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通向“重庆大轰炸”之路

一 海军省公文里关于重庆轰炸的记述

海军省在中日战争期间，三次发行过海军省海军军事普及部所编辑的文件《在支那事变中帝国海军的行动》。昭和15年（1940）3月15日发行的《其之三》（从攻占海南岛到北海作战）（1985年合本复刻，鹏和出版），收录了1939年5月以后从汉口基地起飞对重庆等城市进行“腹地攻击”的概要。

关于概观“重庆大轰炸”全景的工作，另有以《海军航空队战斗详报》为基础史料的鉴定意见书提交，故而在这里按照本鉴定意见书所需，围绕海军部怎样认识攻占汉口后的“100号作战”并且告知日本国民的内容进行摘录。这些内容同时也是为了呼应本案原告的陈述与《民国28年（1939）度四川省各地空袭损害统计表》的数字，进而呼应由住在重庆的外国人——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西奥多· H．怀特（Theodore Harold White）、美国摄影师卡尔·迈丹斯（Carl Mydans）、作家韩素音（Elizabeth Combe）、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等留下的受灾记录。

以下是《在支那事变中帝国海军的行动》中有关1939年5～7月实施重庆轰炸和成都轰炸的部分记述（第79～80页）：

 

因腹地攻击的机会为长时间恶劣天气所阻而不得已待机于基地的海军航空部队，乘继之而来的（5月）3日好天气之机，由增田、入江两少佐率领的飞行大队，决然对重庆大举实施本年度第一次攻击，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作为主要目标而进行了大轰炸。

（5月）4日傍晚，再次大举空袭重庆，除炸毁防空司令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以外，致附近几个地方也燃烧起火。在本次攻击中，我飞行机队由于受到（重庆）市外西方各国领事馆所在地附近的高射炮阵地（有数十门高射炮）之猛烈射击，故而我部队之一部轰炸了敌之高射炮阵地而使之沉寂下来。

同一天夜间，由入江少佐指挥的精锐机队，对重庆决然进行了第三次空中轰炸，轰炸了江北军事设施与城市街区，给予目标毁灭性伤害。

6月11日，受惠于好天气的航空部队，决然长驱直入成都进行第一次攻击，轰炸了敌之军事设施，向财政厅、工科学院、省政府、民政厅、四川省党部、电政局投下重磅炸弹，致使四个地方发生了大火灾，予敌以重大之打击。

7月5日乘好天气之机，先后两次对重庆的军事设施及广阳坝飞机场，断然实行了夜间攻击。空袭重庆的部队，第一次轰炸使市街中心地带有两处引发火灾，第二次轰炸同样使市街中心地带有一处引发火灾。对于广阳坝飞机场，则向其中央部至西部一带投下重磅炸弹而命中目标，予以重大伤害，然后机队全体安全飞返。

翌（6）日也对重庆先后进行了两次夜间攻击。第一次攻击以政治部所在地的四川监理银行、宪兵司令部为中心，所投炸弹命中了市街东北部，使其中一处引发大火灾；第二次攻击针对中央公园的北方及西方一带，使其中一处起火燃烧，均予以重大伤害……（下略）

 

在上面的引文之下，有连续不断的战果报告。根据同书附表《九、支那事变海军作战经过一览表》〔自昭和14年（1939）2月11日至昭和14年（1939）11月30日〕的记录，其间实施的轰炸，对重庆有28次，对成都有2次，对自贡（自流井）有1次。这些轰炸之大半，都作为“大本营发表”通过报刊、广播而告知了日本国民。

在该一览表所记载的“主要事项”中，初期多用“飞机场”一词，不久改用“军事设施”“敌据点”“交通机关”“军需工厂”“军用仓库群”等词语。其表面显得似乎在坚持“军事目标主义”，但也有几处写着“市街”字样。如果深加注意而解读，则所谓“交通机关”大致是火车站乃至调车场，故而容易察知那里就是市街中心地带。在重庆市（特别是在市中区）以旧城郭为基础的狭隘地域里，官方机构与民房相错杂，等于没有政府机关区域与商业繁华区、住宅区等的区别。从地方上的一个商业城市变成战时首都，重庆就变得繁杂而膨胀。但这样的重庆，从空袭初年开始，就遭受着如此残酷的攻击。

二 由《战史丛书》《日本海军航空史》所见“五三”“五四”空袭

《战史丛书》之《中国方面海军作战（2）昭和13年（1938）4月以后》一书，其第一篇第二章《昭和14年（1939）的海军作战》里《腹地航空攻击》一节记述道：

 

进入昭和14年（1939）后，就以5月3日第一次攻击重庆为开端，且以对重庆为主，实施了对四川省各地要冲的航空攻击。支那方面舰队4月24日将第十四航空队、6月1日将高雄海军航空队先后集中于汉口基地，进而在9月5日再次指挥将第一联合航空队加入进去，从而在同年5月至12月间，对以重庆为主的四川省实施了集中攻击。

 

但该书没有记述上列轰炸的具体情况，也无评论；只是在同节第109页有一张题为“轰炸下的重庆市街”的航空摄影，摄的是夹在长江和嘉陵江中的重庆市区全域被轰炸后引发烈火燃烧冲天的景象。

另有一本书是《日本海军航空史（4）战史编》，其第三部《支那事变海军航空作战史》第四章《战线胶着后的作战》里，有“四川省集中攻击”的记述：

 

支那方面舰队4月25日下令第十四航空队、6月1日下令高雄海军航空队集中于支那中部，海军中枢部又在9月5日下令将第一联合航空队派往中国大陆，以摧毁蒋（介石）政权的首都，挫败其抗战意志。与此同时，从5月初到12月末的8个月间，持续展开了将中国空军在其根据地将其捕捉而击灭的作战。（第493页）

 

关于最初的重庆攻击，同上书有记述道：

 

其第一次攻击开始于5月3日，第十三、第十四两个航空队的中型攻击机45架（超出当时两航空队相合的常用架数）对重庆实施了白昼强袭。当天，在重庆上空待机的中国空军战斗机30架迎击中攻队，我方一面轰炸重庆市街，一面与之交战，击落其9架飞机（另有5架没有确定是否击落），但本次空战我方损失为2架。（第504页）

 

上引的记述稍稍详细，明确揭示了此次作战的意图为市街地轰炸的事实。

中国方面的资料，有1939年度末汇集的《民国28年（1939）度四川省各地空袭损害统计表》。据其记载，这一年5月3日的空袭，死者为673人，伤者为350人，毁坏房屋为1086栋；5月4日的空袭，死者为3318人，伤者为1937人，毁坏房屋为3803栋。仅这两天的空袭，就夺去了接近4000人的生命，超过了1937年的“格尔尼卡轰炸”。即使只从这一数字来判断，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其轰炸是基于“军事目标主义”而进行的。对此，公开刊行的战史（《战史丛书》）保持沉默，但由当时海军省的出版物和《日本海军航空史》来补充，就应当认为从1939年5月3日、4日的重庆轰炸开始，“要地攻击”就在目的上被定型化了，这是确定无疑的。据此观之，其“击溃”“使敌屈服”的目的，就在于“挫败”居民的“抗战意志”，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可以印证此事的日本方面的资料，为慎重起见，下面举出陆军参谋本部的难波三十四中佐所著《防空》。

三 难波陆军中佐对轰炸南京与重庆的观察

《防空》作为《国防科学丛书22》的一卷，由钻石出版社刊行于日本对美英开战后不久的1942年3月。其最后一页的“著者介绍”写道：难波三十四为“参谋本部部员，防卫司令部参谋，○○军司令部随从，陆军中佐。著书有《现今时局下的防空》”。若据《战史丛书》记载，则可知难波中佐曾经担任过参谋本部第四课（国土防卫担当主务课）代理课长之职。

《防空》的刊行一方面是因为“必须预想到对于我国土的空袭乃势所必至”而促使日本国民提高对空袭的觉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呼吁制订完整的空袭对策。该书的“序言”开头就写道：

 

以昭和16年（1941）12月8日为转机，支那事变扩大成了大东亚战争。

战争爆发以来，我远征外国的军队，在以雄大之势进行陆上、海上、空中作战的构想下，获得空前的大胜利，其中作为防空的第一要谛，就是正在通过进攻歼灭战，捕捉在东亚的敌空军而歼灭之。

但是，必须预想到战争正是在今后，对于我国土的空袭乃势所必至。

 

《防空》第一篇为序论，第二篇为空袭，第三篇为国土防空沿革史的概要，第四篇为防空，第五篇为各国防空的概要。下面摘录其第二篇第一章“空袭战史”中的第四节“支那事变与大东亚战争”的内容。

 

在支那事变及大东亚战争中，我陆海军的航空队纵横无尽地活跃着并取得赫赫战果，正在确立全军战胜的基础，这是随时都在报道而无须赘言的。但是，在此之际，最欲知者为我实施空袭的要领与敌方受害的状况等，虽然现在还不是将之详细公开发表的时候，但基于我政府所公布及外电所报道的内容，且在其范围内摘记一两个空袭战史的事例。

 

于是举出“其一，空袭南京与重庆”为例：

 

昭和12年（1937）8月15日，我海军冒着暴风雨天气，对南京断然进行了跨海轰炸；其后至同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为止继续进行。我陆海军对南京空袭的概要，如第7表所示。

又，蒋（介石）政权迁往重庆后，对重庆进行空袭的大要，如第8表所示。

 

其提到的两张空袭表，南京的有4页半，重庆的有2页。从著者的级别与其在参谋本部的职位，加之是“基于我政府所发表或外电所报道的内容”来考虑，可以将其视为可信的信息。这两张表的差异仅在于，“南京空袭概况”有日期、架次、轰炸地域、飞行机之损害（支那军和日本军）等，“重庆空袭概况”则有“受害状况”（死伤者与房屋）及“备考”，稍稍详细地记载了受害状况。第8表所列内容只是轰炸重庆的一部分（11次空中轰炸），但却足以从中读出无差别轰炸的本质。

兹将“第8表”的特征列举如下。

A）“重庆空袭概况”所揭示的仅有11例，但在“轰炸地域”上明示为市街地轰炸者有2例。一是“昭和15年（1940）6月10日、重庆中心地区及周围半径15公里之区域内”；二是“昭和15年（1940）6月1日至2日、重庆中心地区嘉陵江北岸地区”。可以看出在这些事例中，其轰炸地域有“军事设施”“军官房屋”等标记，但被明记为“中心地区”者，显示出该地区就是轰炸目标。

B）在“昭和14年（1939）5月3日至4日”的情形，“被害状况”的“房屋”一项之下，含有不能视为军事设施的“广播电台”“各新闻社”，还记有“市街民家发生大火”。将之与“死伤约1万人”的记载相联系，自然就可以认为被害之大半是来自“市街民家”（中国方面统计的死伤者数字为6278人）。

C）统计被毁坏的建筑物，有“倒塌700”“损坏1000”“倒塌房屋3000”“房屋被害1000”，还有“由38处引发的大火灾，使残存房屋之7成为灰烬”“毁坏大量房屋”等记载，可以认为至少有6000家以上受害，由此也足可看出日军无差别轰炸的意图。在“备考”栏里，记为“重庆之军队防空高射炮8门，飞行机寥寥”，这与《日本海军航空史》的记载相异，但由此也可知对重庆的轰炸是任意妄为的蹂躏行为。

以上是从参谋本部的主管防空者对“重庆大轰炸”分析后制成的表中所见到的特征，虽是出于向日本国民告知空袭的恐怖这一想法而举出的实例，但没想到其结果却证明了“重庆大轰炸”是无差别轰炸的实情。难波中佐还在《防空》中另一处（第二篇第二章“空袭战略”第一款“空袭目的及目标”），有如下记述（第108页）：

 

针对敌国国土的空袭目的及空袭目标，其选定条件在原则上说来有如下几点：

（1）攻击敌国民而致其死伤，毁坏其房屋和财产，对其衣食住及其他生活设施等予以痛击，在物质上逞威的同时，也在精神上施加威力，让其感到惶恐、不安、动摇、混乱等，挫败敌国民的战争意志。

（2）毁坏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等中枢机构，使其进行战争的能力衰退进而丧失。

（3）毁坏其重要资源与生产工厂，使其丧失完成作战的能力。

（4）毁坏敌野战军的补给动脉之铁路、港口等要冲，切断并阻止敌人的兵力输送和军需品的补给等。

 

以上记述中的言辞，可以说比《海战要务令》所规定的“要地攻击”条文更为强烈。这样的记述在笔者现今能够入手的日本官方档案中尚未见到，但立足于事实真相，则可断言“重庆大轰炸”的本质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