果是无奈地成为先锋诗歌在现代时段的“回光返照”；50年代，台湾现代派诗歌曾经席卷岛内，风光一时，惜乎过度西化而失去了持续发展的根基；待朦胧诗出，声势浩荡，成就空前，遗憾的是有些文本错入难以诠释的朦胧晦涩深潭，曲高和寡；第三代诗一方面全方位地释放生命信息，语言意识高度自觉，另一方面反叛和破坏情结也导致了无建树性的恶果；90年代，个人化写作既保证了诗人的风格绚烂，又难找到读者间彼此能够通约的焦点和中心；21世纪，众多群落的肉体、艺术与网络的狂欢热闹异常，人气兴旺，唯平庸与无秩序让人失望。也就是说，回暖、升温只是繁荣的表象，诗坛热闹喧腾的背后是一种空前的寂寞，中国先锋诗歌迄今尚未真正走出边缘的处境，而且被经典焦虑与稀少这一“老问题”的困扰，圈里之热和圈外之冷的强烈反差，使它在百年后的今天，仍一直没有摆脱骨子深处那股内在的悲凉。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组调查数据是颇具说服力的，那就是赵晋华在2001年12月26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中国当代诗人生存和写作现状》一文，文中提到：“1995年，某市针对18所大学的近万名学生做过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的结果是，经常阅读诗歌的仅占被调查总人数的4.6%，偶尔读点诗歌的只有31.7%，从不接触诗歌或者对诗歌根本不感兴趣的超过半数。而在阅读诗歌的人中间，仅有不到40%的人表示对当代诗歌有兴趣。”其中对先锋诗歌感兴趣所占的比重就更是少得可怜了，并且这种状况至今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

中国先锋诗歌所遭遇的百年孤独，暗合着古今中外一切先锋都往往落寞寡和的内在本质。历史证明，由于“影响的焦虑”，它每一次在诗坛上的崛起都难以维持较长时间，都无一例外地很快就被下一种流派或潮流所反叛，所替代，其内部流动序列充满着严重的“弑父”情结；尤其是它举步维艰，一路上在被时间链条上的后继者不断颠覆的同时，还要左冲右突，绕开、化解各种对立势力的“围追堵截”，在孤独之外忍受质疑、批评、诘难、攻击乃至谩骂，这就颇耐人寻味了。本欲将中西“两家所有，试为沟通”的象征诗派，虽为诗坛带来了“新的颤栗”，结果都被判定为“堕落的文学风气”，“使得新诗走上一条窘迫的路上去”[5]，当事者穆木天也把当初沉醉于象征主义视为“不要脸地在那里高蹈”[6]。现代诗派隽永典雅的纯诗创造，技巧稔熟，也没走出毁过于誉的怪圈，被贬低为“特多早年的美丽的酸的回忆，并且不时出现一些避世的虚无的隐士的山林的思想”[7]。就是被誉为现代主义高峰的九叶诗派那种将现实、象征和玄学综合的经验书写，仍被批评存在着“传统文学风格的单纯与倩巧”[8]的缺憾。台湾现代诗基本上完成了领导新诗再革命，推进新诗现代化的使命，但同样遭到了苏雪林、言曦、寒爵、关杰明和唐文标等人连续性的大面积围攻，被指认逃避现实，空洞无物。恢复了诗歌情感哲学生命的朦胧诗，在否定者那里居然成了“读不懂”的畸形怪胎，“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9]，以致逼得柔弱的女诗人舒婷为他人的“读不懂”而空自嗟叹。第三代诗开释了诗歌的另外一种写作可能，但因其反叛的激进姿态也被严厉批评为绝对反传统必意蕴肤浅，片面技术竞新必让群体期待落空。[10]在个人化写作时期，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之间过于情绪化的相互诋毁，即是对双方诗歌探索价值的最大消解。“70后”诗歌在不少批评家看来，是在以肉体和语言的狂欢为诗歌赢得自由，但也被视为嬉皮状与痞子相太重，其最大的缺陷“在于诗歌的象征、隐喻、暗示功能的萎缩”[11]。

可见，中国先锋诗歌起步虽晚，但在百年行旅中就把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走过的路重新走了一遍，只是它不像在西方那样顺畅，而是一路“红灯”，频频受阻。它历经无数次拼杀突围才成就的骄人业绩来之不易，其间的酸辛坎坷可想而知，来自各方面的论争、打压和先锋诗人的应对，也远难仅仅以文人相轻之故而做出合理的解释。孤独路上重重障碍的设置与突破，可视为多元差异性文学观念的“对话”，彰显出中国先锋诗歌饱具顽韧的生命强力，也在某些侧面隐含了先锋诗歌无法在中国“根深叶茂”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