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福弟孔令杰的一生

父亲的弟弟孔彦英（1909—1967），谱名令杰。我的叔叔。他和我父亲令俊（另境）、姑妈德沚是同胞三姐弟。姑妈比他大十二岁，同属鸡，令杰排行第八，因“八”字的谐音不好听，小名阿福。我父亲行第六，小名阿六，比令杰长五岁，比姑妈小七岁。其余的兄弟姐妹都先后夭折。

他性格温柔、内向，年轻时多病善感。得其姐姐、姐夫资助读完中学，后返家乡植材小学教书，深受学生爱戴。1938年，因家乡沦陷，转到上海，由其兄介绍进华华小学、中学教书。业余从事写作，笔名司徒宗等。结集出版的小说、散文集有《迷雾》《血债》《昨日》等。始终独身未婚。在复旦大学附中执教时，曾得上海市优秀教师称号。1956年入党。他是孔氏三姐弟中最早去世的，终年58岁。

在我的记忆中叔叔的形象，虽然没有我父亲长得英俊，始终是瘦瘦的，病恹恹的，性格与我父亲也不同，然而他亲切和蔼。小时候，他和我们住在一起，看他空闲时，我和哥哥常缠着他讲故事，他摸着我的头，轻声细语地娓娓道来，讲《西游记》，讲福尔摩斯，讲《聊斋》的鬼故事等，总有说不完、听不厌的精彩。那时那景，至今我还依稀记得。

叔叔在江湾教书，平时，每周都要回家过周末，并住上一个晚上；逢年过节可以连着住上几天，他们大人除了吃饭、喝酒、打牌、聊天之外，叔叔会留意观察我们这些小孩，不时加以评语。有一次，他比较我两个妹妹，说一个心肠很好，热心助人，有些傻劲；另一个调皮，不动声色，会动脑筋。有一年夏天暑假里一天的下午，叔叔摸出钱说：“谁去买点心？”我们几个都没有搭腔，大妹子说，那么我去好了。商量买什么样的点心？川公路有一个卖豆沙大饼的小店，大家都赞成去那里买。叔叔怕刚出炉的大饼烫手，叫妹子带一把大蒲扇，把钱给了她。没有多久，大妹子哭丧着脸回来了，大饼没有买到钱没有了。为什么？原来，叔叔把钱放在大蒲扇上给她，她小心地拿着扇子，可是走到川公路大饼店门口，发现钱不见了，这下急了，马上往回头路找，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只能拿着扇子回家。听完这话，叔叔大笑，问她：“你把钱放在扇子上没有动？”“没有动，”妹妹说，“我平端着扇子一路小跑，想快些买回来。”这下我们全体都笑了，那年月用的都是纸币，一路小跑放在扇子上的钱不就都吹走了吗！叔叔没有怪她，却一直说这件事给大家听：“这孩子实在。”

叔叔的去世是让我最伤心的，因为我远在北京串连，在姑妈家刚坐定，姑妈一边拿出一封父亲的报丧信，一边说，你看看。我展读一半眼泪马上下来了，想到来不及赶回上海见他最后一面，控制不住地哭出声来。姑妈安慰我说，你们在上海经常往来？我点头。姑父也从邻屋过来看我。我想起叔叔病重时，一个周日的上午，家里包馄饨，母亲让我提着篮子，放些生的馄饨坐车去复旦附中的宿舍看他，因为曾中风，他左手不能动抬，坐在床沿边，看到我把篮里的食品一件件取出，并找到锅子替他下馄饨时，叔叔放声哭了起来。我愣住了，很少见叔叔哭，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情绪有些激动，说了我许多好话。我能体察到他晚年的孤寂，如果身体状况允许，他会在休息日坐车来到我们位于虹口的家，甚至上桌打麻将，用他中风残疾后的好手，一把量衣尺照样把牌理得整齐。如今健康每况愈下，连出门也困难了，他的情绪很不好。我回家告诉了母亲，她也只能叹气。

叔叔的文章我们过去读得很少，他的笔名是司徒宗，是父亲告诉我的，家里只有一本他的著作。在他去世十八年之后，应“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编委会之约，由我编选他的作品集，所以集中读过他的作品，总体感觉他文笔清丽、流畅，写小孩子尤其生动，内容大都是描绘他周围生活着的一群人物，主要是教育界和城镇上生活的人物，留下了生动的时代印记。更可贵的是通过他的笔墨，我们能了解过去历史的细节，尤其是我们家乡乌镇的一幅抗敌画卷，反映了抗战时期人民受到的苦难以及他们反抗的吼声，可以作为历史文献的形象补充。

生前他出版过几种小说和散文集，有《迷雾》《血债》《昨日》等，我还找出不少散见在集外的作品，通过整理、取舍，编就十二万字的小说、散文选，仍取名《血债》,1985年6月交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说到他和我父亲从事创作的起因，大约还是受到他们的姐夫茅盾的影响。

他们三姐弟虽然出生在一个富足的家庭里，但是到他们父亲这一代，除了不理财，不顾孩子，自行其乐外，还荒唐地把一份家产在两三年内迅速败光。祖母沈氏在他们父亲的压迫下，于1918年抑郁而死，时年只有48岁。祖母去世时，令杰叔叔只有九岁，这时其姐已经出嫁，得知两个弟弟在乡无人管教，征得丈夫茅盾的同意后，接令杰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小学念高小。尚公小学的国文老师严良才是创造社社员，很喜欢这个文静如姑娘的学生孔令杰，介绍许多文艺书刊给他看。茅盾又是搞文学的，家里的文艺书籍和杂志很多，使他有机会接触当时的新文艺作品，培养起他爱好文艺的浓厚兴趣，而且帮助他认识当时的社会，使他在幼小的心灵里产生模糊的正义感。

1921年暑期起，叔叔在茅盾家住了两年，高小毕业后回到家乡，投考湖州第三中学。录取后由姑妈负担学杂费，寒暑假回到继母处生活。姑妈和严良才老师经常寄予书报杂志。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学校生活，1924年底他生了一场大病，辍学在家两三个月后，1925年初又一次来到上海，住在他的姐姐家中。因他的姐夫茅盾在当时革命学府上海大学兼课，经茅盾介绍，叔叔进了上海大学附中读书，参加社会活动。

有一次，上海大学同学响应北伐革命军驱逐军阀孙传芳的号召，上街演讲、撒传单，这个温文尔雅的十六岁少年，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活动，因而被捕。多年以后，他在日牢里再次被关押时，环顾四周，好像有些熟悉，他回忆：“那时也曾经在类似的小屋子里被锁上一个月光景。记得当时我父亲为我被捕而痛哭、而奔走，结果竟在杀人魔王李宝章手中赦放了出来。”（引自《血债——二十天拘留回忆录》）这次牢狱经历，因为悲愤难友之死，促使他开始写作，处女作《狱中杂记》发表在《东南晚报》的副刊上。不久，“上大”被封闭，叔叔的读书生活就此结束。

1928年初，经我父亲朋友的介绍，叔叔回到故乡植材小学教书。从此，在小学教育岗位上工作多年，直到1938年家乡沦陷，他又一次来到“孤岛”的上海，父亲推荐他到上海大学同学会办的华华中学附小任教。姑父茅盾在香港办《文艺阵地》，知道叔叔能写些东西，在给我父亲的信中提道：“福弟有闲，可写点居乡闻见来。”于是叔叔的文章经过茅盾指点后，刊登了出来，始用“司徒宗”笔名。

1941年12月8日上海沦陷之后，华华中学的老师高尔柏在家乡松江办了一所茸光中学，一定要他去松江执教。他知道在小城镇里，日本兵的气焰更加嚣张，但推托不掉，又找不到其他工作，只好去松江。从这时候起，他把“孔令杰”的姓名改换成“孔彦英”。换名的原因，是由自欺自慰心理产生的，认为松江是日本人的地界，不愿拿清白的名字去糟蹋。其实当时的上海人何尝不是如此。就这样，这个名字被用在所谓“通行证”上后，一直没有更换，沿用到他去世。

叔叔在茸光中学教了一年以后，转到了私立建承中学去教书，建承中学校长戴介民是父亲在“上大”的同学，这是一所进步的学校，同事中有蒋锡金、袁明吾等。袁是地下党员，后从事实际工作去了。1984年7月蒋锡金在《忆司徒宗》一文中，回忆当时他们相处的日常生活，以及发现“司徒宗”原来就在身边的经过。然而，愉快的生活不久被凶残的日本宪兵来学校搜捕进步人士而告终。

建承中学的抗日气氛是较浓的，教师在教室里上课也会公开宣传抗日，年级的级刊、同学的周记、全校的墙报上也常有抗日的文字，甚至高年级的同学通过学校被送到根据地去的人数也不少。这一切引来了日本宪兵。1945年5月，叔叔终于被捕。同一天，我父亲在新中国艺术学校，也被抓捕到贝当路宪兵司令部。他们不是同一个案件，却被关在一起还互不知情。出狱后，叔叔撰文《血债——二十天拘留回忆录》；父亲是被拘禁四十一天后才被释放的。牢中他们同样受到了严酷的拷打、惨无人道的刑罚，留下终生疾痛。

新中国成立后，叔叔先在工农速成中学教书，培养了许多工农出身的干部。这个学校校址在苏州，他经常坐火车来到哥嫂家里，与侄子侄女们一起度假。后来，这所学校归并改为复旦大学附中，他任语文教师、语文教研组长。曾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教师。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叔叔一辈子没有结婚成家，据说他在乌镇时有过女朋友，在学校任教时也有大龄女同学向他表示过爱慕之心，他当时的同事蒋锡金在文章中提到过此事，但终究没有结果，不知为什么。我母亲也曾撮合过她的女朋友与叔叔见面，但也不成功。大约一个人孤寂惯了，再要改变这样的生活也难。叔叔在苏州时曾领养过地主的小儿子，为他取名孔德华，培养他读大学。那时，他经常陪同叔叔来北四川路我们老家玩，我们兄妹相处也很好，后来，他去外地读大学或上班后，无法照顾叔叔，叔叔要求我的大弟伟成住到他家，帮助干些家务。叔叔写给我父亲的要求信，现在还在我的资料夹里，翻检时读到它，至今还很伤心。他的生活很简单，我的弟弟去了以后也基本吃食堂，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停课闹革命”这段时间，也是弟弟和在复旦附中读书的妹妹乃茜帮助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叔叔生于1909年，卒于1967年。除文艺创作，毕生从事教学，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1984年，我在复旦中文系进修的时候，在贾植芳导师家中，遇到章培恒先生，他亲口对我说，在建承中学求学时，孔彦英先生是他的老师。章先生没有忘记当年的老师，是令人欣慰的。大约也由于叔叔的语文教学经验非常丰富，令人敬佩，他也重视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尤其对于高考的语文试卷，他每次总能料事如神地猜测到大概，使复旦附中的语文高考成绩在全市名列前茅。姜校长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对学校的贡献很大。

可惜他的才学没有来得及充分发挥，他的教学经验没有来得及总结，就默默地去世了，终年58岁。父亲在怀念他的诗句中写道：“亡来一年又半，如今又到中秋。回想临终时，无言无语神散，神散神散，至今音容宛在。”（《如梦令·忆亡弟》，1968年9月11日写于牢中。）

他是孔氏三姐弟中最早去世的。孔氏三姐弟都晚境悲苦、凄凉，无法言说。写到此处，心酸袭来，泪珠止不住……如今姑妈的骨灰和茅盾合葬在乌镇西栅，乌镇还建有父亲孔另境纪念馆，他们都魂归故里，我们后人可以经常回去凭吊、扫墓。可是叔叔的骨灰安放在哪里呢？是否还有踪迹可寻？我们不知道。只有在此纸上燃香，愿叔叔在天之灵安息。我们小辈一直惦念您的恩泽，记得您的音容笑貌。