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命题的提出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这一命题是在1842年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被马克思提出来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是马克思对《科隆日报》的政治编辑海尔梅斯在1842年6月28日《科隆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社论所进行的驳斥而形成的一篇论战性文章。在海尔梅斯的社论中，他展开了对《莱茵报》的攻击，“说它‘用报纸散播哲学和宗教思想’，并发表重头文章，声称宗教的堕落引起了政治的堕落”[2]。实质上是海尔梅斯公开向普鲁士当局告密，要求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禁止像《莱茵报》那样在报纸上从哲学的观点来讨论宗教事务和国家政治。对此，马克思在这篇论战性文章中围绕“哲学也应该在报纸的文章中谈论宗教事务吗？”[3]和“在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中，报纸应该不应该从哲学的观点来讨论政治？”[4]这两个问题对海尔梅斯进行反击。如果单纯从这种反击来看，很容易使人形成这样一个印象，即这篇论战性文章或许是在讨论有关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等问题，而与“真正的哲学”并无相关。但笔锋一转，马克思提出要回答哲学是否可以探讨宗教和政治这个问题，必须要对哲学本身进行分析。紧接着，继对海尔梅斯的哲学进行批判，讽刺他的哲学是宗教哲学之后，马克思开始批判德国哲学，指出德国哲学宁静孤寂和不切实际，宣称它们不是真正的哲学。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哲学应该是历史的产儿，是对现实问题的解答，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进而提出了“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这一著名命题。

如此看来，难道马克思此时提出以上这个命题只是对德国哲学进行简单的回应？或偶然的感叹？直至今日，我们依然只是无休止地引用这个命题，而没有对马克思为什么提出这个命题进行细心求索。

事实上，通过透视马克思自1837年明白没有哲学不能前进一步，从而首先渴望专攻哲学，到1842年提出这个命题的思想历程不难发现，马克思提出这个命题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而且可以说，马克思提出这个命题正表达了他自己对哲学的新理解和新要求：捕捉时代的迫切问题，要求哲学干预现实生活，用尖锐的批判精神阐明对改变现存社会状况的必要性。

1837年11月致父亲的信是最早直接呈现马克思哲学思想变化历程开始的现有资料。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遭受了两次打击。第一次，马克思试图通过专攻哲学，用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来创造出一种法的哲学，使其贯穿整个法的领域。为此，马克思写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导言，并制定了他的法哲学的详细大纲，包括关于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学说的第二部分。但马克思发现这里出现了理想主义所固有的现有之物与应有之物的对立，并且“在该体系的结尾处我又一次不得不认识到它和我以前的全部努力都是错误的”[5]。这次打击的直接结果就是使马克思的思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此他放弃了康德和费希特式的理想主义，转向他曾经憎恶的带有“离奇古怪的调子”的黑格尔概念性的理性主义。

然而，这次思想转变对马克思来说恰恰又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因为他本来是希望在黑格尔哲学中寻求精神的坚实基础，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之下”，但他很快发现黑格尔哲学并不能给哲学提供坚实的基础，并且通过阅读黑格尔及其大部分弟子的著作和参加一个黑格尔派的讨论小组后，他发现“这里在争论中暴露了很多相互对立的观点，而我同我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6]。尽管如此，这并不能遮蔽马克思要求哲学面向现实，到现实中去寻找坚实基础的愿望。

如果说1837年11月致父亲的信只是表明马克思有要求哲学面向现实，到现实中去寻找坚实基础的愿望，但并没有实质性地用哲学来干预现实的话；那么，在青年黑格尔派影响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则使这种要求多少得到了彰显。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并非像它所呈现的现象那样，是在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进行对比，说明两者的差别。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后来在19世纪50年代致拉萨尔的信中所言，他选择伊壁鸠鲁作为研究对象并不是出于单纯的哲学兴趣，而更是“出于（政治的）兴趣”。因为马克思认为作为自我意识的哲学家的伊壁鸠鲁提供了一条救赎自由的道路。这种自由的救赎主要体现在伊壁鸠鲁用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运动来打破命运的束缚，脱离限制性的定在，从而实现自我意识的自由。但马克思并没有赞成伊壁鸠鲁把自由理解为脱离、离开痛苦和困惑的心灵宁静的观点，而是要求成为实践的力量，面向现实，在现实中彰显这种救赎精神。诚然，马克思在此还没有把这种“实践力量”当作批判的武器直接攻击普鲁士这个现实版的“阿门塞斯冥国”，但在其博士论文的序言和附录中，他都旗帜鲜明地迎合时代的方向，慷慨激昂地批判宗教。马克思在对宗教进行无情批判时指出，我们应该把人从宗教的囚禁中解救出来，实现自由。

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的马克思，曾一度与布·鲍威尔合作，继续攻击基督教。马克思为此还为布·鲍威尔的《对黑格尔这位无神论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最后的通牒》撰写了第二部分《论基督教的艺术》。但他们的合作很快就停止了，因为马克思对布·鲍威尔局限于宗教的批判感到不满，他要求哲学更多地直接参与现实政治问题的讨论，捕捉时代的迫切问题。这样，马克思就主动地卷入了最危险的政治领域中。《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就是马克思卷到政治领域的第一篇政论文章。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针对当时普鲁士政府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进行哲学的逻辑分析，揭露了书报检查令的伪善本质，指出新的书报检查令虽然通过法律形式规定书报检查不得阻挠对真理的探讨，但却又规定对真理的探讨必须要严肃和谦逊。马克思认为，这是逻辑上的矛盾，因为这两个规定使探讨一开始就脱离了探讨本身的内容，而把注意力放在了符不符合严肃和谦逊的规定上。但真理是普遍的，它像光一样，很难谦逊，而且不可能只用一种形式来规定，就像缤纷的自然为了严肃和谦逊必须只能用一种官方的色彩来描绘一样是荒谬的。在马克思看来，这属于是把对真理本身的完全歪曲的和抽象的观点作为出发点。因此，马克思认为要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就必须直接推翻这种不合理的现存制度本身。由此可见，马克思已把哲学这种批判的武器指向普鲁士的封建统治，开始在现实中为人民谋利。

但随着马克思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莱茵报》的编辑工作中，并使《莱茵报》变得越来越“粗鲁而尖锐”，它的对手——《科伦日报》就开始展开了对它的攻击。这场攻击即《科伦日报》的政治编辑海尔梅斯在179号《科伦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社论。在这篇社论中，海尔梅斯公开向普鲁士当局告密，并要求书报检查机关禁止《莱茵报》对基督教进行“极其无理”的攻击和从哲学的观点来讨论国家政治。正是围绕哲学应不应该在报纸的文章中谈论宗教事务和国家政治这个问题，马克思展开了对海尔梅斯的反击。马克思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对问题本身进行分析。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之所以被认为不应该在报纸的文章中谈论宗教事务和国家政治，是因为哲学被理解为像巫师的咒语一样，超出常规，不切实际。然而，马克思指出，这种哲学并不是真正的哲学，因为真正的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的，它就是对现实问题的解答，是历史的产儿。由此，马克思提出了这个著名的命题：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