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疗救心灵(1)
在布尔克赫尔茨利岭的苏黎世大学精神病院的岁月是见习期，我感兴趣和研究的中心是令人焦躁不安的问题：精神病人身上发生了什么？当时尚不理解，同事中无人关心此问题。精神病学教学可谓意在不顾病人而满足于诊断、描述症状、做统计。从当时占上风的所谓临床观点来看，医生并不关心精神病人是人、是有个性者，而是用一长串诊断和症状医治第几号患者，给他“贴标签”，用诊断给他扣帽子，这个病例大半就算解决了，精神病人的心理根本不起作用。
在此情形下，弗洛伊德帮了我的大忙，尤其是他对歇斯底里和梦的心理学做了基础探究，其见解给我指明了进一步探究并理解个案之路。弗洛伊德虽非精神病科医生，而是神经病学家，但把心理学问题带入了精神病学。
我还记得一个当时令人印象极深的病例，是一名少妇，贴着“忧郁症”的标签入院，在我的科室里。人家习以为常地给她做了细致的检查：既往症、测试、体检等等，诊断：精神分裂症，或者如当时所称“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预后诊断：很糟糕。
起初，我不敢怀疑这一诊断，当时还是年轻人、新手，不相信自己做得出不一致的诊断，不过这个病例显得奇怪，我觉得不是精神分裂症，而是一般的抑郁，就打算按自己的方法给这名女病人作检查。当时，我在关注诊断联想研究，就跟她做联想实验，还跟她谈论了梦境，以此方式澄清了她的过往，获悉了寻常的既往病历不曾查明的要点，可谓直接从潜意识里得到了信息，表明有悲惨黯淡的往事。
婚前，这名女士认识一个男子，一个大实业家之子，周围所有姑娘都对他感兴趣。她以为，自己长得漂亮，会中他的意，有些机会。但看来他对她不感兴趣，所以，她就嫁了别人。
五年后，一名老友来访，他们共忆往事，趁此机会，友人说：“您结婚时，对某人是打击——对您的那位X先生（大实业家之子）。”这就是契机！在此瞬间，抑郁开始了，几周后，灾难发生了：
她给孩子洗澡，先是四岁的小姑娘，然后是两岁的儿子。她生活在乡间，供水在卫生方面并非毫无瑕疵；有供饮用的纯净泉水和供洗澡、洗涤之用的受感染的河水。给小姑娘洗澡时，她看见小姑娘吮吸海绵，但未加阻止，甚至给小儿喝了一杯不洁水，当然是无心的，或者只是半清醒的，因为她已经处于开始抑郁的阴影中。
不久，过了潜伏期，小姑娘因伤寒病亡，那是她宠爱的孩子。男孩未受感染。在那一刻，抑郁急性发作，这名女士就入院了。
她是凶手，我从联想实验中看出这一事实还有她的秘密中的许多细节，我明白了，这些足以导致她抑郁，关键是心理障碍。
她的治疗情况如何呢？迄今为止，因失眠而给她服用镇痛剂，因为有自杀嫌疑，她受到监控，但此外未做什么，身体方面情况很好。
我发现自己面对的问题是：是否该开诚布公地跟她谈谈？要做大手术吗？这对我意味着难办的良知问题、空前的各种义务间的冲突，但不得不与她一起解决冲突；因为若问同事，他们可能会告诫我：“千万别跟她说这些事，您只会让她更疯狂。”依我之见，也可能起反作用。反正在心理学中，几乎没有明确的真理。对一个问题可以做这样或那样的回答，要看是否同时顾及潜意识因素。当然，我也意识到在拿什么冒险：若女病人陷入困境，那我也一样！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冒险采用结果极不确定的疗法。我告诉了她通过联想实验发现的一切。您可以想象，这有多难。直言不讳某人杀了人，这不是什么无足轻重的事。闻听并接受此事，对女病人来说是悲剧性的。但效果是，十四天之后，她可以出院了，再未进过精神病院。
还有其他理由促使我对同事绝口不提此事，生怕他们讨论此病例，会抛出什么合情合理的疑问，虽然不能指出女病人做了什么，不过，这样一种讨论对她可能具有灾难性的后果。我觉得较恰当的是她复归生活正轨，在生活中抵过，她受命运的惩罚够惨了。出院时，她身背不得不承受的重负。身患抑郁、在精神病院受隔离时已经开始悔罪了，而丧女使她深受痛楚。
在许多精神病病例中，病人都有按下不表且往往无人知晓的往事。对我而言，研究了这一段个人的病史后，才开始真正的治疗，它是病人为之心力交瘁的秘密，同时包含治疗的关键。医生务必知道如何获悉此事，提问须切中此人整体，而非只是其症状。多数情况下，调查已知的材料还不够，联想实验可能开辟通道，解梦也能做到这点，或者与病人做长久、耐心、通人情的接触。
1905年，我取得精神病学大学执教资格，同年成为苏黎世大学精神病医院的主治医生，任职四年之久，此后（1909年），因为工作实在令人难以招架，不得不辞职。在这些年里，我的私人诊所大到令人再也跟不上工作节奏了。但编外讲师的工作一直保留至1913年，讲授心理病理学，当然也讲授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基础以及原始人心理学，这些是主要内容。在最初几个学期中，我上大课时主要研究催眠术以及让内和弗鲁尔努瓦。后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问题处于突出地位。
在上催眠术课程时，我也探询向学生介绍的病人个人病史，依旧清晰记得一个病例：
有一次来了个上年纪的妇人，约五十八岁，看起来具有宗教倾向，拄杖而行，由女仆领路，她左腿麻痹十七年，痛苦不堪。我让她坐在舒适的椅子里，询问病史，她开始讲述并诉苦，整个病史连同杂七杂八的一切曝光了。最终，我打断她的话头，说道：“好了，没时间说这么多了，现在得给您催眠了。”刚说完，她就合上眼，进入深度昏睡状态——我未做任何催眠！我很惊讶，但不打扰她。她喋喋不休，讲述千奇百怪的梦境，都是对潜意识的深度体验，然而，我很久之后才明白这点。当时我估计是一种谵妄。但场面令人不快，在场的有二十名学生，我想给他们演示催眠！
半小时后，我再想唤醒她，她没有醒来，令人觉得不祥，一个念头袭来，我可能触动了潜在的精神病。等到我终于把她叫醒，过去了大约十分钟。这中间，还不能让学生察觉我的焦虑！女士苏醒时，晕头转向。我试图安慰她：“我是医生，一切正常。”她叫道：“可我痊愈了！”扔掉拐棍，可以行走了。我满脸通红，对学生们说道：“各位看到了，用催眠术可以达到什么效果。”但我对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
这是促使我放弃催眠术的经验之一。我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但那名女士确实痊愈了，欢天喜地地离去。我请她通报自己的情况，因为估计至迟二十四小时后会复发。但疼痛不再，我虽有怀疑，仍不得不接受她痊愈这一事实。
次年夏季学期第一次上大课时，她又出现了。这次，她诉说不久前才出现剧烈背痛。我认为不排除背痛与我重开大课相关，或许她在报上读到我开课的预告。我问她，何时开始疼痛，由什么引起。她却想不起在某一特定时间发生了什么，根本不知如何解释。最后，我从她嘴里问明，确实在报上见到我开大课的预告的那时那刻开始疼痛。这虽然证实了我的猜测，但仍旧不解什么会导致那次奇异的痊愈。我又对她催眠，也就是说，她又跟那次一样，自动进入昏睡状态，过后摆脱了疼痛。
大课之后，我留住她，以了解她的生活细节。情况表明，她有个弱智儿子在本院我的科室里。我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她用的是第二任丈夫的姓氏，儿子是头婚时的独生子。当然，她希望有个聪慧成功的儿子，他年轻时就心理有疾，她深感失望。当时，我还是年轻医生，体现了她对儿子的一切愿望。因而，身为老年妇女，她将自己所抱的雄心勃勃的愿望反映到我身上。她可谓收养我为子，昭告天下奇异痊愈。
确实，我在当地有魔术师之名，要归功于她，因为这件事口口相传，连我最初的私人患者也在传。我的心理治疗实践始于一名母亲把我当成她患精神病的儿子！当然，我对她解释了其中的关联，她颇为理解地接受了一切，后来再未复发。
这是我首次真正的治疗经验，可以说是首次分析。我清晰地记得与那名老夫人的交谈，她很聪慧，很感谢我认真对待她，对她和儿子的命运表示同情，这对她很有用。
起初，在私人诊所里，我也使用催眠术，但很快放弃，因为那是在黑暗中摸索，永远不知进展或痊愈持续多久，我始终反对不明不白地工作，同样不怎么喜欢由我决定患者该做什么。我其实更在意从患者本人处了解他理所当然会向何方发展，为此，需要细致分析梦境和其他潜意识的病征。
1904—1905年，我在精神病医院设立了实验心理病理学实验室，跟一些弟子探究心理反应（即联想）。老弗朗茨·里克林是我的手下，路德维希·宾斯万格当时撰写的博士论文论述联想实验结合心理电反射效果，而我撰写《论心理事实诊断》这篇论文。还有一些美国人，其中有卡尔·彼得森和查尔斯·里克斯赫，他们的论文发表在美国专业杂志上。应该归功于联想研究的是，我后来于1909年受邀前往克拉克大学，介绍自己的工作。弗洛伊德也同时获邀，两者并无关联。我们两人均获得法学荣誉博士称号。
同样也是通过联想实验与心理电反射实验，我在美国为人所知，很快就有来自那里的众多患者。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最初病例中的一起：
一个美国同行打发一名患者来我处，诊断结论为“酒精性神经衰弱症”，估计“无法医治”。我那名美国同行预测我的治疗实验可能一事无成，为防万一，已经劝告患者找柏林的某位神经科权威问诊。患者在门诊时间就诊，我跟他略作交谈后，看出此公得的是平常的神经症，他对心理成因一无所知。我跟他做了联想实验，确诊他饱受可怕的恋母情结折磨。他出身殷实望族，有娇妻，表面上可谓无忧无虑。不过，他贪杯好饮，这是绝望之下试图自我麻醉，以忘却令人压抑的处境，当然，用此方式并未摆脱困境。
其母是大企业主，这个聪慧异常的儿子身居要职。其实，他早就不该郁闷地甘居母亲之下，但下不了决心牺牲耀眼的职位，所以依旧依附帮他获得此职位的母亲，跟她在一起或者不得不屈服于她的干涉时，就开始酗酒，以麻醉自己的情感，或者确切地说，摆脱她。其实，他却违背本能地任由富裕生活和舒适引诱，根本不愿脱离暖巢。
短期治疗之后，他停止酗酒，认为自己痊愈了。但我告诉他：“若您回归原状，我保证不了您不会又是老方一帖。”他却不信我的话，满怀信心地返回美国。
刚一置身于母亲的影响之下，他又开始酗酒了。其母在瑞士逗留时，请我去会诊。她是聪明人，却是头等权魔。我看出儿子不得不反抗什么，知道他无力抗拒，身体也有些弱不禁风，根本敌不过母亲。所以，我决定来个突然袭击，背地里给其母出具了一份鉴定书，证明他因嗜酒而无法在她的公司中长期履职，应予解职。母亲听从了此建议，儿子当然对我大为光火。
我在这种情况下做的事通常与医生的良知不易一致，但知道，为了患者，不得不自揽责任。
他接下去的情况发展如何呢？就此与母亲分离，可以发展其个性，虽然或者恰恰因为接受了一剂猛药，还是前程辉煌。其妻非常感激我，因为丈夫不仅解除了酒瘾，而且独辟蹊径，大获成功。
我对该患者经年负疚，因为背着他出具了鉴定书，但确知只能强行使他离开母亲，这就解决了神经症。
另一病例同样难以忘怀。一名夫人前来就诊，拒绝说出名字，说名字无关紧要，她只想咨询一下。她显然属于上流社会，声称曾是医生，要向我倾诉的是忏悔，二十年前出于嫉妒而杀了人，毒死了最好的女友，因为想嫁给其夫。依她之见，若无人发现，谋杀无关紧要，想嫁女友之夫，就得除掉女友。这就是她的立场，道德顾虑不在考虑之列。
后来呢？她虽然嫁了那个男人，但他很快英年早逝。随后几年，怪事迭出，这次婚姻所生女儿一长大就力求离开母亲，早早结婚，越来越疏远，最后从她的视野中消失了。她与女儿失去了任何联系。
这名女士是狂热的骑手，拥有若干坐骑，吸引她关注。一日，她发现马匹开始在她身下烦躁不安，甚至最喜爱的马也受了惊，把她摔了下来。最终，她不得不放弃骑马，现在转而与狗打交道，眷恋一只特别漂亮的狼狗，偏巧这条狗瘫痪了。因为受够了，她自觉“道德上完蛋了”。她不得不忏悔，为此目的来找我。她是杀人犯，但也杀死了自己。因为犯下此罪者就毁灭了灵魂。杀人者已经处死了自己。若有人犯罪被捕，则由法律惩罚。我们这个案例表明，若暗中犯罪，没有道德意识，而一直无人发现，仍难逃惩罚，还是会真相大白的。有时看起来连飞潜动植也“知”底细。
因为谋杀，甚至动物也与这名女士格格不入，她寂寞难耐，为排遣寂寞，把我变成知情者。她必须有并非谋杀者的知情者。她想找到一个人能够无条件地接受她的忏悔，因为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重建与人的关系，但不能是专业的忏悔神父，而必须是医生。若是忏悔神父，她就会猜测，他因职务而倾听；他不会接受事实本身，而是为了做道德评判。她经历了人与动物抛弃她，深受此沉默判决的打击，再也无法忍受其他永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